“座談會”結束後，劉志堅出於要向總政治部黨委彙報的考慮，當即與李曼村、謝鏜忠和陳亞丁一起，根據江青多次談話的精神和每次談話後的追憶，逐段逐句進行討論，由黎明記錄，陳亞丁整理修改，於2月20日晚整理成約3000字的題為《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彙報提綱，並由上海警備區打印了30份。
《彙報提綱》寫了三個方面內容：
第一部分寫座談的經過。
第二部分寫在“座談”中講的“意見”，包括以下幾方面：1.“在文化戰線上存在著兩條道路的尖銳鬥爭”，“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到現在已24年了，就是推不下去，原因就是在文藝工作中有一條與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文藝界有人所講的‘離經叛道’，就是離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之經，叛人民戰爭之道。在這個問題上，十幾年來，實際上是他們在專我們的政。我們一定要進行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搞掉這條黑線。”2.“文藝戰線兩條道路的鬥爭，必要要反映到軍隊內部來，軍隊也不例外。”“例如‘八一’電影製片廠‘也出現了《抓壯丁》的壞作品。”3.“‘文化革命’也要依靠解放軍。”4.“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領導人要親自抓，搞出好的樣板。”5.“文藝工作要搞民主，走群眾路線。”“文藝創作要實行三結合。”6.“工展文藝評論。”“文藝上的反修鬥爭，不能只捉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於碰他，他是修正主義文藝的鼻祖。”7.“在創作方法上，要採取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不要搞資產階級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8.“從思想上、組織上整頓文藝隊伍。”
第三部分寫為了使江青的意見“在思想上、組織上、 工作上落實”，準備採取的八條措施：一、“預定在4月召開創作會議。”二、“成立三大戰役創作辦公室，組織三大戰役創作隊伍。”三、“在1967年10月1日前，拍好《南海長城》電影。”四、“認真清理部隊的電影、戲劇和作品。”五、“整頓總政電影製版局。”六、“開展文藝民主，對戲劇、電影、文藝作品的審查走群眾路線，實行三結合，大家把關。”七、“組織一個寫文藝評論文章的班子。”八、“總政黨委加強對文藝工作的領導。”
要不要把《彙報提綱》送江青過目呢？劉志堅陷入躊躇之中。經過4人反覆討論，認為還是要送上一份提綱給江青為好，因為江青遲早要知道這件事。於是，21日送了一份《彙報提綱》給江青。
22日，劉志堅等人離開上海， 乘飛機飛往濟南，向正在濟南的林彪做了彙報，並送了一份《彙報提綱》。林彪聽了彙報，表示滿意，說道：“這個材料搞得不錯，是個重要成果，這次座談會在江青同志的主持下，方向對頭，路線正確，回去後要迅速傳達，好好學習，認真貫徹。”23日，劉志堅等人乘機飛往北京，沒想到剛到北京就接到上海方面的電話，原來江青對提綱不滿意！
電話是江青的秘書打來的，對方說：“江青同志看了你們整理的材料，認為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沒有能夠反映她的意見，給她闖了大禍！現在不要傳達，不要下發！”秘書還說，江青已把此事報告了主席，主席要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參加修改。另外，請劉志堅立即派人去上海，一起參加修改。經與肖華商量後，決定派陳亞丁飛回上海，因為每次談話的回憶筆記都是他整理的，由他去比較合適。肖華特意關照陳亞丁：“江青要怎麼改，你就怎麼改。有什麼問題，回來再說。”於是，陳亞丁再次飛往上海。
2月25日下午，當陳亞丁帶著原稿風風火火地奔回上海延安飯店時，張春橋已在一層飯店等著他了。見到了江青，陳亞丁才知道其中的原委：那份《彙報提綱》太簡單、太粗糙了，要重新整理，寫出一份《江青同志召開的部分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
兩位“大秀才”——陳伯達和張春橋，參加修改工作。由這兩位“大委才”參加修改，說穿了，也就是把江青那些瑣瑣碎碎嘮嘮叨叨的話，上升為“理論”。第一次修改，陳伯達就談了兩點很有“水平”的意見：
