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打何仗，所守何道？
——《方方日記》的文本、邏輯與問題
目錄
五、新聞背後的政府、一線人員與民眾：日記中的新聞事件述評邏輯
六、“作惡”背後的追責邏輯及其自我解構：日記中的政治想象與再審視
七、義正辭嚴背後的虛偽詭詐：日記中的5組悖論
八、假問題之外的真問題：日記的問題根源是什麼？
五、新聞背後的政府、一線人員與民眾：
日記中的新聞事件述評邏輯
有批評者說《方方日記》是新聞搬運機，並不能讓讀者獲得更多信息。但盤點和總結方方搬運了哪些新聞，分析方方選取什麼角度評論這些新聞，無疑對把握和評價《方方日記》極為重要。根據筆者的梳理，《方方日記》大體上涉及以下23種新聞，其中如“次生災害”等的新聞種類中又包含若干條具體新聞消息。
表1 《方方日記》涉及的23種新聞
1、1月7日百步亭四萬人聚餐（1月28日）
9、次生災害（2月14日，23日，3月2日，7日，8日，9日，15日，16日，17日，19日，21日）
17、愛心菜事件（2月19日）
2、1月21日省裡舉辦大型歌舞聯歡會（1月28日）
10、中心醫院（3月3日，9日，11日，13日，20日）
18、垃圾車運肉（3月13日）
3、市長摘帽子事件（1月28日）
11、喊假事件（3月5日）
19、七字遺書（2月21日）
4、硬核防疫（1月30日）
12、王廣發、李文亮表彰，李文亮調查（3月5日，19日）
20、漢罵事件（2月22日）
5、方艙醫院（2月4日，6日，7日，12日，25日）
13、志願者舉旗拍照（2月13日）
21、中醫有效（2月22日）
14、走“馬”換“蔣”（2月13日）
22、留學生回國（3月17日）
7、朝令午改（2月25日）
15、感恩事件（3月7日）
23、代金券（3月21日）
8、拉網式排查（2月21日，25日）
16、艾芬事件（3月11日）
本文不擬按照新聞事件的順序重述方方的日記內容，而是試圖將方方通過陳述新聞事件想要表達的看法做一歸納。
（一）疫情初期政府反應遲緩、行事僵化
方方在1月28日的日記中追述的1月17日百步亭四萬人聚餐、1月21日省裡舉辦大型歌舞聯歡會確實都反映出，湖北省和武漢市的主要官員沒有及時宣佈進入災害治理的“運動”狀態。
不過從政治實踐的邏輯來看，地方主官只有在綜合衡量各種技術條件、權衡多種治理目標之後，才能判斷官僚體系進入“運動”狀態的最佳時機，讓維護社會穩定和預防病毒傳播這兩個政策目標之間達到平衡。專家組一直強調對新冠病毒認知的有限性，根據臨床案例在前期給出可防可控的意見。官僚系統不願輕易改變常規運作的固有惰性，再加上處在“臨近春節”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時間，政府以穩定大局、保證經濟正常運轉為重，為減少不必要的聯想和恐慌而選擇不貿然取消具有特殊象徵意義的活動，這種保守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專家組的建議往往也只是政府決策中採納的一部分。日本等國家對待疫情的做法，其實也與武漢在疫情初期的做法如出一轍。恐慌只會造成醫療資源的擠兌和醫療體系的崩潰，交叉感染也將大幅提升死亡率，這也正是鍾南山院士宣佈人傳人之後武漢所出現的狀況。
不過，方方指出的行事僵化問題也確實存在。單向的負責制與自下而上的問責性的缺失，使穩定和績效壓倒了知情權與風險防範，地方官員習慣於接受自上而下的指揮，他們自主判斷和行動意識不足，沒有指示就不知道怎麼辦，也擔心自主行動萬一出問題遭受秋後算賬。因此，打破地方政府反應遲緩和中央政府全面動員的極化狀態，從根本上改進應急管理體系，已經成為學界和政界的共識。
當然方方不會深入思考政府反應遲緩和行事僵化的原因，她引述這些新聞的目的也不是為了做學術探討，因此也沒有必要進行深入思考。她的日記只需要站在上帝視角用“馬後炮”的語言，高高在上地“憑直覺判斷”問罪於政府，指責政府“愚蠢”“不善變通”“沒有常識”“不實事求是”，判定百步亭萬家宴、歌舞聯歡會“基本上算犯罪行為”就可以了。不需要複雜的邏輯，將問題引向問罪和指責政府官員，這是方方的一貫套路。
（二）政策執行教條化
突出這一看法的內容集中在1月30日的日記中。方方在該日記載了三個反映“硬核防疫”過程中政策執行教條化的新聞事件：一是一個農民夜半三更被擋土牆外不讓通過，無論如何求情，守路人都不讓過；二是一個腦癱兒童因父親隔離，一人在家獨居五天後餓死；三是許多武漢人在外像喪家犬一樣到處被驅趕。方方評論說，“執行防疫規定固然不錯，但是不能執行得連基本人性都沒有了”，“為什麼我們的層層官員都可以把一紙文件教條化成這樣？”。
方方將政策執行中存在的教條化問題點明出來，並沒有什麼問題。許多民眾在得知這些新聞事件之後，也會產生這樣的困惑。從這個意義上說，方方的日記中確有機智地為民執筆之處。若從學者的角度來看，缺少人道主義的“硬核防疫”體現的是基層治理能力的問題。大水漫灌式的粗放式治理，本質上是基於恐慌而產生的非理性治理行為。就全國範圍來說，各地區的基層防疫存在兩種形態，一種是中西部地區廣泛採取的封路、封村甚至封戶的“硬核”措施，另一種是以江浙滬為代表的沿海地區採取的技術化防疫方式。日記中的新聞做所以多出現於中西部地區，也正是因為這些地區長期以來基層組織不被激活，基層幹部密切聯繫群眾的能力弱化，導致治理中缺乏對人民群眾的有效組織動員，於是在疫情突發之後近乎本能地採用了簡單原始甚至有些粗暴的手段。因此“硬核防疫”的問題出在基層行政與民眾的關係層面，不全然是行政體系內部的問題。
反觀方方在日記中的表述，方方僅僅是拋出了問題，而且這樣的問題似乎在她的語境下是全國性的、整個官僚體系內部共同存在的嚴重問題。所有人都贊同執行中不能沒有基本人性，不應該把文件教條化執行。但是關鍵問題是，為何會產生“應然”與“實然”的差距？可見方方的日記沒有推進人們對問題的思考，相反卻有可能讓人們在對日記的閱讀中放大對問題嚴重性的認識、估計和想象。批判政策執行官員的不滿情緒就在這種對“應然”與“實然”的對比敘述和反差呈現中被進一步激化。
（三）領導無作為
方方特別關心新冠疫情的次生災害，她在日記中透過非新冠病人的處境、未復工健康人的生存窘境、泉州隔離酒店坍塌事件、滯留武漢的外地人處境等記錄著次生災害的具體表現。比如有關非新冠病人的處境，方方提到有些透析病人和癌症病人無處求醫進而哭訴甚至跳樓（2月14日），有朋友的親屬患膽管癌無處醫治結果活活痛死（3月21日）。為何如此？方方引述一個朋友的來信說：“封城之前那些無作為的領導心中完全無數，封閉快二個月了對眾多老齡慢性病患者，癌症，以及急症患者完全無應對措施，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換句話說，是領導的心中無數、毫無作為導致了問題遲遲不能得到解決。
在“領導無作為”這樣的看法之下，方方急切地提出她自己的建議，比如將非新冠病人移送外省，倡議政府補貼這些同樣是在顧全大局的病人（2月14日）。同樣，當她得知許多企業因疫情倒閉（3月2日），湖北農民工有可能被其他地區農民工取代進而失業（3月2日，7日，9日，15日，16日），她迫不及待地轉發微信群關於分區域解除部分無疫情地段限制、通過包車政府對接或志願者服務對接的呼籲書（3月2日），倡議政府許多事務可以同步進行而不必依次排隊去做（3月 16日）。當她得知滯留武漢的外地人處境，她則建議在統計人數、查看健康碼後以一省一輛車的方式將這些外地人送到其省會，由當地指定酒店隔離（2月23日）。當她得知“各國都在給百姓發錢”，她也在日記中轉述她看到的有關湖北應該發一些代金券的建議（3月21日）。此外，她還曾提議用（或轉達他人提議）用中藥“雜煮”和“閉門法”應對感冒（1月29日）、徵用各級黨校（2月2日）、在火神山運作前轉運傳染病人到鄰省治療（2月2日）、改“黨建考核組”為“考核監督組”（2月19日）、開啟“江中隔離模式”（2月21日），以及聯合手機運營商建立國家緊急狀態的反饋機制（2月25日）等等。可見《方方日記》中的“建言獻策”不可謂不多。
有批評者指出，方方整天指揮政府怎麼做，忽視政府的努力，其邏輯是“沒人通知我我就不知道，我不知道就不存在，不存在我就要噴”。其實從後文筆者的分析將會看到，方方並不是忽視政府的全部努力，她的眼中依然有“做事的”政府部門，特別是一線工作者。她的不信任和批判，主要集中在管理層的領導身上。對“領導無作為”的認定，使她選擇性地屏蔽了有關領導所作所為的正面信息的獲取，進而導致她“馬後炮”地提建議，於是激怒一些批評者諷刺她自我感覺“是社會管理達人，比中央智庫還厲害”。
（四）領導不善主動擔責卻樂於自我表彰
