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中的太陽，黃黃的，時有時無；風不大，卻分明感到耳朵的刺痛。只有街面的行人熙熙攘攘，五顏六色的羽絨服才讓人彷彿置身於百花盛開的春天，大街小巷的店面裡、簡易搭起的攤子上擺滿了紅紅的對聯、喜慶的飾品、精緻的裝飾畫、一串串鞭炮，把馬路染紅，把人們的笑臉映紅。“年”離我們越來越近了，在這濃得花不開的年味中穿行，我對對聯情有獨鍾，它讓我更多的回憶當中，有了美好的記憶。
家再窮，穿再破，住再差，年貨再少，對聯是萬萬不能少的，儘管兒時，窮看不到盡頭，但它卻寄託了所有在窮困當中掙扎著人的美好期盼和對幸福生活的嚮往。
那時的對聯，在我的印象中都是“先生”寫的，不像現在掏錢可以買到現成的，甚至不掏錢，在購物、存款、交電話費的時候，商家已替你考慮到了，免費贈送給你。一進入臘月，我們就掰著指頭算，什麼時候掃塵、吃送灶粑粑，什麼時候寫對聯、買年畫，什麼時候穿新衣服、揣壓歲錢，雖然算得是津津有味，但日期不是我們記的，我們也記不得。只有當某日，我們還沉浸在美夢中，睜開雙眼，發現衣櫃的頂端不知什麼時候，放著一卷用一兩根稻草捆紮著的背面泛著白的紅紙時，我們就像聽到了起床的號子，一骨碌從床上爬起來，跟在父母的身後追問，什麼時候請“先生”寫對聯？父母一字不識，村上只有生產隊會計、代課教師識字會寫，寫對聯的事還不全有父母做主，得看人家有沒有沒空。
一旦輪到我們家，不管什麼時候隨喊隨到，此時，父親很莊重，出門前，要將褪色泛白的、帽沿已耷拉的帽子取下，在膝蓋上拍打幾下，除去上面的灰塵，再端端正正戴上；要將打著補丁的衣服理得週週正正；要將平時抽的菸袋放下，換上紙包的“豐收”或“雙貓”牌香菸，那時還沒有過濾嘴，這才將紅紙挾在腋下出門。到了“先生”家，遇到心情好時，主動和你打招呼，遇到心情不好時，板著臉，好像你差他五斗米，不管心情好壞，父親總是陪著笑臉，連忙遞煙，“先生”一手拿香菸，一手拿著墨在研磨著，要知道那時很少有墨汁，煙將盡時，攤開我家帶來的紅紙，根據門的尺寸來裁剪、折格，拿起毛筆，龍飛鳳舞，一會兒，留著墨汁清香、字跡末乾的對聯，擺滿了一地，我在起勁地辨認著每一個字，當我有時情不自禁地讀出聲來時，迎來了“先生”的一通表揚。大概到了四五年級，從沒拿過毛筆的我，有股“初生牛櫝不怕虎”的氣概，竟然也寫起了毛筆字，沒有架構、沒有字體、缺少遒勁的對聯，卻讓父母感到了少有的自豪，鄰居有時候也把我當“先生”，未了，塞一把幾粒水果糖或者幾個能砸腫腳面的炒米糖，算是對我的獎賞。從此，每年寫對聯的任務就落到我的頭上，早早的，我就要上街買好7分錢一本的歷書，因為那後面的一兩頁，有專門的對聯，萬一買不到，只好俯耳聽收音機，盡其所能用筆記下它播出的幾條，但缺少遠大理想，至今鋼筆字都沒寫好，更不用說毛筆字了。
我寫對聯，貼對聯自然是父親的事，大年三十上午一到，便心急火燎地催父親在大瓷碗裡調好貼對聯的米糊，趁母親煮肉的時候放到鍋裡蒸熟，那時沒有漿糊也沒有膠水。米糊熟了，就將對聯鋪在歪歪斜斜的吃飯桌上，用公雞尾巴毛紮起的刷把，將米糊胡亂地塗在對聯的反面，父親小心翼翼地拿起，然後站在板凳上，輕粘在破舊的雙開門或單扇門上，在我的左高右低或左低右高的指揮下，不斷地進行調整，最終牢牢地粘上，大門的木紋都印在對聯上，每年裁剪的長短不一，有時還會露出上年已褪成白色的舊對聯，現在想來，還覺得好笑。俗話說，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不認識字的父母，只要看到兒子忙活了多日的紅紙黑字貼上去，就是一種驕傲！他們哪裡知道，他們兒子的字奇醜無比，幸虧那時識字的人不多，否則，我還要賠人家性命。
如今的對聯，批量的印刷，失去了個性，也就沒了特點，往往一個小區甚至一個單元樓道很多都雷同。即使書法家親自書寫的，單元的防盜門一關，能有幾個人看到？在到處都散發出銅臭味的社會里，又有幾個人能欣賞得了？現在我再也找不回兒時的那種興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