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石景山區老山北坡腳下是漢、唐時代的墓葬區域。1964年6月在該山北坡腳下以北約100米處,因採石工程發現漢代石刻一批,其中有石表、石柱等17件,經復原後為“漢故幽州書佐秦君之神道”石闕。北京地區唐代以前的石刻所存無幾,漢闕更為罕見。全國已發現的漢闕也只有四十餘處。秦君石闕的發現為我國雕塑藝術,特別是為北京石刻藝術增添了極為珍貴的實物資料。
“漢故幽州書佐秦君之神道”石闕
秦君石闕是墓前神道闕。石闕前部墓表為二石柱,石柱通高 2.25米,額面刻字三行:“漢故幽州書佐秦君之神道”,隸書陽刻, 額下兩側各雕石虎一個,拱托其額,虎尾相交其後。下有垂蓮紋飾繞柱一週,其下體為直稜紋。石闕後部為方柱組成的子闕和主闕,現僅存子闕,即二方石柱,其中一方石柱高207米,寬0.45米,厚024米,正面刻一武士手持兵器,上端刻一朱雀作飛翔狀, 左側刻一仰龍。另一方石柱高1.88米,寬0.4米,厚0.23米,左側面刻以“烏還哺母”為題的銘文,銘文7行,每行20字左右, 正面刻一條款識。石景山區這一東漢秦石闕與我國其他漢闕相比大體相似,具有我國漢代石闕的共同特點。
石柱
秦君石闕規模宏大,刻工精美。柱額“漢故幽州書佐秦君之神道”11題字,參差錯落,筆勢雄強,質拙、真率、奔放,毫無矯揉造作之勢,充分顯示了漢隸風格。郭沫若認為:“秦君石闕的柱形、紋、文字、雕刻等都具有相當高度的藝術性,不可忽視”。在石闕方柱上有“魯工石巨宜造”6字題記,郭沫若認為:“我們應該把石巨宜肯定為公元一、二世紀之交的雕刻家,撰述中國美術史的人,請特別注意”。秦君石闕,不僅是研究我國古建築的珍貴實物資料,它也是我國具有很高科學價值和藝術價值的瑰寶。
柱額題字
石闕墓表銘文“烏還哺母”全文共141字,因字小、風化過甚,很難全部辨認。郭沫若就銘文拓本反覆看了數次,並曾親自到文物工作隊去,就原石摩挲三、四次,詮釋了全文。全文為: “維烏維烏,尚懷反報,何況於人,號治四靈,君臣父子,順孫弟弟。二親薨沒,孤悲惻怛,嗚號正月,旦夕思慕,長網五內。力求天命,年壽非水,百身莫贖。欲厚顯相,尚無餘目,鳴呼,匪愛力財,迫於制度,蓋欲章明孔子葬母四尺之裔行上德。比承前聖歲少,以降昭皆,永為德儉。人且記入於禮。秦仙爰敢宣情,徵之斯石,示有表儀。孝悌之志,通於神明。子孫奉祠,欣肅慎焉。”郭沫若稱:“這篇文章,行文頗雅馴,尊重孝悌之道,崇尚朝廷制度,推崇前聖孔子,表明著這一意識形態是漢代封建制度的脊骨”,“可以說是充分體現了漢代的時代意識”。
烏還哺母
石闕上刊的款識:“水元十七年四月,卯令改為元興元年。其十月,魯工石巨宜造”。在石刻款識中紀年而並書改元之月日,不但在漢碑中從未見過,就是在各朝代的石刻中,也沒有見過這樣的寫法,可謂創舉。該石闕更重要的價值是,石闕的款識記載東漢改為元興元年的日期是“卯”日,從而訂正了《後漢書•和帝紀》書裡記載改元日期的錯誤。
水元十七年四月,卯令改為元興元年。其十月,魯工石巨宜造
東漢時石刻畫像工費極巨,有造石闕錢十五萬,秦君石闕估計當時費用至少在二十萬錢以上。書佐秦君,書佐是主辦文書的郡小吏,身份不高,月薪不過三百六十錢。書佐死後,無論從漢朝制度,或從本身財力,都不可能建有這樣的神道石闕,秦君之子秦仙必在和帝時身居顯職,才敢僭製為其父建樹神道石闕。“書佐秦君”石闕,反映了東漢幽州官僚豪強地主的腐朽,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和文物價值。
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
原秦君石闕形制,早已塌毀開架,雜亂埋於地下,北京文物工作者們發現石刻散件,經過半個月的清理,清出石柱二件、石柱礎二件、石層頂一件、方石柱三件、方形柱礎一件、石闕頂七件、石雕雙人一件,共17件。該石闕復原後,至今陳列於五塔寺“北京市石刻藝術博物館”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