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標準遠低於中國文學自身的最高標準
背景：
·葛浩文，莫言作品的英譯者。翻譯中國作家作品：蕭紅、老舍、王朔、蘇童、王安憶、劉震雲、阿來、白先勇、朱天文……，及《狼圖騰》《北京娃娃》暢銷小說。葛浩文2014年4月中旬參加在上海舉行的一場翻譯研討會演講稿修改載於《文學報》（原載《文學報》2014年9月11日第18—第19版）。在演講中，葛浩文對中國當代文學提出了許多尖銳的看法。嗣後，同樣引起了中國讀者和媒體對葛浩文的激烈批評！但對於葛浩文的這些觀點之前筆者並不知曉，只知道他是莫言小說的譯者。藉此談點個人看法。
·文學作品是作家用獨特的語言藝術表現其獨特的心靈世界的作品，離開了這樣兩個極具個性特點的獨特性就沒有真正的文學作品。一個傑出的文學家就是一個民族心靈世界的英雄。文學代表一個民族的藝術和智慧。文學即人學，即美學。
·小說：以刻畫人物形象為中心，通過完整的故事情節和環境描寫來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體裁。人物、情節、環境是小說的三要素。刻畫人物的方法：心理描寫、動作描寫、語言描寫、外貌描寫、神態描寫。
正文
葛浩文的演講，引發了很多異議和激烈的批評。對此，我們不作評價。仔細想想葛浩文的界定——如何寫中國走出去的小說，葛浩文的說法也不是沒有一定道理。那麼，當用葛浩文的這種說法，來評價中國所有文學（包括古典）與小說的時候，他的這一結論實際上也基本代表了整個西方對中國文學與小說的評價，同時也不可能不反映出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在內的一些傾向。儘管葛浩文再三強調，只針對走出去的中國小說。但是，一當以此要求中國小說走出去的時候，難道面對的不是整個中國文學與小說嗎？不然，又何以評判哪些符合哪些不符合走出去的作品呢。
那麼，我們來看看葛浩文這種以走出去的眼光，是如何評價中國小說的。當代小說，我們姑且不論。他說的一些缺點，不光葛浩文們不滿意，有的我們自己也不滿意。我們只舉其中葛浩文說的一個例子：
中國古典名著，如《紅樓夢》，或《石頭記》等，要是用西方當代小說評論標準來看，讀起來很有趣，但這些作品不見得能算是偉大的小說（novel），因為書裡夾雜了太多無關緊要的瑣碎細節，使得敘述不夠流暢。《紅樓夢》或許可以當作是清代貴族生活的記錄，但是否算是一個結構嚴謹的小說（novel）？不該有的都有了，該有的卻不一定都有。
他自己知道這種看法有爭議，但敢於說實話就令我們尊重。如是，我們也不妨對他說說我們的實話。這必然面對一個評價標準的問題。葛浩文也提到，如何建立一個統一的標準。我們這裡不談標準，只看葛浩文對中國小說的這一評價，我們不難發現，葛浩文讀中國小說，與我們自己讀是不一樣的。我們這裡所說的小說，不只針對當代小說，而是包括古典小說在內中國讀者的一般閱讀心理，或者說審美與閱讀習慣，以及創作者本人的寫作意圖與美學追求，包括更大範圍文學的一般審美偏好。
怎麼不一樣呢？
我們不妨先打個簡單的比方：包括葛浩文在內的西方讀者讀我們的古典詩詞，和我們自己讀的有什麼不一樣？除了格律不能再現之外，他們比我們讀的究竟少了些什麼？
答案眾所周知，中國的格律詩，一經翻譯，就變味了。平仄不能譯，漢字本身所隱含的象形意象，更不可能譯。何況，詩詞中司空見慣的用典更是令人頭疼（葛浩文甚至抱怨說中國作家用成語太多而成語幾乎都來自典故）。即便是中國讀者，如不深入細緻地讀進入，也不見得全知道用典的出處與來路，何況西方讀者。有人甚至說，中國古典詩詞是沒法翻譯也不能翻譯的。所以，我們讀出的詩意，和他們讀到的詩意是不同的。我們不光讀出詩意、詩情，還能讀出詩性、詩境，言外之意、象外之境以及字詞本身的象形意象。簡單歸納，可以權且用一個詞來表達——“韻味”。
就是說：他們少了一種只有我們自己才讀出來的東西——韻味。
