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鳴謙
施蟄存收藏西書的途徑
據《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上海摩登》《左翼文學運動的興起和上海新書業》《上海出版志》和其他資料，可推知施蟄存先生獲得西文書的幾個主要途徑。
一、 外國人開辦的西文書店。
據上海市書業同業公會資料，上世紀年代的上海，中外書商先後註冊登記經營外文書的有近百家，外國人開辦的別發書店（Kelly & Walsh）、中美圖書公司、伊文思書局，這三家規模較大，並稱為當時滬上三大西文書店。
別發書店創辦最早，1870年由英商開辦，地點在南京路12號，靠近惠羅公司和沙遜大廈，發售的主要是英文教學用書、外語工具書及學校用品；此後不單經銷原版書，還出版英文圖書，曾大量印發了漢學家如翟里斯、理雅各、衛禮賢等的著作；1935年8月起，由法學家吳經熊向孫科提議，別發負責出版發行英文月刊《天下》（T'ien Hsia Monthly），另邀林語堂、溫源寧等人聯合創辦。陳子善先生在《閒話別發印書館》中，曾記述施先生親口告訴的訂閱T. S·艾略特1935年版《詩集》一事，當時施先生通過別發預訂，得到了珍貴的簽名本。另外，1929年1月，施先生的小說集《追》列入“今日文庫”由水沫書店出版印行。他在《我的創作生活之經歷》曾記述：“其時，第一本新俄短篇的英譯本‘Flying Osip’在這當兒運來中國了。我從別發書店裡買了來，看了大半本。於是我又想摹仿一下了。《追》就是在這種不純的動機下產生的。”這段文字記錄了施蟄存先生作為一個文學新手從購書、閱讀到受啟發而創作的完整過程，殊為難得。
中美圖書公司在南京路78號，後改南京東路160號，主要業務是經營進口歐美圖書雜誌、教科書、參考書的發行，也經營出版業務。
伊文思書局起先在虹口北四川路30號，後遷九江路200號，早期專營西文原版教科書，供各教會學校使用，以後增銷原版圖書並進口歐美期刊雜誌、儀器文具等。1935年由華商沈芝泉等集資十萬元接手，改稱伊文思書局，1937年遷南京路220號。
在這些西文書店可以直接從國外購買書籍，並訂購如Vanity Fair、Harper's、The Dial、The Bookman、Living Age、London Times、Lettre Francais和Le Monde等國外報刊。
此外還有內山完造的內山書店，1929年後遷至施高塔路11號（現編為四川北路2048號），主要經營普通漢、日文書籍，還可貨到付款。外國人開辦的外文書店還有派立貢書店、凱利書店 、俄人的艦隊書店、金星堂、至誠堂、樂善堂書局、璧恆公司等。1932年創辦的龍門書局也翻印原版書。
二、國人開辦的售賣西文書的書店。
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這兩家都進口外國書刊，在書店門市發售。商務印書館也兼帶發行英文書。除此，國人開辦的銷售外文書刊的書店還有大華雜誌公司、中外書局、東亞書局、世界書局、中外科學書社。
三、上海本埠的西文書舊書店。
1928年，施蟄存與戴望舒、杜衡和馮雪峰四人共居松江家中小廂樓，儼然一個文學工場，施先生晚年有一篇《最後一個老朋友——馮雪峰》，曾講到眾人去書店搜買書籍的情形：“這期間，雪峰和望舒經常到上海去，大約每二星期，總有一個人去上海，一般都是當天來回。去上海的目的任務是買書或‘銷貨’。雪峰一到上海，就去北四川路魏盛裡的內山書店和設在海寧路及吳淞路一帶的日本舊書店；望舒到上海，就去環龍路（今南昌路）的紅鳥書店買法文新書；我到上海，先去看幾家英文舊書店，其次才到南京路上的中美圖書公司和別發書店。英美出版的新書價高，而賣英文書的舊書店多，故我買的絕大部分是舊書。所謂‘銷貨’，就是把著譯稿帶到上海去找出版家。”之所以多買舊書，實在是有著經濟考慮上的原因。
西文舊書店，當然不止上文《列奧帕迪散文、對話和隨想錄》英譯本一條提到的“中西舊書商店”。