有三段新聞信息體現方方的這種看法。一是有關中心醫院要求醫務人員之間不許公開談病情（3月3日）、在不具有防護設施的情況下飛蛾撲火般救治病人後成批倒下（3月3日、9日、11日、20日）的新聞。日記突出中心醫院醫護人員的傷亡慘重，將責任直指中心醫院的書記和院長，申明他們決不能以“這是新病毒，大家都缺乏認識”為由推卸責任，而是理應站出來懺悔、引咎辭職。在方方眼中，這些領導不做實事（“沒有他們，中心醫院其他人，一樣可以繼續堅持抗疫”（3月9日）），在網上追責呼聲不絕於耳（3月13日）、醫院醫護人員接連去世的情況下，他們仍然不擔責、“還能坐得住”（3月20日）。而即使這些領導被追責免職，也很有可能“換一個地方，再度出山”（2月13日），領導的臉皮簡直是厚得不可理喻。
不僅如此，記述王廣發和李文亮同入政府表彰的先進人物行列的第二段新聞（3月5日，19日），更顯示出一個給武漢留下“可防可控”四個字與“人不傳人”搭配起來讓武漢人“遭受滅頂之災”的人，即使“欠下武漢人一筆債”讓“三千枉死者的靈魂無法安息”（3月5日），卻不但不承擔責任，反而仍可獲得表彰。方方從不質疑李文亮等八人自行披露傳染病的合法性問題，也不追問李文亮當初披露傳染病信息是否具有為社會“吹哨”的動機，因此以李文亮為象徵的正義之人與以王廣發為代表的邪惡之人同列先進人物，自然是難以接受的荒誕事實。
除此之外，武漢領導要求人民向黨和國家感恩的第三段新聞（3月7日），更是將領導“樂於自我表彰”的邏輯體現到極致。方方在日記中直陳“天天學習”的領導們“學反了向”，並說道：“對於奉獻者，對於武漢人民，用怎麼樣美好的詞彙去形容都不過分。政府，請你們收起傲慢，謙卑地向你們的主人——以百萬而計的武漢人民感恩。”在方方眼中，一線的奉獻者始終是可愛的，而害怕擔責還樂於自我表彰的領導是可鄙的、令人生厭的。
（五）向上負責、形式主義與層層做假
方方帶著“官員只向上負責”、“形式主義”和“層層做假”的眼鏡搜尋新聞事件，只要新聞事件表現出相關跡象，她就立刻將新聞事件與她預設的價值判斷進行關聯，然後展開架空分析。這樣的論述手法強行將局部的具體個案事件與一般性的價值判斷牽連在一起，就難免出現以偏概全和批判對象的擴大化，出現偏離批判目標群體的大面積誤傷。
一個典型的以偏概全、批判對象擴大化的例證，出現在3月13日她對垃圾車運肉事件的評述中。對於這一事件本身，當然怎麼批評也不為過，畢竟該事件確實是協調指揮的嚴重錯誤所導致。但這一事件僅僅是個例，主管官員已被立即問責和處理。方方的日記錯就錯在強行將個例引申到一屆政府、一眾官員這個全體概念上來，大肆談論“一屆政府，如果不把民生放於至上位置，再來一次X冠病毒，依然會延續今年的災難；一眾官員，如果眼睛不看百姓，只盯著上司，垃圾車拖食品的事情，同樣會一而再。沒有以人為本的概念，也不站在百姓的角度思考和做事，是現今官員很大的問題”。但事實是，如果不是民生至上，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不會全球領先、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不會取得現在的成績，在疫情期間人們也不會買到充足供應的商品，保持總體穩定的生活。這屆政府為穩控疫情做了很多實事，但幾件處理不當的事情就成了方方筆下罔顧民生的證據，方方這種一杆子打翻一船人的思維邏輯著實難以服眾。
“誤傷”則出現在方方對“舉旗拍照”和“居民喊假”這兩個事件的評述中。方方在2月13日的日記中記述了當時在網上流傳甚廣的一段視頻：下沉社區的銀行員工舉旗拍照，之後把身上穿的防護服扔進路邊的垃圾箱。方方也許並不知道視頻中的當事人究竟是什麼身份，在日記中的表述是模糊的“一群下沉的人們”。她評論說，“他們早就習慣做任何事都先把形式做足，都先自吹自誇。如果下基層工作是件日常的事，如同他們上班一樣，他們用得著打旗幟嗎？”。
方方只是看了一段視頻，何以判定這群人是“先把形式做足”“先自吹自誇”，而沒有做實事呢？視頻中的那群人在處理防護服方面確實不甚規範，但用舉旗拍照否定他們的一線工作，實在是有失公允。這些下沉社區的工作人員或者志願者舉旗拍照，可能是為了交接班時打卡留痕，也可能是為了留作紀念，他們並不是政府幹部，下基層工作的確不是他們的本行本業。方方只是預設“形式主義”的價值判斷，看到一個有形式主義嫌疑的符號就興奮不已，進而脫離實際展開想象、簡化場景大肆評論。
在同一天的日記中，方方評論走“馬”換“蔣”的領導調動時，再次提到她希望領導“不再搞那些沒有任何意義的形式主義，不再講那些重複又重複、顛來還倒去的廢話空話”。可見方方的主要批判目標是領導，而不是衝在一線做實事的工作人員。對於“舉旗拍照”一事，可以合理推測也許是方方將這群人誤認為是下沉社區的政府領導幹部，於是聯想到長久以來她對政府領導幹部形成的印象進而展開了批判，然而結果卻是誤傷了那些原本在一般事業單位工作、只是在疫情期間臨時下沉社區開展帶有志願者性質的工作的一線工作者。
方方在3月5日的日記中記述，中央領導人到小區視察遭遇居民樓多人高聲喊“假的”，隨後中央領導立即開會要求馬上解決群眾反映的問題。對於這條新聞信息，方方向“可靠朋友”核實了視頻的真實性之後，謹慎表示“我不知道這個小區是否真有做假”。不過這已無關緊要，因為日記主要是借該新聞表達方方多年來形成的一個觀念，即“領導視察之處，各種形式主義橫行”，“層層做假”以致於基層也不得不如此。日記因此讚賞“喊假”的武漢市民，因為“讓自己的聲音成為與他人不一樣的聲音，也不容易”（3月5日）。
然而方方的論述中有兩點不妥。
其一，用一個似是而非的一般觀念嵌套對一個具體事件的分析，其實就是在誘導讀者用方方給出的“層層做假”的觀念解釋這一事件，而方方又並沒有確證小區是否真有做假，這樣的邏輯誘導就是在誤導讀者，製造問題的嚴重性，將讀者的怨氣引向體制本身。
其二，在沒有確證小區是否真有做假的情況下，方方讚揚武漢市民“喊假”，佩服他們發出不一樣的聲音，讓習慣做假的人再做假時心有所忌，其實已經表明方方傾向於認為小區做假是真實的。但事後當事小區已有居民陳明“喊‘假’者才假”，並分析說物業沒有動機造假、志願者送菜也不是第一天，“喊假”者只是一些想要低價菜、愛心菜甚至免費菜，甚至藉助流量和目光解決小區早已存在的停車費和物業費問題的“剛人”。正是這業主中的少數人，通過“吶喊”放大自己的意志綁架了民意，做著讓真正做事的人寒心的事，註解著“不一樣的聲音未必正義”這一直接可以反駁方方立場的道理。
因此，方方藉由該新聞試圖傳達的觀點，不但與事實並不相符，反而可能有害於基層社會的治理公平。
（六）一線人員盡力工作，民眾應予理解配合
表達該想法的日記內容，增添了日記中表面情緒的複雜性，體現出方方的“愛憎分明”：一方面，對行政管理層人員的不實事求是、形式主義和教條執行表達譴責和批判；另一方面，對一線官員和一線工作人員的工作持一種寬容的態度，並在日記中通過表達自己的看法，對部分民眾表現出的不滿情緒進行紓解。
比如，日記在1月28日記載了一場“市長摘帽子事件”，是說李克強總理來漢考察時，原本戴著帽子在一旁陪同的周先旺市長摘下帽子交給助手。有輿論認為在大災大難面前，總理作重要指示時，周市長還有心思密切關注領導戴不戴帽子這種小細節，是說不過去的。
不過在日記中，周市長也是“正領著市府眾官員為抗疫四處奔波”的一線官員，“他的疲憊和焦慮一眼可見”。方方推測他“甚至想過事平之後自己將會有什麼下場”，必然會有“內疚、自責以及追悔莫及忐忑不安之類”的心情，但他仍需“振作起精神去面對眼前這件天大的事情”。日記評價周市長是“很本分務實之人，口碑一直不錯”，提議“換一個溫暖點的角度”看待這場帽子事件，比如“或許他覺得，這樣的寒冷天氣，他戴了帽子，而總理沒戴。他比總理年輕，這麼戴著，顯得頗為不禮貌，於是摘下來交給助手”。可見日記對周市長的處境抱有一定的同情態度，也極力引導輿論對周市長進行正面的理解和評價。這也確實引發不少網友對周市長的讚揚，如“看他幾次採訪說話都是實在而且堅決的，無多的空話套話，敢於在最困難的時候面對直播拷問……是最接地氣、最敢於直言的一位實幹家”等等。
