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京城第一讀書人”,這位徽州“教書先生”厲害在哪

被譽為“京城第一讀書人”,這位徽州“教書先生”厲害在哪

[一]

汪世清先生的專業主要從事的是物理教學和物理史研究,業餘愛好我國明清美術史和徽學,在這樣兩個沒有多大關係的領域中竟都做得非常精到,真是讓人匪夷所思。

又問,偌大的北京,有誰敢承受得起“京城第一讀書人”?

先生去世後,黃苗子最早將這一稱譽以文字形式公之於世。

黃苗子在一篇文章說:“有‘京城第一讀書人’之稱的汪世清先生,在我所認識的師友中,就是這一類的典範學者。”

稱先生為“京城第一讀書人”,是從黃苗子師友中傳出的,這可是我國美術史研究圈內的一批頂級人物。

當然,就黃苗子來說,不僅心悅誠服,且還是高山仰止。

文革剛結束,寓美學者八大山人收藏家王方宇來華考察,希望在北京請黃苗子能邀上王世襄等明清美術史研究專家見面,其中點了先生的大名,這大概是黃苗子與先生的初次見面;然而這次聚會,先生留給黃苗子只是“木訥”的印象。

王方宇和汪先生可謂神交已久,這緣於先生對八大研究所佔有豐富的資料以及一些獨特見解。時黃苗子已寫了八大山人傳,但因拾人牙慧,一直因循著南昌飛雲譜的主持朱道朗就是八大山人,當他讀到了先生的一些文章和聽了他的學術報告,從而折服不已。

啟功在讀了先生有關石濤生卒考證文章後,給先生一信,說是“拜服之至……石濤生卒,處處從嚴格邏輯立論,此科學家之考證,非畫家率爾之謬論可比……自負鑑定無誤之人,而粗心武斷者,比比也。所鑑偽跡率判為真者,亦比比也……皆成盲人之證。”啟老清楚書畫家鑑定乃至藝術史研究的現狀,為此不能不有此感慨。

於是,先生乃有《〈辭海〉人物生卒補正》,對最有權威的工具書《辭海》所公佈的畫界大佬程邃、髡殘、龔賢、戴本孝、朱耷、原濟六人的生卒進行了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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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以物理教學為行當的先生,卻為什麼在明清藝術史方面做得如此精深?汪師母說,這完全是受了鄉前輩黃賓虹、汪採白的影響。

先生出身貧寒,但天生了一顆好奇的心,追求知識是他的最大愛好。父親早死,母親拉扯著他讀完了初中,正愁無力再讀時,貴人出現,這就是汪採白,時正出任省立二中校長。因為眼下的這一學生門門皆好,這引起了他的注意並器重。故後來世清先生的母親來到學校,汪採白便說了,“不要有輟學之想,你的兒子是難得的讀書種子,真讀不下去,有我呢。”

汪採白一諾千金,兩年後回到中央大學南京,先生也隨之而往,成了他們家庭的一員。1935年考大學,先生雖然嚮往著北大清華,但因寄人籬下,於是報考了當時不需繳費的北京師範大學,一年後又考上北大哲學系。翌年,汪採白受北京藝術專科學校(即中央美術學院前身)所聘北上,先生與恩師又有了經常一起的機會。然而很快發生了盧溝橋事變,北平淪陷,先生陪同恩師南下,回到了家鄉。

之後,先生在恩師所辦的學校教書,並與他們一家住在西溪的韜廬,這是恩師祖父汪宗沂晚年所建的一處著書娛老之所,園內多藏書,還有庭園花木之勝,由此先生耳濡目染了江南大儒的家學影響,而與韜廬鄰近的則是清乾隆年間我國皖派樸學發源地不疏園舊址;而且當年黃賓虹、許承堯是汪宗沂的學生,經常往來於韜廬之中。汪採白5歲時,祖父將他交給得意弟子黃賓虹教授四子書,從而成了黃賓虹的門生,那麼黃賓虹對於先生來說,不就是太師爺了嗎?