施先生自己在文章裡曾多次談到逛舊書店的經歷。如1932年12月25日刊於《申報·自由談》的《買舊書》一文就描述甚詳：“在中日滬戰以前，靶子路虯江路一帶很有幾家舊書店，雖然他們是屬於賣教科書的，但是也頗有些文學藝術方面的書。我的一部英譯莫泊桑短篇小說全集便是從虯江路買來的……西文舊書店老闆大概都不是版本專家，所以他的書都雜亂地堆置著，不加區分，你必須一本一本的翻，像淘金一樣。有時你會得在許多無聊的小說裡翻出一本你所悅意的書。我的一本第三版杜拉克插繪本《魯拜集》，就是從許多會計學書堆裡發掘出來的。但有時，你也許會翻得雙手烏黑而了無所得。可是你不必抱怨，這正也是一種樂趣。”
《魯拜集》參考書影，Garden City豪華版（1937，New York）
《魯拜集》參考書影，Hodder & Stoughton版（1911，London）
還有“蓬路口的添福書莊”：“老闆是一個曾經在外國兵輪上當過庖丁的廣東人，他對於書不很懂得。所以他不會討出很貴的價錢來。我的朋友戴望舒曾經從他那裡以十元的代價買到一部三色插繪本魏爾侖詩集，皮裝精印五巨冊，實在是便宜的交易。”
此外，施先生還提到一個自稱是愛普羅影戲院經理的人，此人愛書如痴，後來在愚園路開了一家舊書鋪：“文學方面的書很多，你假如高興去參觀參觀，他一定可以請你看許多作家親筆簽字本，初版本，限定本的名貴的書籍的。他的定價也很便宜，一本初版的曼殊斐兒小說集‘Something Childish’只賣十五元，大是值得。因為這本書當時只印二百五十部，在英國書籍市場中，已經算是罕本書了。”曼殊斐兒即英國小說家凱瑟琳·曼斯菲爾德。另，1933年5月，施先生在復戴望舒信中曾提及譯有《蔓殊菲兒小品集》——但憑此尚不能推知英文版的書名。
Something Childish的參考書影
施先生在這篇文章裡還提到了一本愛德華·李亞的《無意思之書》。據他另一篇文字回憶，是“偶然在蓬萊路一家舊書店中得到了此書，真是喜出望外的事”。
《無意思之書》的參考書影
在與李歐梵的訪談中，施先生也提到他有一次很幸運地在一家舊書店買到了波德萊爾的詩全集。
1933年，年輕的詩人徐遲走出故鄉南潯，來到上海拜訪時任《現代》主編的施蟄存，在他晚年撰寫的回憶錄《江南小鎮》中，曾動情回憶當年施蟄存先生帶他逛上海書店的經歷：路線是先去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之後上南京路別發書店和大中華舊書店，過後就去喝下午茶。喝了茶，再去逛了中文書店和南京路附近的其他西文書店。
此外，施先生在《讀書》1992年第六期有一篇文章《我的愛讀書》，也提到了他收藏愛讀的西文書：“現在是在‘讀’的範圍之內，找尋幾種可以說是我所愛的，先從詩說起。Loeb Classical Library洛布經典叢書裡的《希臘詩選》，Palgrave（帕爾格雷夫）的《英詩金庫》和Harriet Monroe and Alice Corbin Henderson合編的The New Poetry：An Anthology 《新詩選》（NEW YORK: MACMILLAN, 1917），這三本都是好書，可以說是我所喜歡的，也是隨時翻讀的。”
《英詩金庫》參考書影
《《希臘詩選》參考書影
《新詩選》參考書影
之前買來的外文書弄丟了，施先生還會再買一本。如《〈丈夫與情人〉初版引言》中所記：“我在一本美國出版的‘繁華市’月刊（Vanity Fair）上讀到匈牙利現代戲劇家弗朗茨莫爾那（Franz Molnar）的一個對話，題名曰‘雛’。我很喜歡它的幽默與機智，當時即譯出來刊載在自己辦的《新文藝》月刊上……不久，在一家舊書店裡買到一本嶄新的書，在封面上題著‘丈夫與情人，對話十九篇。弗朗茨莫爾那著，英譯者彭及敏·格拉才’。是莫爾那那本書的英譯本。此書後來丟失。後來無意中又在一家舊書店裡找到了另一本舊的。我把它從頭再看過一遍，插上了書架。一直到抗戰開始，它與我的其他許多洋書一起損失在兵燹裡了。”