又如，當武漢市宣佈展開“三天時間找出所有四類病人”的拉網式排查後，方方的日記滿溢對“下面辦事人員”和“區長們”的同情。2月21日的日記說道“武漢有多大，城區結構有多複雜，非小區居民有多少，以及城鄉接合部有多混亂，就算讓辦事人員三天跑一遍都很難，更不說細查”，並補充“武漢歷史上是個碼頭起家的城市，平時散漫慣的人很多，刁民也不老少。比刁民更多的，可能就是這樣的一根筋犟人。從耐心說服，到強行帶離，這一過程要動用不少人，更要花費不少時間”。2月25日，方方更是直言“面對尚有900萬人口居住的城市，地域闊大，眾生複雜，逐戶敲門排查，難度實在太大”，“碰上不肯開門的，完全奈何不得。不可能總是派警察去抓，而警力也是有限的”，並表達了對防護用具不足的社區人員和公務員在工作中被感染後傳染家人的擔憂。方方表示，“領導們儘量不要把話說得太猛。百姓既然信任政府，就會給他們以時日，而領導作決策，也要給下面辦事的人以時日。太急了恐怕無益”，而她很擔心“那些區長們，不知道三天後，是不是被撤的一個都不剩。但願主政領導只是想重槌敲山鼓，並非情急下陡坎”。可見日記中突出的追責問罪色調，在遇到一線工作者時，就隱去得無影無蹤。方方的追責問罪對象主要瞄準的是發號施令卻不辦事的領導層，她對“一線辦事者”面對的壓力和困難則表現出十分了解、充分理解的姿態，而民眾和“領導們”似乎都成了她教育和說服的對象。
再如，當某部門將山東壽光捐給武漢的“愛心菜”送到超市去賣而遭非議，網上流傳向市政府投訴的電話錄音時，方方卻也沒有不由分說地指責政府部門的做事方式，相反她表達了對政府部門做法的贊同態度。在2月19日的日記中，方方詳述了她表達贊同態度的理由：“如果不是直接捐贈給醫院食堂，或是送到有貯藏能力的部門，更合理有效的方式，還是拿去超市，以平價菜賣給市民。超市至少有存放倉庫，有分配能力，有散發渠道。而賣菜的錢，或可以捐贈方的名義交給慈善部門購買醫療物品，或可返款給對方，繼續送來平價菜，供給武漢市場。這是雙贏雙益的事。”她還談到，“自疫情以來，社區的工作人員已經辛苦異常，要求他們把捐贈的蔬菜再分贈到各處，難度實在太大。尤其現在，人手少，車輛少，一卡車青菜來了，處理起來不是易事。捐贈實物如遭浪費，最終浪費的也是捐贈人的好心和善意，以及他們的財產”。可見在這裡，方方冷靜理性地分析了政府部門做法的合理性，並且站在社區工作人員做事的角度，直陳“愛心菜”在分配環節易遭遇的“最後一公里”難題。對於做事的政府部門和社區工作人員，方方再次表達出她的同情和理解。
類似地，關於網上一位武漢女性批評社區團購套餐制的漢罵錄音，方方首先表示從領導登門、中百超市整改來看，漢罵起到了效果。但同時她也提到團購管理的不易，批評“有些居民頗難伺候，不只是買生活必須品，還要買整箱啤酒什麼的”，“讓負責團購的志願者們搬運起來累得夠嗆”（2月22日），表現出她對一些居民慾求不滿、提出無節制多樣化要求的反感。在這裡，她的立場是站在團購組織者和志願者一邊。
還如，在火神山醫院運作初期，日記內容主要反映醫院醫療環境不錯、病人也很樂觀，方方表達了對病人早日病癒、所有事情更加合理有序的期待（2月4日）。即使2月14日有消息稱因大風雨雪天氣，火神山有幾間病房屋頂被掀開，方方在日記中也並沒有藉此指責醫院施工簡陋，而是希望病人能安穩轉移，“在大劫難中度過這個小的劫難”（2月15日）。
同樣地，在方艙醫院運作初期，許多民眾紛紛質疑集中隔離是否增大交叉感染風險（2月4日）、抱怨艙內條件太差之時，方方在日記中解釋說：“只用一天時間建成的方艙，時間倉促總會有點亂。後續的工作應該很快會跟上。這麼多人在一起，眾口難調，更何況都是病人。焦躁不安或是心煩意亂，總會有的，畢竟舒適度不如自家。”並引述武大馮天瑜先生從負責武展和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的朋友那裡得知的消息，告訴讀者“方艙內將會安裝多臺電視，設置圖書角、充電島、快餐角，並保證每個患者每天一個蘋果或香蕉，儘量讓患者感到溫暖”（2月6日）。在這裡，方方並沒有跟著質疑方艙的民眾一同發牢騷，或是居高臨下地指揮一線決策者“應該如何”，而是站在一線決策者的立場，安慰民眾說許多方面一線決策者其實都已考慮到，並在逐步實施和改善現有狀況，同時教育民眾說“最難的時候已經度過，現在越發不能焦急。讓那些流動病人能安臥室內接受隔離，接受醫護人員治療，對大家都是好事。否則又會有多人加重病症或倒在路上。我們只能穩住也忍住，只有總局勢控制住了，所有人才能真正得到安穩”。2月25日，方方同樣站在大局觀的立場下，以冷峻的筆調敘述“住進方艙醫院的病人病癒也不願出艙”的新聞消息。這些病人病癒不願出艙的原因在於“方艙醫院空間大，伙食好，跳舞唱歌聊天鬥地主，一點都不缺玩伴。此外諸事有人管，重要的是還不收錢。遠比寂寞地待在家裡要踏實得多”。方艙醫院條件好起來，卻導致這樣一批佔用醫療資源的人產生，的確“有點像冷笑話”。按照筆者的理解，方方敘述這段話的立場是譴責這批病癒病人、維護一線治療現場的。
方方在日記中有關“方艙醫院”的其他段落也遵循同樣邏輯。如2月7日的日記敘述方艙已上正規，效果將開始顯現，方方寫道“現在大家並沒有太多恐慌，只是有些鬱悶。隨著方艙生活條件的完善，病人們也開始適應裡面的生活”，還插入了一個被她評為“今天聽到的最暖心故事”的“方艙愛情故事”。而2月12日的日記中，方艙醫院的場景裡出現了“領導”和象徵官方意識形態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方方的敘述筆調就轉為：“某個方艙醫院裡，推測有領導視察吧？一群人站立著，幾十個，其中有官員，有醫護人員，大概也有病人。他們都戴著口罩，對著一個個躺在床上的病人們放聲歌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方方評論道：“這歌雖然人人會唱，但有必要非在病房裡這麼高歌嗎？想過躺在床上病人的感受沒有？這不是傳染病麼？不是肺部出不了氣嗎？”最後兩句反問確實有失妥當，反映出方方對輕症患者身體狀態的不瞭解，也讓輿論批評方方是不是反對方艙唱歌調節氣氛，得出“武漢人沉悶你不安，方艙唱歌調節氣氛你又不安，你就說應該怎麼做”的批判論調。但方方的反問，正是在對方艙的場景還原中領導、官員與病人的對立圖式下出現的。方方多半想表達的是對官僚形式主義的批判，因而訴諸於對床上病人個人權利的強調。
由此分析，方方只有在以一線工作人員的立場組織敘述話語時，才透顯出她仍然會用大局觀進行思維，這一場景中的一線工作人員、一線決策者和民眾站在同一條戰線上；而一旦場景中出現所謂“領導”、“政府”，方方的大局觀思維就立刻轉變為維護個人權利的個體主義思維，這一場景中的領導、政府多半被放置在與民眾對立的一面。
六、“作惡”背後的追責邏輯及其自我解構：
日記中的政治想象與再審視
（一）“作惡者”與“瞞報者”
《方方日記》中有關“作惡”的話題，最早是從關於一種微博技術的討論中引申出來的。1月25日的日記談及，這種微博技術可以讓用戶自以為消息已發出，但實際上卻無人讀到。該技術效果被定義為“高科技作惡”。有讀者在方方的該篇日記下評論說，高科技作惡不比瘟疫弱。而通篇日記對於瘟疫本身的作惡所述極少，只有2月15日的日記論及新冠病毒的狡猾，讓治癒者復陽，並出現無症狀感染者。該篇日記據此稱新冠病毒為“流氓病毒”。
實際上，方方論及“高科技作惡”、論及“病毒作惡”都僅僅是一種鋪墊。日記認為，“高科技作惡”的背後，是操作高科技的人作惡；“病毒作惡”的背後，則是“比冠狀病毒更為惡劣更為持久”的官僚系統疾病和社會疾病（1月30日）。被方方稱之為“腦殘者”的“病毒人”須為“病毒作惡”承擔至少50%以上的責任（1月27日），因而“病毒作惡”本質上被界定為“人禍”，是“比瘟疫更毒辣”的“人作惡”。
當然日記中提及的“人作惡”也有多種方式，比如往電梯和門把手上吐口水、倒賣捐贈物資、攔截醫院急需醫療用品、造謠構陷他人等（2月15日）。然而最為主要也最為嚴重的作惡方式，則被日記凝縮為兩個字：瞞報。日記認為，疫情前期的瞞報是疫情從初始演變為災難的主因（3月16日），瞞報讓防疫工作耽誤了二十天時間。順此邏輯，疫情期間的遇難者就是被瞞報者所殺，而這些“他殺”的亡靈及其家人、所有醫護人員和苦熬日子的武漢人民，以及難以回家的流浪者，就需要找到瞞報者是誰——日記再三強調這一點：
要一個說法，要一個結果。（2月27日）
我們所有人都想知道：到底是誰在對我們隱瞞！（3月2日）
瞞報者被方方判定為少數特定主體。而在追問“瞞報者是誰”這一問題之時，自然浮現的另一個問題便是“為何瞞報”（3月16日）。顯然“瞞報者是誰”和“為何瞞報”這兩個問題得以成立的前提，是認定存在瞞報的事實。那麼方方憑什麼認定存在瞞報的事實呢？其實日記在對“為何瞞報”這一問題的解釋中，也就順帶說出了她認定存在瞞報事實的理由——市衛健委停報感染人數，且停報的時間段與省市“兩會”時間幾乎完全同步（3月18日）。客觀現象是，通報的感染人數出現停滯。而方方將“停滯”解讀為主觀“停報”，所謂“停報”便是“瞞報”，方方理解的“瞞報事實”就此產生。此後要做的便是理解瞞報的原因。方方聯繫自己從1993年開始參加整整25年“兩會”的經驗，對“瞞報事實”進行解釋：
為保證兩會順利召開，所有負面信息媒體都不允許報道，而各部門到了那個時候，幾乎也沒什麼人做事，因為領導都去開會了。（1月23日，3月18日）
把相關事情壓到兩會之後再辦，是習慣性動作。（3月18日）