那麼，詩歌與小說又有什麼關係呢？詩歌與小說，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文學題材。它們之間，看似沒什麼關係。對此，我們不作討論。我們只能簡單地說，中國的幾乎各種藝術形式，無論書法、繪畫、詩文、戲劇乃至音樂、舞蹈等等，包括散文、小說等種種文學藝術形式，無不追求一種詩性化了的藝術境界（或曰：詩是中國藝術審美的最高範疇）。這樣說可能比較抽象。我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比如戲劇，不管京劇、崑曲、豫劇、評劇、越劇任何一個戲種，角色一上臺，揮一揮馬鞭，我們就知道，他在馬上，而且身後可能是千軍萬馬的將領，無須騎上一匹真馬在舞臺上跑來跑去，我們就能感受到萬馬嘶鳴殺聲震天的氣勢。這便是中國藝術所特有的意象。而唱詞唱腔肢體語言加上配樂所傳達出來的那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意味韻味，才是我們一遍遍重複欣賞同一出摺子戲而從不厭煩的真正原因。此，才是中國人所欣賞的所謂——藝術性。它是一種詩性的表達，一種韻味無窮的藝術魅力。一如我們咀嚼一首古詩，反覆沉吟，回味無窮。掩卷而思，拍案叫絕！
唐代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甚至把詩歌意境（風格）分為二十四種：雄渾、沖淡、纖穠、沉著、高古、典雅、洗煉、勁健、綺麗、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縝密、疏野、清奇、委曲、實境、悲慨、形容、超詣、飄逸、曠達、流動。我們不知道有沒有翻譯到國外去。但如何把它向西方讀者解釋清楚，他們又如何與我們一樣真正的領會呢？不得而知。
回到小說，一然。我們可以列出一個簡單的公式：
小說=人物+情節+環境
而我們讀小說，除了這三要素，我們還要讀更多的東西：
小說=人物+情節+環境+韻味
而韻味=意韻+味道。意韻=意義、意象、意蘊、意境。
也可以按一般的說法：
藝術（包括小說等各種題材文學）=言、象、意。言，語言；象，形象；意，意義、意象、意蘊、意境，從而傳達某種意韻與味道——韻味。有時，也用“意境”一詞，來表達 “韻味”，未可區分的那麼清楚。如果非要區分清楚，可以這樣理解：韻味，是意境所傳達出的意蘊與味道；意境，是韻味達到的某種境界。韻味、意境、味道，亦可合用。
韻味，在通過語言塑造的形象之外，傳達作者內心深處的一種獨特的意蘊與意味，由此反映出作者的精神境界與追求。
關於意境，古人早已說的很明白。唐代王昌齡《詩格》把“境”分為三類：“物境”，“情境”，“意境”。詩者，三境合一。而境者，唐劉禹錫說：“境生於象外”。境，象外之意。境，界也，竟也。《說文·音部》釋竟為：“竟，樂曲盡為竟”。境，是空間概念；竟，是時間性概念。“由竟到境，展示出一種從時間到空間的引申轉化，即時間的空間化”，“故，‘境’字本意是一個以空間蘊涵時間的概念，即時空一體化概念。”境，是一種情態、意態，類似莊周夢蝶物我兩忘的神遊暢懷狀態（參見拙著《變易美學》上卷第222頁及相關論述吉林大學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所以，嚴格來講格律詩根本就無法完全譯成外文，又如何再現中國古典詩歌曲盡不止的韻味呢？
而意境韻味的背後，隱含的是中國古代文人內在的精神追求。或平淡天真，或通達智慧，或民德厚生，或有為無為、為而不為、不為而為，或坐忘心齋、虛無清淨，或色空合一、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還是山，等等儒、道、釋或理學、心學、玄學、禪學等諸多意味境界。即便小說並非刻意為之，然以中國傳統文人作者的休養修為，也無不傳達出這種精神追求。有意無意當中，我們無時不感受到其中的詩意化的情景、物鏡、和意境。所以，當他們簡化地僅僅以西方文學標準，來衡量中國文學的時候，我們怎麼能完全贊同？
就葛浩文評價《紅樓夢》而言，我們內心又豈能平靜？《紅樓夢》百科全書式的敘述方式，其蘊含的內容含義，其言外之情、境外之象、書外之意，卻恰恰是葛浩文批評的地方。而對於中國讀者而言，我們在書中人物賈寶玉和釵、黛、湘、春等十二釵與作者曹雪芹身上所寄託的那份情思心意與情感精神之所託，又哪是一個西方讀者就能完全體會和領會到的？