也有因價格不菲而放棄的時候。1935年2月，施先生譯成意大利迦桑諾伐的《寶玲小姐憶語》，在《譯者附記》裡他坦白說：“《迦桑諾伐回憶錄》的全本我沒有錢買，我所常常耽讀著的只是‘近代叢書’本的英譯本。但雖然已刪節得乾乾淨淨，雖然經過了轉譯，這十八世紀的戀愛藝術家的感傷氣氛還是洋溢乎字裡行間。現在為《文飯小品》選譯一節，不過是嘗鼎一臠罷了。”這裡的迦桑諾伐即意大利情聖作家卡薩諾瓦。
四、委託友人代購或友人相贈。
這是施先生收藏西文書的另一個渠道。好友戴望舒留法期間，施先生與他通信時，便時常提及購書之事。如1932年11月18日函：“書店跑過否？珍書秘籍的市場已研究過否？均迫切欲知之。”12月27日函又追問道：“賣奇書的書店去跑過否？能否快給我找一個目錄來？”1933年1月12日函：“英文的大大主義宣言及超現實主義宣言如有，也請設法。”1933年4月28日復戴望舒信中談得更詳細了：“你說的德國本，定價18Frs的《Lady Chatterley's Lover》是英文呢法文？如是英文，我要的，等你錢寬的時候給我買一本。Herbert Read，David Gamett，Feliot，Kay Boyli這些英文書都不必買，因我都在向‘丸善’等處買了。Breton的超現實主義宣言法文本我也買了。以後我只要雜誌（英文的）及新派別法國作品之英譯本。”
戴望舒1935年自法國返回時，據說帶回了幾千冊的法文和西班牙文的書回來（數量實在驚人，有待核實），施先生必定也受贈了不少的法文原版書。
另外，他的好友邵洵美經常與圈子裡的作家朋友隨意分享自己的西文書收藏，施先生或許曾獲贈書也未可知。至於他的另一文學同道劉吶鷗，因我尚未購得臺南縣文化局出版的上下卷《劉吶鷗全集·日記集》，目前沒有可掌握的資料。
“李歐梵書庫”這批施先生藏書中，也有可以確定為友人所贈，如上面提到的那本葉賽寧詩集《安魂彌撒》就是詩人艾青遊學法國時購買，此後轉贈了施蟄存先生。
以上只是概略介紹了施蟄存先生經眼、過手的部分西書。我還有一個思路，就是從先生的譯作來反推他的藏書。根據沈建中先生的《施蟄存編年事錄》，我將施先生1926年至1937年的譯介工作梳理了一遍，又發現了不少資料。不過，這篇文章的篇幅已太長，故而只能省略。今年年初，聽聞《施蟄存全集》重新整理後，將分為作品和譯作兩大部分再次推出，目前已初步製作了譯作編年目錄並進行整理校勘，已蒐集到的單行本和散篇譯作就有兩百餘種，這部分將定名為《施蟄存譯文全集》先期出版。從中當可充分了解施蟄存先生在文學譯介方面篳路藍縷的功業軌跡，也能更完整地探知他的西文藏書全貌。
不得已的離舍
施先生大部分中西文的藏書此前都存放在松江家中，書齋名之曰“無相庵”。
1937年7月7日發生盧溝橋事件，抗戰全面爆發。7月下旬，熊慶來出任雲南大學校長後抵上海，因了朱自清先生的推薦，邀請施蟄存赴雲南大學任教，承諾預支路費兩百元。隨後“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先生輾轉避難。9月初，“遂決計從公路行，藉以一看內地景色”，踏上了赴滇旅程。
日後，施先生在《浮生雜詠》組詩中曾做過這樣的心跡剖陳：“我以朱自清先生之推轂，受熊公聘。熊公回滇，而滬戰起。我至八月尾始得成行，從此結束文學生活，漂泊西南矣。”
1937年11月2日晚11時，施先生接大妹施絳年由上海拍來的電報，得知松江家屋被日寇飛機炸燬，無相庵書齋中的舊物全數化為齏粉，包括歷年所購的中西文書刊、手稿、文物、字畫、尺牘等，其中就有很可珍貴的魯迅來函與郁達夫書聯。
11月3日，先生賦七律《得家報知敝廬已毀於兵火》，先有小序記事：“11月2日接家報，悉松江舍下已為日機投彈炸毀，翌日感賦。”詩句如下：
去鄉萬里艱消息，忽接音書意轉煩。
聞道王師回澲上，卻叫倭冦逼雲間。
室廬真已雀生角，妻子都成鶴在樊。
忍下新亭閒涕淚，夕陽明處亂鴉翻。
隔年的1938年4月5日，施先生在香港《大風》旬刊第四期發表《我的家屋》，自述得知故園被毀消息後的悵然：“我讀了電文後，不禁有些感愴，而平生第一次地懷念起我的家屋來了。這二十年來長於斯歌於斯的屋子，現在竟遭受了敵人的暴虐，我們一家人在這屋子裡的生活，到如今終於結束了。”