儘管人命關天，但開會更重要，政治第一害死人。（1月23日）
日記討論至此已經相當清楚，市衛健委和媒體是瞞報者。然而，“說謊者為何說謊，受何方指令說謊，知不知道這是謊言，還是明知對方欺瞞，自己則願意相信欺瞞，或者自己需要被欺瞞？”“是誰決定不將疫情真相告知民眾？是誰為了面子上的光鮮，欺上瞞下？是誰把人民的生死置於政治正確之後？是多少個人，多少雙手，導致了這場災難？”2月27日和3月7日的這兩段連續發問，無疑表明僅僅回答“瞞報者是誰”，找到少數幾個特定主體，還不足以徹底究明災難的責任主體。日記中說“總得有人為此承擔責任”（2月27日），但讓市衛健委和媒體承擔所有責任是不適當的，因此日記將責任主體擴及“所有主推手和幫兇者”（2月27日）以及“瀆職者”（1月29日），並稱如果不能改“兩會”時間就只能改這些責任主體“好面子”的陋習（3月18日）。
（二）“追責”的必要性、時機和方式
以下就進入到日記對“追責問題”的討論環節。
首先，日記指出追責的必要性。方方認為，反思和追責是兩位一體的，嚴肅的反思以嚴苛的追責為前提（3月9日）。同時，如果不追責，政府就會喪失公信力，民心就會受傷（3月14日），官方就會無法向天下人交待（3月23日），並且各種災難會無休無止，因為為政者會認為自己沒有責任、國家兜得住。長此以往，國將不國（3月14日）。國外開展疫情防控工作的遲緩，也並不能洗脫武漢市應對疫情時對耽延防疫時機的責任。
其次，日記討論追責時機問題。在疫情最為焦灼的時期，方方的主張是暫緩追責，待疫情結束後再行追責：
疫情之後，那些不作為的主要官員們自己想好怎麼向人民謝罪吧！（1月23日）
現在不多說，事後看他們自己怎樣出來向人民謝罪！(1月24日)
事平之後，所有過程該反思的該拷問的該質疑的該懲罰的，都得公開透明地做。讓人人都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怎麼就走到了這一步（1月29日）
只是現在，我們更希望他們打起精神，懷著贖罪感更懷著責任感，繼續帶領湖北人民走出艱難時日，以此來獲取人民的寬恕和原諒。（1月30日）
先等城開，再等交待。（2月27日）
而到了疫情明顯向好的3月以後，方方開始主張趁著人們記憶和感覺尚在，逐步開展事因追查和追責工作：
現在已是局勢向好之時，追查事因可以提到議事日程上了（3月2日）
疫情緊急時，沒有人顧及追責，沒時間調查，人們都以體諒之心，放下了所有糾結。現在局勢轉緩，存放在心的問題便會露頭，就會想要解答（3月3日）
現在是最應該反思和追責的時候，在疫情向好的此時，急需迅速成立追責小組（3月7日）
現在，人們記憶尚在，時間細節感覺，都還深刻地存在腦子裡。這正是開始做這件事的時候（3月9日）
現在抗疫已到掃尾階段，大家對前期所發生的事，記憶猶新，這正是覆盤的最好時間。而追責，也是必須要做的（3月18日）
可見方方對追責時機的選擇是經過理性考量的，並非如一些並沒有認真閱讀日記的批評者所說的那樣“迫不及待”“非要在戰時煽動人民情緒添亂”。也有評論者認為，抗疫與追責並不矛盾，追責是為了更好的抗疫。這裡就牽涉到有關追責的第三個問題，即追責的具體方式問題。
第三，日記討論追責方式問題。方方認為，造成如此深重災難的責任絕不可能通過免職或撤職就能了結（2月27日），是否有刑責則需過問法律（3月7日）。但日記中仍然將根據《黨政領導幹部辭職暫行規定》“引咎辭職”（3月14日）作為追責方式中首先需要進行的第一步。從這裡可以看出，方方追責的主要瞄準目標是有可能做到“引咎辭職”的主要領導。3月18日的日記說“不用擔心追責後沒人做事，醫院的能幹人應該不少，政府中人才也多，可繼任的也大有人在”，也表明真正在一線做事的人員並不在方方的追責之列。3月7日的日記將方方追責的目標群體羅列出來，主要包括“主政官員、宣傳部門的主要官員、媒體一把手、衛生部門主要官員、醫護人員大批死亡的醫院官員等”。由於“中國官員少有反思自己，更不談引咎辭職”，方方號召民眾寫“敦促書”敦促官員引咎辭職（3月7日，14日），並強調武漢市民有責任有義務這樣做，因為這是“為枉死者討公道”，若不這樣做則是放棄追責，“將揹負恥辱”（3月24日）。
然而方方的問題出在，她頻頻提及“引咎辭職”，卻罔顧抗疫過程中政府已撤職多人的事實。書記和省長換將，湖北省從上到下處置了數百人，主要領導的更換已經表明了中央“追責是為了更好的抗疫”的態度。既然如此，就不由得讓人發問：方方，你還想幹嘛，再槍斃幾個給你助興，還是煽動群眾造反逼宮？
（三）追責目標再審視
值得注意的是，日記涉及追責目標的再審視問題。而這一點恰好構成對上述追責討論的解構。
從“引咎辭職”的追責方式來看，追責目標似乎限定在主要領導這個群體之內。然而，“所有主推手和幫兇者”以及“瀆職者”難道就僅僅限定於這個群體嗎？其實，方方在日記中已經給出了答案：“疫情至此是多方合力的結果。” （2月4日，3月18日）追責目標確實有必要重新加以審視。
方方早在1月31日的日記中就說“迄今為止，尚未見有一個自責和道歉的人，卻只有無數推諉的說法和文章”，2月29日則借用網友提供的詞彙，稱這種推諉為“甩鍋比賽”。實際上，推諉和甩鍋也正是“中空構造”的多方合力的一種體現。其中：
專家組懷疑有醫護人員感染，打電話問卻被否定（2月29日），第三批來漢專家袁國勇也稱院方似乎已準備好（3月8日），他們掉以輕心，輕率告訴人們“人不傳人”“可防可控”（1月30日）；
醫生則集體沉默，雖已上報，但沒人通知民眾（2月29日），並且由於試劑盒下發晚而無法確診疑似感染的醫護人員（3月8日）；
官員稱聽取專家意見，並且《傳染病防疫法》規定傳染病向社會公佈消息，必須是由國家衛健委或是國家衛健委授權省級衛生部門進行（2月29日），在唯上不唯下的邏輯下“不在乎百姓死活”（2月15日）“沒有看到文件便寸步不行”（3月2日）“光講套話、光會學習、光會壓制講真話的人”（1月24日）；
國家衛建委則“亡羊補帖”稱1月14日已召開過防疫部署電話會議，表明當時已推測疫情蔓延後果嚴重，但會後卻又完全沒有執行政策，也未將信息通過媒體向大眾公開，更沒有采取任何疫情防控措施（3月9日）；
自媒體隨時“不告知原因”地刪帖（3月6日）；武漢兩大新聞傳媒集團“湖北日報”“長江日報”在割裂“愛國家”的大愛與“愛老婆”的小愛並不屑於“小愛”的價值取向下（“七字遺書”事件，2月21日），為保證兩會順利召開，從來報喜不報憂（3月18日），不但沒有提醒市民反而誤導市民；記者在疫情前期選擇緘默不語，忘記了關注社會和民生的職責和使命，在警方訓誡8個“造謠網民”後沒有繼續跟進、追問8位網民的身份及其造謠動機、瞭解醫院醫生正在成批倒下，以致“艾芬發哨子、李文亮吹響了一聲”之後“無人接哨”，“哨音被彩色、笑臉、紅旗、鮮花和歡呼覆蓋”（3月14日）；
最後，我們自己也是自己的敵人或幫兇。比如被訓誡的8位當事人在遭受訓誡後，在明知領導做錯的時候選擇了沉默，即選擇了配合和妥協，且沉默了很久，因為某些原因而放棄了原則。比如拐點還沒來，就急切地“舉著紅旗唱開頌歌”（2月12日）；疫情還未結束，“連勝利的書都看到了封面”（2月27日）；危機過後，便開啟迅速遺忘模式，“人們一旦輕鬆快樂起來，就不會再願意回想那些曾經的苦難，就會努力讓自己忘掉災難中死掉的常凱們”（3月2日）。方方極力倡議疫情後建紀念碑（3月2日）、民間寫手記錄見聞感受和喪親者的悲慘故事（3月9日），其初衷也正是為了給這次災難留下一份集體記憶。
當追責目標在再審視中擴及幾乎整個社會系統之後，“引咎辭職”顯然不再適用，將一切責任推給政府和少數官員的追責問罪套路自然也不攻自破。
（四）“瞞報”是否存在？
在重新審視追責目標的同時，其實我們也應當重新審視追責的邏輯起點，即“瞞報”本身是否一定成立。
事實上，武漢市不太可能因召開兩會而瞞報：一是直報系統不是唯一的信息報告機制；二是國家衛建委專家組和湖北省、武漢市在疫情之初就一起工作，不存在信息是否上報的問題；三是沒有充分證據表明行政干預的存在，尤其是主要領導指示；四是“對外公佈信息”與“內部信息”不可混淆，“兩會”期間沒有向公眾發佈信息，最大可能是疫情應對策略決定，而非“瞞報”。
因此，方方追責的邏輯起點就可能站不住。不過不論是否瞞報，武漢方面的確都需要對疫情負責，但關鍵是要搞清楚責任的性質問題。在現有央地關係下，武漢市既沒有動機也沒有條件瞞報，同時導致疫情演變成災難的追責目標並不限定於主要領導，因此從追責的結果來看，武漢市各單位主要領導所負的責任一定不是全責。
方方對“人作惡”和“人禍”的判斷，反映出她對中國政府決策背景知識的欠缺，這種判斷更多是基於偏離常識的想象。反過來說，方方這種親和於普通人想象的判斷，很容易誘使普通讀者將地方瞞報作為對疫情的責任判斷，進而使讀者得出與方方一樣的追責結論。不過日記中再審視追責目標的論述線索，則變相瓦解了一味追責問罪主要領導的邏輯，在一定意義上自我解構了日記的政治攻擊性。