第一，“十七年文藝黑線專政的問題，這很重要，但只是這樣提，沒頭沒尾。要講清楚這條文藝黑線的來源。它是30年代上海地下黨執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繼續，把這個問題講清楚，才能更好地認清新中國成立後十七年的文藝黑線，這條黑線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第二，“要用重彩濃墨寫一段這幾年的文藝方面的成績，那就是江青同志親自領導的戲劇革命——搞了許多嘛，像《沙家浜》《紅燈記》《智取威虎山》《紅色娘子軍》。呵，這些個，都是真正的、貨真價實的藝術瑰寶。”“這才叫推陳出新，才叫創舉。江青同志親自抓試驗田，搞出好的樣板，是標社會主義的新，立無產階段的異，我看只有這樣改，’破‘什麼’立‘什麼才會鮮明、清楚。”
陳伯達的一番吹捧，感動得江青連聲叫好：“聽聽，這就是’黨內第一支筆‘的厲害。春橋、亞丁你們聽清了沒有？伯達同志一下子就擊中要害。真是難得，真是金石之言！修改時，一定要加上。”江青還不忘送給陳伯達一個順水人情：“哼，還有人說伯達同志只會寫文章，這是偏見，是嫉妒！沒有大政治家的水平，哪能寫出這樣擲地有聲的文件？！我要告訴主席，一定不能委屈伯達同志。”江青一再表示：“伯達的意思很好， 幫助我提高了，擊中了要害，很厲害。這一來有些人的日子就不好過了！”
當日，陳亞丁按照江青的要求，把陳伯達的意見和張春橋已經改過的稿子，連同自己根據追憶補充的內容，全部改寫在一份稿子上。27日上午，張春橋與陳亞丁商量又對稿子做了些改動。晚上江青召集張春橋、陳亞丁一起對修改稿進行討論，而後由陳亞丁再修改一遍。
28日上午經張春橋、陳亞丁文字加工，晚上讀給江青聽，得到江青認可。這次大修改，對彙報提綱結構沒做改動，但在內容上做了很多的增刪和改寫，加進了許多座談時沒有談過的東西，文字由原來的3000字增加到5500字左右。題目雖還叫《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但已不是原來那個彙報提綱了。
陳亞丁
江青把這份新的紀要鉛印送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很重視，對紀要親自做了修改”。在標題上加了“林彪同志委託”幾個字，形成了後來下發的文件標題，即《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在內容上共做了10多處修改。其中既提出了一些錯誤觀點，如“搞掉這條黑線之後，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鬥爭”等，還提出了一些正確的主張，如對“古人、外國人的東西也要研究，但要用批判的眼光研究，做到古為今用，外為中用”等。毛澤東閱改後，還指示“請伯達同志參加，再作充實和修改”，於是，先找陳伯達、張春橋對稿子內容做充實和修改，而後又把劉志堅、陳亞丁叫去上海，5個人一起從12日至14日對稿子再做一番修改。
陳伯達不愧為“大秀才”，他在稿子中加入了這樣一段話：要破除對所謂30年代文藝的迷信。那時“左翼”文藝運動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組織上是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文藝思想實際上是俄國資產階段文藝評論家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以及戲劇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們是俄國沙皇時代資產階段民主主義者，他們的思想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資產階級思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一個剝削階級代替另一個剝削階級的革命。只有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才是最後消滅一切剝削階級的革命。因此，決不能把任何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家的思想，當作我們無產階級思想運動、文藝運動的指導方針。30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魯迅為首的戰鬥的“左翼”文藝運動。到了30年代中期，那時“左翼”的某些領導人在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影響下，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觀點，提出了“國防文學”的口號。這個口號，就是資產階級的口號，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無產階級的口號，卻是魯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藝工作者，絕大多數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有些人民主革命這一關就沒過去，有些人沒有過好社會主義這一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