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抑鬱症與職場失意的雙重打擊下，陳晨最終成為了一名支教老師。但選擇支教，並非出於別人所認為的高尚。他揣著難以言說的秘密，在農村生活發現了陌生的自己。
這是真實故事計劃第 620個故事
去心理醫院前，我理頭、洗澡、換上乾淨的衣服，站在鏡子前。眼前的自己陌生且毫無生氣。如果把生命比作河流，那一刻，我的河流乾枯了。
2018年5月，我被診斷為抑鬱症。當時，我剛研究生畢業，初入社會，在上海求職困難，我幾經碰壁，害怕被父母師友問起，害怕收到消息，後來乾脆卸載了微信，除了應聘，整日待在房間。
幾場面試都沒有結果。最後一次，我看著其他求職者侃侃而談，莫名生出疏離感，好像他們是舞臺上的演員，我只是站在角落裡的觀眾。輪到我做自我介紹的時候，我的大腦一片空白，連一句完整的話也說不出。
前排面試官盯著我看，對照簡歷上我獲得的榮譽，他忽然笑著問我：“你是怎麼把自己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的？”我賠著笑臉：“我也不懂。”
面試結束，汗水打溼了外套，帶著股腥臭味，我回家躺了一天，像丟在下水道里的死魚。由於失業，生活裡多出大把時間。早上起床，我感到沮喪，盼望早點結束一天。兩週之後，我預約了心理醫院的門診。
抑鬱情緒困擾我多年，即使想拼盡全力揮出一拳，也像是打在空氣中，無力且挫敗。
拿到診斷結果，我迫切地想改變眼下的處境。長期生活在城市，我對農村生活一直有強烈的好奇。當我在網上看到招募支教的鏈接，便果斷報了名。但對於改變中國鄉村教育的現狀，我並不太關心。
2018年7月，我通過支教組織的面試，和其他19名老師，前往廣西省，開始為期兩年的支教。
我在書本里讀到過“公益療法”的說法。大致意思是，真誠地幫助別人，需要把注意力從自己身上移開，進而看淡自身病症。助人本身所帶來的成就感與愉悅感，也是很有價值的體驗。
我要去的村小，位於廣西省某國家級貧困縣，四周環繞著大山，距南寧市區大約120公里。全校共有126名學生，分屬六個年級，採取寄宿制，當地老師只有6名。
我和其他支教老師一齊入住學校，分宿舍時，教師汪明選了最偏僻的房間，窗戶外就是大山。經詢問，我才知道，汪明經歷過失敗的考研。她希望在支教之餘，可以不受打擾，讓她準備第二年的考試。“城市裡太過喧鬧，靜不下來，看不了書。”她說。
圖 | 作者的房間
繼她之後，我陸續發現，選擇支教的老師，除了關注農村教育，也有一些自己的原因。鍾毅曾在國企工作，因為受不了繁瑣的流程以及應付不完的檢查，希望在農村尋得簡單清靜。
但他閒不下來：“我希望能改變這裡，讓這裡變得更好。”他看向我，眼睛瞪得很大。我沒有回答，看著他的眼神一點點黯淡下來，轉身走了。
鍾毅想做些事情，但總是不如意。開學不到兩月，學校裡迎來了幾批檢查。在村小，迎接檢查是一件大事，檢查的結果可能影響到第二年相關資源的分配。
為保證萬無一失，校長增加了額外要求——乾淨，整潔，衛生。桌面上不能有灰塵，牆壁不能有蜘蛛網，校園裡不能有落葉，學生只好一遍一遍打掃。
鍾毅不喜歡校長的態度，如臨大敵，像是領導比學生還重要。
因為書籍缺乏，圖書館裡四個書架只擺滿了前面兩個，都是學生用的書籍。第三個書架勉強擺了些教科書和教參，第四個書架，乾脆湊了些養雞養鴨的農業用書。當地教師收入有限，大部分教師會養些家禽補貼家用。
檢查人員只查看圖書借閱記錄和前兩個書架上的書籍便走了。“怎麼不去看那兩個書架，也好給我們多運幾批圖書。”這些現狀讓他感到沮喪。鍾毅和我講述他的理想，但這一切似乎與我無關。我內心只剩下一個聲音：“我不想再抑鬱了。”
我見到順子的時候，她已經支教一年。她沒說自己來支教的原因，但我知道，來支教之前，她也被診斷為抑鬱症。