當然我們需要注意，方方的追責訴求主要是針對疫情前期的控制不力。日記對於疫情後期的評價是“沒有瞞報，控制得力”。當有輿論懷疑方艙休艙是“政治休艙”時，方方引述醫生朋友的評論“現在的政治是徹底控制疫情傳播，徹底清零，積極救治住院患者。政治不會要求提前關艙。傳染病是隱瞞不了的！這一重大是非問題必須相信政府！再大的膽也包不了天呀！急性烈性傳染病不徹底控制必然蔓延，誰都隱瞞不了的！”，認為“病毒早已掀翻政治至上的桌子”（3月16日）。當有輿論擔心政府隱瞞數字時，方方再次引述醫生朋友的堅決恢復“不會隱瞞，也沒必要隱瞞！”（3月24日），消除民眾以及她自己對政府的疑慮。
日記在此處沒有過多分析，只是以原文引述的方式，大段展示醫生朋友代給的結論，因為方方頭腦中對政府行為的分析多半隻能導出“政治休艙”和“瞞報”的結論。而她此時只能接受醫生朋友的結論，即使她或許還無法將此結論完全消化成她自己的結論。但不管怎麼說，她畢竟在日記中如實記述了醫生朋友給出的結論，這一點值得肯定。
七、義正辭嚴背後的虛偽詭詐：
日記中的5組悖論
（一）寬容異見 vs 亂扣帽子
“健康的社會不能只有一種聲音”這句話是方方對領導和政府進行懷疑和批判時一貫的語詞套路，方方以及方方的支持者都主張質疑精神是必需的。而方方更指“容不下別人與他們想得不同，容不得多樣生態”的群體，不是極左便是極右（2月28日）。其中的極左分子被方方定性為禍國殃民式的存在，其特點是“一切與他們觀點不同的人，都是他們的敵人。他們成派結幫，對不與他們合作的人進行各種攻擊”（2月18日）。照此邏輯，方方應當是站在容得下異見和質疑、容得下多樣生態的一邊吧？
其實不然，方方在日記的多個地方表露出，她自己也正具備她口中“極左”的若干特徵。如果說方方在日記中的許多表達屬於“異見”，那麼“異見需要寬容，但異見本身不寬容異見”這一問題在日記中就形成一種邏輯自指的悖論。因為方方給一切對其日記內容發表“異見”者亂扣“腦殘者”“五毛”“韭菜”“戰狼”“極左”“小粉紅”“窮屌絲”“網評員”“愛國賊”“義和團”“文革餘孽”“紅衛兵”“時代的膿瘡”“文化基因缺陷者”“缺乏共情能力者”等帽子，表現出一副不留討論和自檢餘地的架勢。
筆者的確發現《方方日記》的評論者中不乏在沒有閱讀日記的情況下不分青紅皂白“為罵而罵”、滿是髒話粗口的批評者，也不乏對日記某些內容斷章取義、過度解讀，借其中的一點而高談闊論、販賣私貨的批評者。筆者在通讀了《方方日記》之後回過頭再來看他們的批評，感覺他們的確沒有批評到點子上，甚至有些批評還冤枉了方方、曲解了日記。但方方在日記中以偏概全的批判，以及她所極力鼓動的對政府追責，又何嘗不是在沒有了解事實邏輯的情況下充滿惡意地為批判而批判、為追責而追責呢？方方只允許自己斷章取義、充滿惡意地解讀政府，而不許別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實在是沒有道理。
而這種邏輯自指的悖論表現得越明顯，方方的批評者就越多，方方試圖拉黑的對象也就越多，她就越把批評者想象為一股有組織、有預謀的“極左勢力”，於是方方的邏輯自指悖論與負向輿論就形成一個無盡的互強循環，方方在“被害妄想症”中也越陷越深。在方方眼中，“極左勢力”已然混進網管內部（2月18日），擁有後備隊，是控制了諸多部門的最大黑幫（3月11日，15日，24日），與她所痛恨的官員們結盟併成為官員們的庇護人，讓中國改革難上加難以致必定失敗，而她自己則正是被這些“極左勢力”隨意凌辱的“意見不合者”（3月24日），殊不知她和堂吉訶德一樣，只不過是在向風車宣戰。
（二）記錄真實 vs 散佈流言
方方在日記中提到，她自己是一個曾被紀委工作人員評價為“廉潔、守規矩、敢於實事求是說話”的人（3月12日）。她認為，作家的責任是記錄真實，“作家寫作的最基本、最高使命是戰勝謊言、見證真正歷史、恢復人類尊嚴”（3月16日）。她曾引述一個醫生朋友向外省人推薦她日記時的評價，稱看她的封城記錄“可以看到真實的東西”（2月16日）。在疫情初期，在方方剛剛開始她的日記寫作時，亦有不少讀者在方方的日記下留言，“希望方方老師忠實詳細的記錄下這段歷史”“希望從您這裡可以瞭解到更多客觀的信息”。可以認為，不論是方方的價值追求、自我認同還是讀者的期待，這份日記或者說這份封城記錄都應該是記錄真實的。
那麼，什麼是真實？這是方方在疫情初期的日記中就向我們拋出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也在評論者與日記的互動中不斷髮酵。
從日記的內容中，筆者梳理出三個答案。答案之一認為，被封殺、被禁言的異見就是真實，就是客觀信息（2月6日，16日）。這種觀點認為，沒有被封殺和禁言的信息，一定含有粉飾遮掩、誇大宣傳的要素，一定是讚美權貴、維護體制的精緻利益主義者發出的聲音，是導致體制公信力弱化、疫情蔓延的聲音。在這樣的對立思維框架中，世界上的聲音其實簡化為兩種：虛偽的聲音＝公開流通的信息＝肯定·宣傳的聲音，真實的聲音＝禁言封殺的信息＝否定·批評的聲音。“世上不能只有一種聲音”其實只是表明不應當封殺僅存的另外一種聲音，即批評的聲音，而並非容忍和承認存在批評“批評的聲音”的第三種聲音，因為批評“批評的聲音”的第三種聲音被認為等同於以粉飾遮掩、誇大宣傳為目的的第一種聲音。
其實，方方的日記內容本身就反駁了上述對立思維框架的荒謬性。我們必須明確，方方在日記中沒有批評受難者和一線工作者，甚至對一線工作者給予了充分肯定和讚揚。按照上述邏輯，方方的這部分言論是虛偽的嗎？想必方方及其支持者們都不會同意。
另一方面，方方在日記中批評了官員工作失誤、官僚主義作風，指出了官員需要解釋的信息黑洞，並認為既然湖北和武漢的主政官員、專家以及湖北和武漢衛健委都有責任，批評他們是無可厚非的（3月10日）。疫情期間反思體制的應急能力、批評政府系統中出現的形式主義等諸多問題的學者不在少數，媒體上也發表了大量此類文章，並非只有方方在日記中對此進行過批評。這表明，“批評”並不意味著“被禁言、被封殺”。而關鍵的問題在於：“批評”是否等同於“真實”？方方在日記中的所謂“批評”，是否是建立在“認知”包裝的“利益”和臆想編織的故事基礎之上的無端批評和“莫須有”的問罪？從筆者對日記內容的梳理來看，此現象無疑是存在的。
基於此，方方在日記中的“批評”不但不能反映真實，反而存在捏造事實和編造謊言之嫌，這樣的“批評”被封殺，對於方方來說其實一點也不冤。
答案之二，則認為真實存在於“現場”之中。那麼什麼是現場？日記中隱含著兩種看法。其中一種認為，在武漢的個人生活體驗就是現場，因此針對批評“方方不在現場”的輿論，方方回應稱“我就活在現場之中”（2月28日）。另一種看法認為，武漢人的經歷和見聞就是現場，因此方方將日記寫作的功能定義為對各路信息源所提供信息的收集整理和記錄轉達，她也曾表明對於某事“眾說紛紜”請讀者“各自判斷”的態度（2月28日）。
實際上對於“在場者”而言，“現場”之中一定存在主體和客體。對於主體而言的所謂“現場”，其實是在帶有個人生活體驗的主體與客體提供的信息的交流互融中逐漸展開的。輿論中一種強調“沒有親身經歷就沒有發言權”的主張，其實反映的是一種極端的經驗主義思維，它取消了“同情地理解”的有效性，也取消了一切田野調查和史學研究的方法論基礎。我們應將這種主張修正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反覆調查核實、力求人物事蹟和現象間關聯的真實準確，是“在場者”必須去做的“田野作業”。換句話說，對於“在場者”而言，存在於“現場”之中的真實並非是自在自為的。如果沒有充分的調查和“在場者”的努力，“在現場”也並不必然意味著“呈現真實”。
其實方方也並不是不明白這一點。她日記中也曾寫到“儘管信息源可靠，但我因無法進一步確認，也就沒提”（2月25日）“我沒有去核實醫生和病人的說法是否有差異，只是如實照錄”（3月20日）這樣的話，表明她深知調查核實、反覆確認的重要性。遺憾的是，她並沒有將這一認知自律地貫徹始終。即使我們相信她的一些信息確實來自她在武漢這個“現場”對一線醫生等人的“電話訪談”或“微信訪談”，但由於並沒有進行交叉驗證，又或者是她對信息的理解錯誤，她通過“現場訪談”得到的消息不但難以還原真實，反而成了“道聽途書”“偏聽偏信”“聽風是雨”，幾近於散佈流言。