施先生如此深情地憶想自己書齋裡的故物：“我們在這屋子裡舒服地住了二十餘年。在這間屋子裡，與我關係最密切的，自然是客室左邊的那間書齋了……這一間書齋的陳設是很簡單的，統共只有一桌書椅，和十二隻舊式書箱……十餘年來，我已養成了一個愛書之癖，每有餘資，輒以買書，在新陳代謝之餘，那十二隻書箱的內容，已經成為比較的齊整了，雖然說不上是藏書家，但在我已是全副家產了……”
而在家屋書齋被炸燬之前的6月，施先生還剛剛添置了新書架：“我因為歷年來買的西文書多得沒有地方安頓。遂又製備了四隻西式書櫥，放在書齋中，以庋藏西書及一部新買的《四部叢刊》。這些書櫥陳列不到一個月，上海戰事就發生了，不及兩個月，我就離舍了它們，隻身走天南了。”
由藏書所折射的文化環境
在距今百年以前的中國，書籍等出版品的引入、譯介和轉化，實在是很值得考察探究的一個角度。這篇小文從施蟄存先生的藏書入手，藉由西文書這扇小窗，期望能夠窺見當時作家購書、閱讀、譯介和創作的實況的一斑。
翻檢過往的歷史資料就可以發現，上海作為現代中國的一個重要通商口岸，西方文化的輸入並不僅限於一般日用商品或時裝、電影、咖啡館等消費形態的建立，它進而還擴展到了更高層的文化：音樂、繪畫、雕塑與文學。書店業繁榮所帶來的書籍的流動，作品的閱讀所帶來的思維刺激、交流與分享，賦予了像施蟄存、戴望舒、劉吶鷗、穆時英、邵洵美、葉靈鳳及稍晚一輩的路易士（紀弦）和徐遲這樣的文化工作者以從所未有的開闊視野。這個文化環境，與中國傳統社會的思想、文化、習俗處在了一個有機的交織滲透中，而正是這樣的多元豐富的文化環境，薰陶並塑造了他們這一代人的審美鑑賞力，繼而賦予了他們從事文學創作和文化傳播的不竭動力。
施蟄存鍾愛著愛倫·坡、奧雷維爾、葉芝、麥克里奧德、勒法努、弗雷澤、德昆西和薩德侯爵，也喜愛研讀弗洛伊德、藹理斯的學術著作，特別是從奧地利作家施尼茨勒獲得了重要的創作思想的啟發；而戴望舒服膺於法國詩人魏爾倫，弗朗西斯·耶麥、保羅·福爾，德·戈爾蒙、西班牙詩人洛爾加、烏納穆諾和阿左林，開啟了自己的詩創作。邵洵美和葉靈鳳都共同熱愛了波德萊爾、史文朋、王爾德和比亞茲萊的創作，而葉靈鳳還關注到了當時的新進美國小說家海明威和福克納。他們的文學關注的頻譜如此寬闊，可以說覆蓋了當時歐美所有一線的作家和作品。
他們幾個人在大量譯介外國文學和從事文學創作的同時，不約而同地呼應了時代的風氣，還投入很大的智力、精力、甚至財力（如劉吶鷗、邵洵美），或開設書店，或創辦文學雜誌。施先生先與戴望舒等同道友人合編過《文學工場》《無軌列車》《新文藝》月刊，主編大型文學月刊《現代》時聲名鵲起，其後又主編過了隨筆刊物《文飯小品》。戴望舒在《現代》雜誌之後，又創刊了《新詩》；葉靈鳳編輯過好幾種雜誌，包括《現代小說》和《文藝畫報》；邵洵美自己擁有出版社，獨立運營了好幾種雜誌如《金屋》月刊。施蟄存和他的文學同道，在過往那個時代成為文化領域的領風氣之先者，會同上海、北京和各地的作家、詩人、出版家、教育家，由此構築起現代中國活潑潑的文化生態。今天，從更長時段的文化史角度來觀察，我們已深知一個開放、寬容的社會環境的重要，須有健全肥沃的土壤，文化才會迎來欣榮勃發的生機。文學的活力必淵源於此，也只能淵源於此。
李歐梵在八九十年代曾前後為施先生做了三次訪談，他發現施先生對歐洲的現代主義談得頭頭是道。從以上介紹內容可知，這絕不是單一的偶然現象。在當時的上海，以施蟄存為代表的文化人士，在思想、創作、活動等諸多方面，是與當時的世界波潮同步的。施先生所完成的文學事功，尤其是他特異出色的小說創作，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才得以孕育成形併成熟起來。正如李歐梵先生所言：“僅僅舉出以上這些人就足以展示當時上海的現代主義者的全貌，其光彩與技巧在中國直至今日還從未再次被達到過。”
而施蟄存先生，正是其中一個非常典型的個案。
責任編輯：鄭詩亮
校對：欒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