順子正在網上募捐，計劃假期帶她的學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她在筆記本上列出計劃行程：深圳科技館、深圳博物館、世界之窗、深圳大學、清華大學研究生院，大約4天的行程。“他們很多人都沒有出去過，我想在走之前，帶他們去看看。”順子說。
募捐的結果並不順利，與預算相差很多，順子託很多熟人，在交通與住宿的費用上，給了儘量低的價格。她還想帶他們坐一次地鐵，費用沒法再縮減。
“你為什麼要來支教。”在我第二次詢問順子的時候，她沉默許久，說：“之前搞砸了那麼多事情，總希望能真正做成一件事情，我就知足了。”順子的聲音忽然變得尖銳。
那一瞬間，順子的話將我帶回抑鬱發作期間。那時，我也做過各類計劃，從學習、找工作，再到外出與人交談，每次都不成功，像是被寫在註定失敗的劇本里，無處掙脫。我理解順子的渴望。
漸漸的，學校工作佔據我的大部分時間。由於教師資源缺乏，每兩個老師，要負責一個年級的所有課程。我教授三年級數學、體育、音樂、科學、道德、心理等課程。
我不得不從對自我的觀照中抽出身來，思考一些被習慣性忽略的事物。
數學涉及生活中各種概念，譬如時間，長度，面積及質量。對孩子們來說，這是一些頗為抽象的概念。
為了幫助學生理解，教材裡會加入學生熟悉的情境，比如，跑道一圈是400米。但我們小學沒有標準跑道，甚至整個鄉鎮都沒有，最近的操場，在40公里外的一中。
“多大才是標準操場？”學生們對著教材發問，我帶著他們用皮尺丈量學校裡不規整的運動場地，最長距離50米，我告訴他們：“跑4個來回，就是400米。”
圖 | 學校的運動場地
困惑同樣出現在大巴的長度、飛機的速度、廣場面積、購物中心的打折促銷中，在他們眼裡，教材努力創設的情境和抽象概念同樣陌生。
學生們住校，生活起居也需要老師幫忙照料。
山裡的學生精力充沛，愛跑愛跳，只能備好碘伏酒精用於劃傷消毒。山間多蚊蟲，一位老師靠自身資源找來醫療物資，包括繃帶和藥物，以及止癢用的藥膏、肥皂水和牙膏。
大家蒐集來礦泉水瓶，裝滿水，冰凍在食堂冰箱裡，方便為扭傷的學生冰敷。
忙碌的節奏讓我應接不暇，失眠問題卻沒再出現。醫生告訴我，或許是工作繁忙，解決了我內心模糊的焦慮。
記憶中，失眠始於16歲。最初只是前半夜驚醒，接著難以入睡，後來徹夜無眠。思維不受控制，白天睜著眼睛也像做夢，夢中情景交織眼前景象，真假難辨。
父母帶我看過西醫，檢查結果一切正常。我很配合地吃了兩個多月的中藥湯，症狀也難以緩解。助眠枕頭、助眠被子，亦全無效果。有一次，母親突然問我，是不是有心事？我趕緊接上話：“怎麼會。”
那句話背後藏著我的不安。我的家庭還算幸福，父母從不爭吵，對我一向寬容，極少措辭嚴厲。但另一方面，我像是必須要表現出幸福與快樂的演員，遇到不如意的事，也只能掩藏自己的感受。
久而久之，我的心事變成秘密，在人際關係中被動退縮，直到患上抑鬱症。
在遇到另一個孩子的秘密時，陷於封閉世界的我像被撬開小口，出現少有的情感波動。
這裡有的孩⼦從記事起就沒有⻅過⺟親，譬如燕燕。她很活潑，喜歡在⼈群⾥唱歌、上課回答問題，認真完成作業，⽤盡力氣做好學⽣；同時，她又⼗分脆弱，會因為⼀道難題放棄整場考試，會因為舉⼿沒被⽼師看⻅就傷⼼大哭。
美術課上，燕燕畫過很多圖畫，但從沒有塗過顏色。我⼀直好奇，是什麼奪⾛了她畫⾥的⾊彩。
圖 | 作者帶領學生在帆布袋上畫畫
第⼆學期，燕燕拿著一張泛黃的大頭貼，上面是個穿淡藍⾊⾐服的⼥⼦。燕燕問我，她和裡面的⼥⼦是否相像。據說，燕燕的母親在⽣下她之後就棄她而去，但燕燕想知道，⺟親到底是誰。
“我猜她是我媽媽。”燕燕把它夾在筆記本⾥，本子是和照⽚是⼀起找到的，燕燕覺得，這些是媽媽的東⻄。筆記本⾥有⼏篇⾼中⽇記和學習計劃。
“媽媽可能讀了⾼中。”在村⾥，上⾼中是讓⼈驕傲的事，燕燕很滿意她的發現。
她不敢問爺爺奶奶，怕他們把東西拿走。
燕燕稚⽓未脫，和照⽚上的⼥⼦看不出有多少聯繫。燕燕⼩⼼將照⽚收好，和我說，她要去讀⾼中，要像媽媽⼀樣。