進一步（形而上）講，情景、物鏡、意鏡，三者合一，即中國文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理態。然後，以文載之——文以傳道、文以載道。不只傳人倫社會之道，更要傳天地萬物之道，和茫茫宇宙之心。這一點，也恰恰是葛浩文批評的地方（批評中國作家受文以載道影響太深）。天地之道者，非僅儒道，還有佛道和道家之道。這一點，就是非瞭解中國思想史與文化史的人所能領會到的了。但作為文學形式，它是無形中體現和表現出來的，而非刻意為之。不然，就是文論研究了。心與宇宙天地相通達，即是一種境界，一種心靈與天地自然勾通暢達徹悟的生命狀態。如此而傳達出作者內心的精神世界，便與西方作家有所不同了。誠然，當代小說在這方面不很明顯。就如葛浩文說的那樣，當代中國作家過於關注社會現實。這一點，我們姑且不論。
小說，人物（性格）通過故事情節，在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中推演展開。人物活動，構成故事情節。在最基本的要素之外，作者往往還要自覺不自覺地從中表達出某種意蘊和韻味。通俗說法就是一種味道，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味道。這種味道，往往含而不露，氤氳含蓄其間，而無須說明它是什麼不是什麼。如果說意象境界是作者傳達表現的內容，那麼在表現技巧上中國文人最在意的就是這個詞——含蓄，言而不語，含而不露。或謂之：“曲”也。金聖嘆說：“曲成曲字，取正吹之橫笛，空裡面有個曲。逐孔逐孔吹去，從上翻到最下一孔，天地之調已盡了。”（他說的是“曲成”一詞我們借用之）又或曰：“文”也。文章的“文”字，亦本意如此。一如山間小溪，曲曲折折，叮叮咚咚，或泉石哽咽不見水流，或光陰煌煌清澈見底，轉轉彎彎，隱隱現現，藏藏露露，快快慢慢，山高水長行百里而不疲，日夜不息移歲月而不倦，生機昂然。但水渠呢？一瀉千里一覽無餘（葛浩文說中國小說敘述不流暢）。
這也可以說是藝術性的另一種說法。中國藝術的所謂藝術性，簡單說本質上就包含在這個含蓄的味道之中。說而不說，不說而說，欲說還休。它讓讀者自己讀出來，自己聽出來，自己品出來。品出來了，卻又說不出來。實生活當中，中國人的語言幽默，包括中國人的為人處世方式、人情世故，也無不體現在這種含蓄的繞來繞去不直說的言語當中（很遺憾我們的現代小說卻沒能充分體現出來（太想說明白）古典小說中《醒世姻緣》就是非常顯著的例子當然還有《紅樓夢》）。而這一點，也最為西方人頭疼。那麼，我們那些飽讀詩書一肚子墨水的文人，當表現為文字等藝術形式的時候，包括創作的文學形象，豈非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一點，豈是習慣了直來直去的西方人（比如西方小說中大量的內心表白剖析而這恰又是葛浩文批評中國小說不足的地方說“對人物心靈的探索少之又少”）那麼容易明白的（不直說而讓讀者自己去品味）？
所以，音樂，我們叫弦外之音。畫，則曰畫外之境、境外之象。文，則曰言外之意。無論詩、書、畫，要筆不到而意到，筆不盡而意周，筆盡而意不盡，才能有味道、有境界、有詩意。“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所以，我們愛喝茶，不愛喝白開水。我們也不喜歡喝只煮一遍的咖啡，而是一泡、二泡、三泡，四泡、五泡、六泡，七泡、八泡慢慢地倒嚕來倒嚕去意猶未盡的茶道。不光茶的味道，還有水的味道（一如書畫等藝術“知白守黑”）。中國的藝術，其玄妙之處，就在這樣一個含蓄的說而不說不說而說意猶未盡的味道之中。西方人選美，有明確的三圍指標，精確到毫米。我們東方呢？“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戰國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宋玉兩千年以前就說了。如直白而不含蓄，則藝術性降低，乃至於不是藝術的。