答案之三，也是最容易被利用來為散佈流言者卸責的答案，是將真實視為個人表達的彙集。方方在日記中對這一觀點並沒有過多闡述，只是在3月4日寫道：“一個人的記錄，微不足道，更不足概括全貌，但無數個人的記錄，彙集一起，真相便會以全方位形態露出水面。”照此邏輯，方方承認她看到寫到的都只是一個側面，因此勸批評者不必求全責備。而胡錫進在3月19日的個人微博上展開論述了這一觀點，產生了為方方辯護的效果：方方代表了從民間個人不幸感知這個世界的視角，個人的情緒和感受也需要大量訴說，這種訴說可以增進真實感，是宏大歷史的幕布上少不了的顏色，是時代旋律的一個音符。在這種“真實觀”下，“真實”被相對化、個體化、主觀化，每個人的情緒、感受、表達都是真實的，或者說分有真實的一部分，就連製造謠言和散佈流言在此邏輯下也可以被認為是真實的，因為它也反映了人們的真實情感和內心訴求。最後，記錄真實與散佈流言從對立走向了統一。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真實相對論”的內核就是一種“價值虛無論”，它一旦從純粹的哲學思辨走向現實政治，其終極訴求便是輿論管控領域的無政府狀態。然而任何國家的言論自由都存在邊界。在“無所謂真假”的名義下真假不分、混淆視聽，混亂社會價值觀，帶來惡劣的社會影響，其行為都是極其危險的。何況方方自己也未必真正認同這種“無所謂真假”的真實觀，否則她又何必死咬政府“做假”“瞞報”、屢次提請官員引咎辭職呢？
（三）譴責體制 vs 享受體制
關於這一點，其實澄清方方本人是不是體制內的人並不重要。根據方方自己的說法，她不是廳級幹部，1992年的正高職稱，退休後就是普通市民，也沒有入黨，現在社保拿退休金（3月12日）。不過就算方方是體制內的幹部、是黨員，她也有批評的權利。筆者向來認為“體制”與“批評”並不衝突，這次疫情中“體制”也在積極吸收學界的批評和建議，努力補齊自身的短板。然而，不具有建設性的“批評”就會演變為“指責”乃至不分青紅皂白的“咒罵”。
方方的問題出在，她對體制的譴責和從體制那裡獲得的待遇，正好形成一對相互解構的對立關係，即她享受的便是她批判的。這種對立關係，有可能反映出她的“批評”屬於以偏概全的“指責”。比如，她一方面指責政府官員“草菅人命，不在乎百姓死活”（2月15日）“不正視民生問題”（3月2日）“不把民生放於至上位置”（3月13日），另一方面又享受著正高職稱的退休待遇，吃著政府安排的“愛心菜”（3月4日），在疫情期間仍然過著安穩的大院內生活，後者顯然否證了前者的判斷。
上述對立關係，還可能反映出方方本人分裂的“兩面性”。比如她一方面表達著對諂媚於體制權力者的痛恨和鄙視（1月31日，3月10日），另一方面其自身又親近體制權力，甚至享受著體制內的特權為她侄女帶去的送機服務（1月30日，3月12日）。
總而言之，值得詬病的是方方“譴責體制”與“享受體制”所構成的相互解構關係。這種關係構成了典型的“雙標”，並將輿論的戰火引向自己的人格。
（四）有常識 vs 沒常識
方方認為“常識是從最深刻的道理和最頻繁的實踐中拎出來的，是深刻中的深刻”（3月5日）。這句話闡明瞭常識與深刻的辯證關係，無可指摘。既然方方點明瞭對於常識的定義，那麼讀者往往就將方方預設為一位“有常識”之人。
而方方口中的“講常識”是指將常識建立在生活經驗上，反之，將常識建立在政治概念上，便是“不講常識”（3月5日）。因此，生活與政治、“講常識”與“不講常識”就進入二元對立關係之中，其背後則暗含實事求是與形式主義的對立，以及個體意志、社會意志與行政意志、政府意志的對立。
比如，注重人道精神（2月14日）和“人生而平等”（3月5日）是“講常識”，而讓同樣在病痛中求存貨的人無法繼續得到治療、讓一個司機在高速路上流浪二十天、讓一群人衝過去把有部分家庭成員感染的人家大門用鐵槓封死、讓有病的孩子在大人被隔離後餓死家中（2月14日），則是行政意志之下的“不講常識”；引咎辭職是反映社會意志的“講常識”（3月9日），在政府無預警情況下民間根據“軟情報”的行動是“講常識” （3月5日），在不傷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保護自己（3月17日）、在互聯網中找尋現場（3月7日）也都是滲透個體經驗和社會意志的“講常識”，而學雷鋒紀念日讓老人家不夠用（3月5日）、遇羅克因言獲罪（3月5日）、已知人傳人而仍未停止大型演出（3月5日，1月28日）、舉旗幟合影留念（2月12日）、領導視察時做戲表演（2月12日）、垃圾車運肉（3月13日），以及空喊口號不做實事、科層文牘熱衷空洞宏大概念（3月5日），則是方方筆下的“不講常識”。
但是在中國，脫離個體和社會意志的行政意志和政府意志本身就是政治不正確的，在國家大力宣導建設服務型政府的今天，行政意志和政府意志在很多時候甚至出現了不得不屈從於個體和社會意志的現象。如果行政意志和政府意志都是不做實事的形式主義邏輯，中國也不會取得巨大的發展成就。那麼，如何理解疫情期間政府的種種在民眾看來似乎脫離“生活常識”的決策和行為表現？最不需要解釋的一種“解釋”，或者說普通人依從生活邏輯就能想象出來的“解釋”，就是類似方方在日記中給出的解釋，即政府“不講常識”。但這種解釋實際上低看了中國政府的運行制度，它將“生活常識”等同於一切常識的總和，然而卻忽視了在“生活常識”之外，還存在事關政治實踐和政策實施的“治理常識”。方方沒有嘗試去深入理解“治理常識”，而是試圖用“生活常識”的邏輯去推斷和臆想“治理常識”，以她自己定義的“生活常識”為準繩去解釋一切，將複雜的“治理常識”視之為“沒常識”。其實，這卻恰恰體現出方方的“沒常識”——對中國政府治理邏輯的無知。
（五）獨立思考 vs 停止思考
方方在日記中屢次提及“獨立思考”的理念。她說，“我們的腦袋要長在自己肩上，要有自己的想法、獨立判斷能力”（2月28日），並稱“過去擠壓進我腦子裡”的父母教導、老師教導、黨的教導還有報紙和會議文件都是“垃圾”和“毒素”，不僅不能代替自己思考，而且需要進行清理，以使自己從“一個僵化麻木帶著鏽跡的螺絲釘”變成“一個真正的人”（3月18日）。
從方方的論述中可以看出，方方的所謂“獨立思考”建立在對自己所生長的水土環境的否定和拒斥之上，只有通過心靈的自我封閉將自己從環境中徹底剝離出來，讓自己漂浮在空中，似乎才能真正消除精神汙染。在這種將自己從歷史和環境中連根拔除的思維之下，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無從談起。
信從方方所謂“獨立思考”的支持者往往將“否定”理解為“獨立”，認為負面輿論培養獨立思考能力。殊不知他們在不知不覺之中，倒向了對負面輿論甚至反動言論的無條件相信，正是這種無條件相信，讓他們在“獨立思考”的名義下真正停止了思考。
事實上，負面輿論不一定培養獨立思考能力，相反只有本身已經具備辯證思考素質的人、具備對生活和政治的經驗質感的人，才有能力恰當鑑別判斷負面輿論，避免思維被負面輿論所俘虜。什麼是獨立思考？筆者認為，儘量抱持開放而不是封閉的心態，通過廣泛學習和調查獲得各個層面的信息，看到事實的複雜性，站在大多數人福祉的立場上，分清事物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是進行較全面的獨立思考的基礎。不被自己個人的利益和私慾所左右，不被資本和權力所捆綁，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才算得上是“獨立”思考。
然而方方在日記中的思考是封閉的。她拒絕對話和討論，帶領她的支持者站上道德制高點，用“追責問罪”和“沒有常識”代替對問題的深入分析和判斷。對批評意見的狂躁情緒、受害者意識，以及引向自我封閉的普遍否定論，帶來的恰恰不是獨立思考，而是“思維休克”。這種思考的停止狀態，正是西方和平演變的謀略所樂見的。停止思考之時，就是對立價值觀和政治訴求乘虛而入俘虜思考之機。這樣的“獨立思考”其實就是向敵對勢力投懷送抱。
八、假問題之外的真問題：
日記的問題根源是什麼？
經過以上七個部分對《方方日記》內容的梳理，我們已經對日記有了整體的認識和把握。在此基礎之上，我們可以重新來審視《方方日記》究竟存在什麼問題。
方方的許多批評者將矛頭直指“日記本身全是負能量”“日記傳遞負能量”，還有一部分批評者認為問題出在方方本人的“光說不做”。那麼《方方日記》的真正問題是出在這裡嗎？下面我們就此逐一加以分析。
（一）偽善的“陽光”
在不少方方的批評者眼中，《方方日記》就是“負能量”的象徵，就是否定前線抗疫，為一線工作人員射出無數流言子彈。有評論說，方方“販賣絕望黑暗和恐懼”“像一個怨婦”“只想發洩自己的不滿”，簡直就是“翻版林黛玉，暮氣森森，盡發牢騷”，至於日記則“沒有任何對武漢人們鼓勵的語言，渲染於事無補的悲觀論調”“全都是負面信息，一條正能量都沒有”“一味地發表埋怨、追責、消極片面言論”。還有評論說，方方只看得到惡，“帶著墨鏡看世界，當然走到哪都是黑暗”“心靈黑暗的人永遠看不到陽光，也體會不到陽光的溫暖”。