我開始理解燕燕，從⼩失去⺟親的孩⼦懼怕失敗，如果失敗，就什麼也沒有了。
我們都一樣，在成長過程中守著自己的秘密。
我為她感到難過，那個週五，我特意⻅了燕燕的奶奶。放學之前，老人⼀直等在校⻔⼝，天熱，她給燕燕準備了飲料。燕燕衝奶奶跑去，祖孫倆親密地回家，燕燕又變得活潑，沒⼈知曉她的心事。
村⾥⼟地資源有限，不少成年⼈外出務⼯。在我的班級⾥，留守⼉童與單親家庭孩⼦人數佔據三分之⼀。
孩子們大多孤單，喜歡尋求老師陪伴。汪明說，學生們一來，難以靜下心看書，只好和他們約定，如果不緊急，儘量在第二天上課前再來敲門。
學生們認真地點頭，但是關於緊急，學生們的定義和老師明顯有區別。有一次，學生拼命敲門，只為了讓汪明下樓去看彩虹，“馬上就要消失了。”學生一臉焦急。汪明有些哭笑不得，和學生去了操場，雨後，山那邊有一抹彩虹。
學生們也來敲我的門，送我課間畫的畫、做的手工。這是學生在向老師表達喜愛，起初，由於抑鬱症，我常無動於衷，甚至覺得厭惡。
為了不讓學生看出來，我鑽進房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對周圍發生的一切漠不關心。
敲門聲還在繼續，孩子們一次次接近我的心理邊界。我慢慢學著打開門，回到老師的角色，把抑鬱情緒暫時反鎖在門內。
情緒尚可的時候，我喜歡坐在宿舍門口和學生聊天。有學生畫了學校的廣場，只有教學樓和水泥地。“沒有樹，我們就不用掃落葉了。”學生臉上透著一股得意，像是解決了世紀難題。
“長大之後，你想做什麼？”我問。
“我想當天文學家，研究天上的星星。”一個矮個子女生回答。村裡的夜空很美，天氣晴朗時，抬頭就可以看見流動的銀河。
圖 | 在學校裡看到的星空
“在城市，很少能看見這樣的星星。”我回答。
“那我在這裡長大，就更有可能去研究星星了。”孩子們一直保有特有的樂觀。
根據2018年教育局的數據，廣西高中的升學率只有57%，考慮到城鄉差距，在這所村小，絕大多數學生上不了高中。這就是他們一生所能接受的全部學校教育。
“你呢？”
“我想當籃球運動員。”
“科學家。”
“廚師。”
“醫生。”
“我想當老師，像你一樣的老師。”
“我是什麼樣的老師？”我問。
“雖然很少和我們說話，經常待在房間裡，但是你對我們都很好。”
這是我第一次從學生口中聽到我的樣子，更沒想過有人會想成為我這樣的老師。
“那老師以後經常下來和你們說話，好不好。”
“好！”學生們一陣歡呼。
2019年7月，順子結束支教。離開前，她被選為教師師德代表，同時募集到資金，帶著14名學生去了深圳。
孩子們排著隊坐地鐵，又站成一排，在世界之窗的大門口合影，每個人都笑得很燦爛。
順子給我留了封長信，回答兩年前我問過的問題。順子說，最初來支教，其實是想找個遠離父母的地方結束生命。但現在，她寫道：“我想活著，想繼續做些事情。”
鍾毅靠自己給學校爭取到一批捐贈，包含圖書和電扇。圖書室重新佈置，四個書架上擺滿了學生喜歡的書，又裝了電扇，夏天也不覺得熱。鍾毅說，之前只是期待別人來改善，都快忘了自己也可以做些事情。
2020年新年，因疫情爆發，我和學⽣們迎來了⼀個漫⻓的寒假。
離校前，燕燕送給我⼀幅畫。左邊畫著⾼樓⼤廈，戴眼鏡的⼈⼤概是我。右邊是⼀⼤⽚草坪，穿藍⾊⾐服的⼥⼦帶著⼩孩在草地上玩耍，是她想象中的母親。這幅畫，她用彩筆填上了色彩。
燕燕在⼀⻆寫下：“祝⽼師新年快樂，⼀路順⻛，謝謝⽼師和我⼀起保守這個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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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原創 陳晨 真實故事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