蘇軾那樣的大文豪，唐宋八大家宋之冠，詩、文那麼好，還被後人評為太直白太直露。對於不瞭解中國傳統文化與藝術的西方人，要完全讀出這種含而不露的味道，幾乎是很難的。而要進入到中國藝術的情態意態以至漢字象形意象思維當中（尤繁體字），更不可能。就是說，葛浩文及西方讀者，無法一如中國人那樣來欣賞中國藝術，他們很難和中國的文人一樣進入一種詩意的情境意境當中。一部《紅樓夢》，之所以讓數百上千萬的中國讀者著迷，讓歷代紅學家們鑽之彌深而不能自拔，難道僅僅因為釵、黛她們這些貴族小姐與公子哥的愛情故事與生活？當然不是。它的內容太豐富太複雜，我們姑且不論。簡單比附，《紅樓夢》其實就是一首詩，一首古代文人玩的詩。詩比女兒，女兒比詩。曹雪芹把世間之最美，給了這些女兒，給了一個個詩一般美的女兒。我們從中讀到了曹雪芹的那顆水一樣的女兒心！它純美、雋永、含蓄、幽遠、沉厚。曹雪芹悲天憐人，欲哭無淚，以至淚盡而逝。“智極成聖，情極成佛。”曹雪芹大愛無疆，曹雪芹大悲無疆！這些，西方人豈能讀得出來？而僅僅把《紅樓夢》看作中國貴族生活的記錄，那就太簡單化了。
又譬如，小說一開頭大段的鋪陳描寫，而沒有西方小說那種響亮的句子，在葛浩文看來是無用的多餘的。如是，王安憶《長恨歌》幾大段落描寫上海的里弄，就是多餘的了。但，這樣的小說如此描寫，在我們看來一點都不多餘。哪怕是不在開頭，在中間描述也是必要的。雨果《巴黎聖母院》寫巴黎的建築藝術，不但不多餘，而且成了一大特色，成了經典。
從人物性格來說，中國人的個性情懷，幾乎是在人情世故中展露出來的。如果不瞭解中國的人情世故，要想讀懂中國小說，不會那麼容易。在這一點上，中西社會從古到今，差別向來很大。是故，無論文化、藝術，歷史、民俗、人情、言語、審美，一直到思維方式，都有著巨大的差異。這方面，中西方比較研究的著作很多，斯不待言。何況直接反應人的小說？正因如此，要直譯中國文學作品是很難的。所以，葛浩文采用了二種翻譯派別中的意譯一派。到底翻譯成什麼程度（二次創作有人說比原著好），我們不敢妄加評論。我們只能說，面對中國小說，這或許是一種非常聰明的做法。
對於一肚子墨水和學問的中國文人來說，除了人情世故，還有中國文人獨有的品味。就是前面所說的韻味、味道。味道，是品出來的、玩出來的，更是閒出來的。無論琴棋書畫、詩酒唱和，都是古代文人的一種常態，它們無不是在玩樂中慢慢產生的。而且，是文人的自娛自樂，不是為了讓人知道，更不是為了銷出（勾欄酒肆商業活動也主要是傳播除了少數文人專為歌妓寫詞也為自娛自樂）。所以，當面對《紅樓夢》裡面的詩詞歌賦、詩酒唱和、人情世故，西方讀者會讀出什麼來呢？他們讀出來的正如葛浩文所說的：覺得多餘。而我們呢，恰恰從中讀出一種不可窮盡的味道。木心說，“《紅樓夢》中的詩，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水中沒有水草，單調。有了水草，水好看，草也好看。這水，便是活水。由是而對中國小說的評價，便發生了巨大的偏差。他們只看水，而我們水、水草，都看。還要看水草與水在一起的妙處。我們以為《紅樓夢》是偉大的著作，了不起的小說，百科全書式的文學鉅著！而在葛浩文看來，卻是囉裡囉嗦貴族生活的普通記錄而已。而該寫的，又不寫出來（實則含蓄隱晦）。以此而論，他們去讀《金瓶梅》《醒世姻緣》這樣的小說，恐怕就更難讀出其味了。西方也有人對這些小說評價極高，但也只是個別的漢學專家，不是普通讀者。即便從專家角度來看葛浩文，那麼他的這些個觀點，也太淺近了。當然，他自己反覆強調針對要走出去的小說（的確好心好意讓我們感激！）。但這恰恰反映了他（以及西方讀者）對整個中國小說的一般評價（文中他也提到西方讀者的這些反映）。
葛浩文翻譯的幾乎都是現代小說。那麼，他對漢學到底研究到什麼程度，我們不太清楚（介紹說他是著名漢學家未知是否只要研究中國的東西無論古典或現代都可以稱為漢學家亦未見諸其傳統漢學成果許是筆者寡聞）。但，從葛浩文的一些觀念上我們只能說，他對中國古典文學並不能像一肚子墨水和學問的中國文人那樣，進入一種傳統的審美意趣與語境當中，品品味味，咀咀嚼嚼，拿拿捏捏，樂在其中。而一切為當下、一切為用的思想，必然降低傳統藝術與審美的魅力。不是二者矛盾，而是因為現代與傳統並沒有完全接軌。而以有用無用取捨，更是淺見短視。即便為用，中國文化與西方不同的延續性，中國作家對本民族傳統小說與文學的熱愛而受其影響，也是必然而然的。我們只能說，影響不是太多了（他批評中國作家受傳統章回小說影響），而是還很不夠。