然而日記本身真如批評者所說，全是負能量嗎？我們可以從橫向的群體劃分和縱向的疫情時段劃分這兩個維度，檢視批評者的這一判斷是否正確。
從橫向的群體劃分來看，日記中有不少鼓勵武漢市民、讓武漢市民看到希望的內容，整個日記的基調也從來沒有否定抗疫本身，更沒有批判和忽視在一線做實事、付出巨大犧牲的醫護人員、警察、清潔工、社區工作者和志願者群體，反而是對他們讚賞有加，也記述了不少他們工作的辛苦和不易。若是以方方沒有描述一線工作人員的辛苦工作為由而批判日記，該批評者多半沒有耐心閱讀日記。就算批評者以一線工作人員的視角補充再多突顯一線工作辛苦和不易的細節，也並不構成對日記本身的批判。日記中的“子彈”主要是集中射向醫院和政府部門管理層的領導幹部，日記的灰暗色彩主要來自對病人處境、疫情中的遇難者和喪親者的描述，而日記的灰暗色彩本身也被方方極力引向對醫院和政府部門管理層領導幹部的追責問罪上去。
從縱向的疫情時段劃分來看，日記的不滿、埋怨和追責主要針對的是疫情前期的處置不力。不論方方主觀上是否甘心，日記對疫情後期的政府表現和疫情的總體向好態勢都持肯定態度，並借醫生朋友的原話打消輿論對“方艙政治休艙”“新增患者歸零存在瞞報”的疑慮。
因此，《方方日記》的確不存在“全是負能量”的問題，甚至單純從文本字面的意義上說，似乎日記中還灑著些許“陽光”。
然而，這正是方方的寫作策略和文本的欺騙性所在。如果將《方方日記》理解為一個統一的有機系統，那麼“陽光”的部分與“灰暗”的部分絕對不是相互排斥和相互遊離的關係。其中的“陽光”其實發揮著俘獲讀者中的溫暖尋求者對方方的信任和情感依賴，將其裹挾並最終推向與體制的對撞境地的作用。
（二）陰森的“溫暖”
相比於第一種批評直指《方方日記》本身的能量屬性，第二種批評指向日記對讀者和社會所帶來的效果評估。不過，方方的許多批評者在對日記做效果評估時，也多預設了“日記全是負能量”這一有關日記本身的本就有失偏頗的判斷。因此在這部分批評者眼中全是負面發洩、毫無陽光和希望可言的日記，自然只會人們讓大災大難面前人心惶惶，武漢的人們看了《方方日記》只會更加抑鬱、更加不安，《方方日記》不光不能為寒冷和恐懼中的武漢人雪中送炭，反而是在雪上撒冰。甚至有批評者稱“在她筆下武漢已然是人間煉獄”，他身邊有人說看了方方的日記“想殺了作者殺光身邊所有看不順眼的人”“受到負面情緒的影響於是牴觸基層工作人員的救治工作”“殯儀館外遍地手機的虛假場景所傳遞出的恐怖信息，經網絡上數千萬讀者放大後，驚慌失措的人流擠佔本就不堪重負的醫療資源”。
但是方方分明告訴過讀者，武漢“不是有人想象的一座煉獄，而是個安靜的美麗的磅礴大氣的城市”（2月2日）。方方的立場從來沒有與一線工作者對立，也在日記中的多處告訴過讀者，社區工作者和志願者的工作有多麼辛苦，一些愛斤斤計較、扯皮拉筋的居民會為一線工作人員帶來多大的工作負擔，讀者何以因此反而牴觸基層工作人員的救治工作？批評者又是否去調查核實過，究竟有多少驚慌失措擠佔醫療資源的人流真的是因《方方日記》中關於“殯儀館外遍地手機”的信息而起？
又有一些批評者將“指出問題”定義為“負能量”，認為只要是指出了問題就是揭露了“陰暗面”，因此批判方方的日記傳遞負能量。這樣的批判顯然站不住腳。黨和政府從來不迴避問題，而是敢於直面問題和挑戰。如果害怕揭露問題，只求表面上的歌舞昇平和光明美好，片面強調政府高效、信息透明、“樂觀主義有理、微觀悲劇無聊”、歌頌災難中的英雄主義而無視普通民眾的犧牲，甚至不允許哭泣，當然就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過度熱愛光明，乃至讓這種強光損害了我們的視力（3月20日）。如今的時代，當然不是“只能寫歌頌文章，只能寫喜劇，只能寫社會的光明面；而暴露了社會問題、描述了人間悲劇以及寫了社會的陰暗面，就是反動作家”（3月19日）的時代。事實上，疫情期間也不僅僅只有方方在指出問題。一線工作者、學界和媒體都在以大量社會已經付出的悲慘代價為背景，通過各種形式紛紛指出制度體系在應急機制方面存在的各種短板。對於這些問題何以發生的追問和反思，是為了改進體制機制，避免災難重演。反思和正視問題的起源，當然不是所謂“陰暗的東西”，相反恰恰是推動社會和國家進步的“正能量”。因此，《方方日記》的問題其實並不在於她指出了社會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那麼，方方描述的病人、疫情遇難者和喪親者的慘狀和悲情，屬於傳遞“負能量”嗎？日記在2月16日談到這個問題，方方說“僅武漢死亡人數就是一千多，我的文章才提到幾個？連零頭都不到”。也有評論認為，“至於她說的武漢那些慘狀，也八九不離十，我有朋友在武漢，說的都差不多”。也就是說對於許多在武漢的讀者而言，日記中的慘狀並不出人意料，武漢的讀者也並不一定會覺得這是陰暗負面的內容而愈加抑鬱恐慌，相反，“看方方日記，知道還有那麼多不曾被報道過的悲催人生，深感自己無比幸福。當了解到還有那麼多那麼多跟你一樣悲慘或比你更悲慘的人時，會心有慼慼焉，會更加珍惜現在的生活”。更何況《方方日記》中確實存在看似安撫人心和給人以希望的部分，這也是為什麼會有讀者在日記下留言說：
“溫暖平實，很害怕現在普遍的歇斯底里。”
“如雨後的陽光，給封城中的潮溼陰冷的江城帶來一絲絲溫暖。好歡喜。”
“每天看到老師的文章，心裡就覺的安穩、平靜些。讀著舒服，又有骨氣。”
“是冬日裡的一抹曙光。至於那些亂講的人，夏蟲不可語於冰。”
“喜歡看你的敘述，像是心裡話都有人嘮嘮，閱讀的過程令人撫慰。加油，大家一起挺過去。”
“方方老師的文章讀起來很溫暖，在這扈氣橫行之時，彷彿一股清泉，真實記錄下每一個凡人的普通生活，雖然心酸無奈，卻也向世人表達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
“你的文字和你記錄的那些人，讓我又感到人性的溫度。讓我又願意不管遇到什麼都期待春暖花開！”
“方方日記是我在鬱悶中的一個呼吸閥。”
——相信這些評論都是由心而發、有感而發，這些是他們閱讀後的真實感覺。這也說明《方方日記》的問題並不出在對慘狀和悲情本身的記載上。
日記裡還存在對於心理疏導方式的探討，比如讓身陷痛苦的絕望者痛快地發洩。那麼，這一點屬於傳遞“負能量”嗎？當然也不能這麼說。正如方方在3月2日的日記中所說：“誰說哭過、發洩過，就不能站起來繼續往前走？”國家將4月4日清明設為全國哀悼日，其實也正是一種全國性的心理療愈機制，讓哀慟者在這一天痛快地發洩，為的是來日的繼續前行。至於記錄就診和死亡的故事對於當事人而言是不是揭傷疤，也是因人而異，關鍵在於引導，而方方也僅僅是建議而已。
以上所述皆可表明，從讀者的角度來看，《方方日記》並不一定僅僅傳遞“負能量”。當然，在《方方日記》這個統一的有機整體中，這樣的“溫暖”之所以在日記中存在，其實是為方方向政府追責問罪的主體邏輯服務的。當讀者在這樣的“溫暖”中徹底放鬆警惕、停止思維之後，方方便可輕易操縱他們的情感和思維邏輯，讓他們與方方一同將矛頭指向體制本身。
（三）“光說不做”
還有一種批評意見從對《方方日記》的批判轉向了對方方本人的批判，並將“說與做的關係問題”作為其批判的主要視角。在他們當中，一部分人強調“既要說，更要做”，其理由有二：一是知易行難。他們認為“話誰都會講，關鍵是做事”，“不缺批評者，缺的是建設者”；二是行更有益，在他們看來，“光說不做，於事無補”，“毫無建設性的指責對黨對國沒有好處”。因此他們建議方方到一線當志願者。
但方方在日記中回應稱，她患有腰椎間盤突出症，曾一度走路艱難，“要求我出門當義工真的不合適。實在承受不起義工的活。萬一跌一跤或再閃了腰，那才是真給政府添麻煩”（3月12日）。這則段落又成為批判的把柄，有批評者稱“她自己一聽要當義工就說腰不好不能走路，平時可是可以在跑步機上跑步和開車出去幫女兒送菜的”。也許她是成心逃避當義工，不過與她能不能真正成為義工相比，更重要的問題在於她能不能理解和把握一線工作人員的辛苦和不易。前文已經分析過，她在日記中多次述及這一內容，加上她有過當碼頭工人的基層經歷，她對一線工作人員的辛苦和不易絕對不能說有著很深的隔膜。
“既要說，更要做”的支持者，推而言之也許同樣會支持毛澤東時代“消滅三大差別”的號召。但在如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仍然處於分工狀態的時代背景下，指出問題、提建議的人不一定必須上前線成為政府官員和各類一線工作者，“學界”雖然需要接地氣，但也仍然具有其相對的獨立地位。況且“說”的意義也許比“做”更加深遠，旁觀者有時會比當局者更精準地把握問題，對於實踐的批評和反思可以反過來指導實踐，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種“做”。若是從這個角度來看，“既要說，更要做”並非方方及其日記的核心問題所在。