1947年,先生北上繼續完成他的大學,時黃賓虹仍困居北平。在這一年多時間,世清先生經常去老人寓所,其中為了老人研究需要,常代其借書,與此同時也開始了先生借讀京城圖書之濫觴。先生後來回憶黃賓虹時寫道:他一生博覽群書,看過的書難以數計。他晚年在北京,把某一圖書館所藏的善本書,一部一部,一卷一卷,一冊一冊都閱讀過;還用裁成大小一致的宣紙,用毛筆親手給每一部書寫了提要。他蒐集了大量的藝術史資料和鄉邦文獻,並且利用這些資料和文獻,撰著和編寫了不計其數的文章和專著。

賓老也給他談徽州的舊事,在北京石駙馬後宅的一幢四合院中,這一老一少在昏暗的書房裡或在微弱的電燈下用著純粹歙縣西鄉方言交談。

黃賓虹會看畫,也會看人,他看到了這一家鄉後生可以接續他的事業。

先生說,“至今我能在文獻學方面做一些工作,都是得益於他的影響,而這些工作基本上也都是在他的工作的基礎上進行的。”

不難看出,先生之學術傳承的淵源有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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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48年,黃賓虹南下杭州後,汪世清有信給他,告訴他自己正在進行徽州學術探索:“晚目下研究工作仍未稍輟,關於皖派漢學家,自江永起,於其著作之發展過程中求得更深之瞭解。現雖有頭緒,但完成恐尚須時日,有暇敬請時賜教益,至為盼禱。”通過這階段先生的日記可知,這時他經常去國圖乃至全國的許多圖書館查書,開始了黃賓虹未了的事業的繼續。

新中國成立後,當年曾與許承堯一起編修《歙縣誌》、被南通張謇稱為江東才子的羅長銘,被調往安徽省博物館整理古籍,先生常就徽州文化的一些問題多有請教。也因此,在安徽有意於1964年舉辦紀念漸江逝世300週年紀念活動時,其中要舉辦一個展覽、印一本漸江作品畫冊,還要出版一冊《漸江資料集》;而出書的這一任務,羅長銘推薦了先生。恰好有位汪聰的同鄉已有了“漸江研究”的一個初稿,加之先生平時的積累,於是給以整合,加之攻堅,尤其是有羅長銘的指導並負責了註解,從而為《漸江資料集》的出版提供了可能。1984年,他與汪聰又為該書作了一次修訂,從而使資料更為豐富和準確,而這樣的成果,不經過大量的資料收集,沒有窮盡文獻的精神,是不可能取得的。

就是憑著這樣的精神,早在1962年,汪先生就已完成了他的一些重大成果,包括《程邃資料集》(附程邃年譜)《鄭旼資料集》《許楚年譜》《黃生年譜》《石濤年譜》《黃山藝苑詩紀事》《歙縣誌人物生卒考》等。

有一次,白謙慎和一位朋友去看望師母,最後問到手邊可有先生遺著需要出版?師母想到在一個櫃子裡還有一包牛皮紙大口袋中的一部書稿,是捐贈所剩下的,在整整齊齊一厚疊400字的紅線格稿紙上,寫著俊秀的毛筆工楷,筆筆畫畫都在小小的方格中,不越格,不壓線。原來這是早年編寫而未予處理的一本手稿,首頁寫的是“黃山藝苑詩選”。客人隨後帶走,便有了後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明清黃山學人詩選》。

先生去世後,其夫人將先生的一房子圖書資料文稿全部捐獻給了黃山學院。在裝箱打包前,中央美院和美國朋友抬了複印機去複印了一兩個月,各留下了一份。

黃山學院得到了這些圖書資料,專門成立了特藏室,當年的同學好友黃澍題寫了館名,郭因題寫了“一屋好書,一個好人。”

作者:鮑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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