本質上，葛浩文的觀念，其實就是西方現代商品社會觀念的一個反映：既然是商品，就必須銷出去。不然，也就不成其為商品，當然也就一文不值了。而中國傳統的文人藝術家，恰恰不是為了銷出去，才創作文學與藝術作品（這一現象普遍存在）。它的最高境界，不是銷出去，讓更多人喜歡，而恰恰相反——曲高和寡。陽春白雪、高山流水，才是中國文人藝術家追求的至高境地。因此，當以現今社會能不能銷出去的觀念，去評判小說與文學優劣的時候，必然與傳統中的至高境界，產生千里之遙。如是，若以這樣的要求創作小說，那就不是中國文學與小說的最高境地了。那我們何以降格以求呢？至於是不是為讀者而寫，作品本身自會說話。好在，諾獎不過一百二十年的時間。即便在古代有這樣一個獎，就中國文人的性格與心思而言，他們也絕不會為了獲一個什麼獎才去創作。
諾貝爾文學獎，畢竟建立在西方文化與評價標準之上，用它來評判中國的小說與文學，必然會產生不同的結論。正如穿著中國旗袍與巴黎現代流行服飾同臺表演，要分出勝負冠亞軍一樣。只能說喜歡哪一款，但要分勝負卻很難。何況，這裡面還有世界觀、價值觀的不同，以及政治與國際背景等複雜因素摻雜其中。因為少了中國傳統藝術的“韻味”，那麼“諾獎”的標準，相對於在中國自身的標準，不但不是世界文學的最高標準，恰恰相反：它對於中國文學——降格了！當代中國文學獲獎，也只能是一種不幸中的幸運（我們也和葛浩文一樣喜歡莫言小說而且無一例外地是從《紅高粱》這樣優秀的作品開始的但這與“諾獎”無關）。所以我們說，不能把諾貝爾文學獎，當作文學和小說的最高獎。尤其面對中國文學的時候，它的標準不但不是最高的，相反，它要比中國文學自身的最高標準，低了一層。正如至今西方人不可能完全明白中國的書法、中國的繪畫、中國的古典詩詞一樣，他們永遠也不可能完全讀懂《紅樓夢》《金瓶梅》這樣的小說。但我們卻能讀懂西方小說等偉大的作品——這是我們的幸運！也是最值得我們慶幸的。同時，他們讀不懂中國的文學中國的小說，這不是我們的不幸，而是他們的悲哀。一如至今整個西方世界也不能完全弄懂中國傳統文化一樣。對此，我們毫不奇怪。
（需要說明一點：我們不是否定諾貝爾獎的作用。與自然科學相比，人文科學確實有所不同。因為自然科學具有不同於文化的公共性，可以建立一種統一的科學標準。文化的存在，恰恰不是因為公共性。原因很簡單：因為人不同。而人與人的差別，遠遠大於人與動物的差別。文學，是人學。文化，乃人文化成。所以，要制定一個統一的文學標準是很難的。只能說，在不同時期不同年份“諾獎”有不同偏好與偏向。）
陳忠實在《白鹿原》開篇引用巴爾扎克的話說：“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既是民族的秘史，又何必非得要人家讀懂它呢？別人又如何輕易地就能讀懂？那好，那就讓我們中國自己的作家來寫我們自己民族的秘史。我們自己喜歡它，和諾貝爾文學獎又有什麼關係呢？這個獎，不過才一百多年。獲獎好，不獲亦好。不獲此獎，我們一樣在讀莫言和其他中國作家的小說。葛浩文不給《紅樓夢》“諾獎”，難道我們就不讀《紅樓夢》了嗎？我們喜歡讀它，與諾貝爾有一絲一毫的關係嗎？！
無論葛浩文和西方讀者懂與不懂，都不妨礙包括《紅樓夢》在內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是偉大的著作，世界超一流的文學與小說！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標準。無須為了西方的標準，降格以求。
自己的好東西，西方人不懂，我們不去苛求。何必非得要人家承認呢？我們的好東西他們不去真正的弄明白，這才是他們的問題。
我們要有這個文化自信。
我們本該有這樣的文化自信！
（褚哲輪/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