分析至此，我們可以判斷，常被批評者所詬病的“日記本身全是負能量”“日記傳遞負能量”以及方方的“光說不做”，並非《方方日記》的問題根源所在。日記中的“陽光”和向讀者傳遞的“溫暖”的確帶有強大的迷惑性和引誘性，方方藉此收穫了許多讀者對她的好感，但這僅僅是問題發生的前提條件。
筆者認為，《方方日記》的問題根源存在於以下幾個方面。
（四）卸除社會責任的“新聞”與標榜紀實的“小說”
《方方日記》究竟屬於什麼文學體裁？從“方方日記”的命名來看，方方寫的是日記。然而日記寫作者在寫作動機中已經預想了書寫內容的公開發表，並且確實進行了公開發表，這與日記本身的私密屬性相沖突，因此“方方日記”顯然不是真正的日記。
按照方方自己的說法，“方方日記”的體裁屬於“日記體”文學（2月28日）。“日記體”文學是對日記表達視角和書寫形式的模仿和轉用，而不再帶有“私密性”基因。與日記一樣，“日記體”文學以第一人稱為敘述主位，從書寫者的個體視角出發，不加修飾地記錄個體能夠感知和體會到的瑣事和即時感想（2月17日），因此是“純粹個人記錄，不可能宏大敘事，非小說非新聞”（2月28日）。
雖然方方宣稱“方方日記”不是“新聞”也不是“小說”，但日記的內容卻總是與“新聞”和“小說”脫離不了干係。
先說“方方日記”與“新聞”的關係。正如前文所梳理的，方方的日記中有大量對於新聞事件和疫情消息的引述，還少不了方方借這些新聞和消息發表個人的政治評價性言論的內容，並且這些內容在作者本身已經具備一定社會影響力的情況下全部公開發表。既然如此，日記中對於新聞和消息的記述就一定要力求真實準確，作者在下筆時就理應具備相當的社會責任意識。前文也分析過，方方並不是不知道力求真實準確的必要性。然而即使如此，她仍然記述了尚未證實或背離事實的信息。因此，方方必須為她記述的這些虛偽信息負有社會責任。然而，方方卻在3月10日的日記中說：
作家除了寫作，不是所有人的性格都適合去承擔社會責任。沒有膽識，沒有能力，性格脆弱，天性膽小，容易焦慮，那何必要他擔呢？這世界的事，就是有人承擔，有人享受這種承擔，從來如此。不用去強求人家。這是個人選擇問題。沒有應該不應該一說。
在這篇日記中，她還說：
大的報道，總體疫情走向，還是得看媒體報道。從我這裡，看不到整個局面，這是很顯然的。初寫時，當然沒有想到這麼多人看。
在日記中信息的真實性飽受質疑之時，方方寫下這段話，貌似論述的是帶有一般性的道理，其實極有可能是為達到盡力卸除自己本應承擔的社會責任的效果。引述她覺得真實的未確證信息，並據此聯繫自己的所謂“生活常識”而妄加評論，在引起巨大不良社會反響之後，卻又不敢承擔原本雄心勃勃試圖承擔的社會責任。這就是發生在方方身上的悖謬荒誕之處。
再說“方方日記”與“小說”的關係。方方曾在日記中坦誠告訴讀者，她的主業是寫小說。她認為，小說經常與落伍者、孤獨者、寂寞者相濡以沫、攜手共行，在附身助人的過程中表達人情和關懷，守護被歷史遺棄的人事和被前進的社會冷落的生命。小說會呈現與弱者同命相憐的氣息，給他們帶去陪伴、溫暖與鼓舞。她說：
這世上的強人或是勝者，經常是不介意文學的，他們更多的時候拿文學當點綴、當花環，但弱者們，卻經常拿小說當了自己生命中的一盞燈，水中的一根救命稻草，垂死時的救命恩人。因為在那個時候，只有小說會告訴他，落後也沒關係，很多的人跟你一樣，不止是你一個人孤單或寂寞，不止你一個人痛苦和艱難，也不只是你一個人有焦慮和脆弱。（2月17日）
雖然方方否認寫日記是寫小說，但不難發現她在日記內容中體現的“日記—弱者”關係定位，與她在此處說明的“小說—弱者”關係定位是何其一致。鑑於這種高度一致性，我們可以認為，方方就是以一種寫小說的心態而編織建構她的“日記”。然而方方的虛偽就體現在，她並不承認這種寫小說的心態，反而堅稱她的心態是“紀實”。把“紀實”等同於寫“小說”，這就難怪她的日記善用誇大和渲染局部的手法以偏概全，以致達到真假一如的境界了。
（五）自我確證的臆想邏輯
前文已經澄清，指出社會和政策中出現的問題本身，並不是“負能量”。與提出問題相比，更為重要的環節則在於通過充分的經驗事實，論證問題的真實存在、分析問題的發生邏輯。
然而，方方的日記明顯缺少通過充分的經驗事實論證問題真實存在的邏輯環節，更沒有深入事理的機制分析，代之而起的是一套在所謂“獨立思考”和“生活常識”的觀念指引下，永遠可以獲得自我確證的臆想邏輯。
首先，這套邏輯建立在二元對立框架之上。在日記中，“大善”與“大惡”處於對抗關係中，社會力量與政府力量構成一對處於零和狀態的反襯關係，抗疫大局與個體生命的尊嚴勢不兩立。為了突出二元對立，日記往往通過抽象化、標籤化、臉譜化的手法，將複雜的事實引向簡單的極化狀態，
其次，這套邏輯慣用以偏概全的手法。日記中常出現以少數群體的利益綁架大多數群體的利益，用局部意義定義整體意義，將具體個案事件強行嫁接一般性價值判斷，用個別地區的政策實施問題否定一屆政府，將疫情遇難者和喪親者的“命苦”上升為全體中國人特徵的論述思維。然而這種論述思維卻包裝在追求平等博愛的亮麗包裝之下，因此具有較強的欺騙性。
最後，這套邏輯結論先行，借題發揮的演繹思維是其主要展開方式。“瞞報”和“人禍”是日記的核心結論，這一結論不是從複雜的經驗事實中一步一步歸納得出，在方方的“生活常識”中這一結論似乎就是自明的，方方只不過是打著“反思”和“追問”的幌子卻頻繁運用演繹思維，四處搜尋表現出相關跡象的事例，然後強行貼上她的結論標籤以自我確證而已。因此我們看到，方方善於借題發揮演繹私人經驗，將有關疫情的各種話題都引向對政府的追責和批判，而話題所涉及的事實本身與結論之間往往就是“兩張皮”，存在巨大的邏輯跳躍和思維縫隙，顯出生硬的主觀臆造色彩。
（六）精神錯位
《方方日記》最為根本的問題，在於寫作者本身的精神錯位。具體而言，寫作者的精神錯位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方方對他人與對自己的價值分裂；二是方方的主觀時代與當下時代的精神錯位；三是方方的國家認同與其國民身份的精神錯位。
方方對他人與對自己的價值分裂，通過日記中的若干“雙標”現象突出表現出來。比如她一方面號召全體武漢人為自己而哭，另一方面，自己卻怡然自得地享受各種“被援助”的生活，自外於她筆下要一同痛哭“武漢人”；一方面感嘆醫務人員的物資短缺、表達對於諂媚的痛恨，另一方面卻又笑納20個N95口罩、認為親近和使用特權順理成章。
方方的主觀時代與當下時代存在精神錯位。她的思維仍停留在文革時期，而她的情懷仍然停留在20世紀80年代。將一切與己異見者視為“極左”的文革思維，顯然違背了這個以多元開放為主色調的時代精神。而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左與右相互拉鋸、國家與個人充滿糾葛的時代，是知識界將站在文革結束後的荒嶺上“啟蒙”大眾奉為使命、知識分子追求英雄文人的幻覺和優越感的時代。但在如今這個中國逐漸找回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治理能力現代化被納入國家發展的核心議題、社會信息源高度開放的網絡媒體時代，社會輿論早已超越了左與右的解釋能力，認準單一絕對的至高價值然而居高臨下的“啟蒙”，在這樣一個價值多元的時代也逐漸淪為一個偽命題。這使得日記在對批判聲音的回應時，帶有更多走向自我封閉的傾向和被害妄想的色彩。
方方的體制認同與其國民身份存在精神錯位。聯繫她出版過的小說中對土改的否定、形似國民黨黨旗的微博頭像、近日日記在國外出版後她的回應，以及方方筆下“我一直在想，我們中國人為什麼命這麼苦啊！我們這個民族為什麼總是災難深重？”（2月20日）的設問、從表面的國際主義立場滑向他國中心主義立場的日記內容（如3月24日），和日記中竭盡全力追責政府甚至呼求民眾寫“敦促書”逼宮政府（3月7日，14日）的表現，方方對政府和黨國體制幾乎不存在發自內心的認同，雖然她似乎表現出對於普通國民的認同。但是在國民國家林立的當下世界，不認同國民國家的核心利益就是對普通國民的背叛、就可能為國際競爭對手作嫁衣裳；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當下中國，不認同政府和黨國體制、缺乏中國的政治常識，就必落入二元對立的思維網羅，從而走向自我否定、成為“精神跪族”的道路。始於知識結構老化、終於偏離國家和民族立場的反體制色彩，不但是《方方日記》的最根本問題，更是《方方日記》最大的危害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