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華佗傳》中有這樣一段話：“佗之絕技，凡此類也。……然本作士人，
以醫見業，意常自悔。”也就是說，華佗經常後悔，後悔選擇了當醫生這條路。
簡單來說，華佗之所以後悔當了醫生，前面還有一句話“然本作士人”，也就是本來是好好的知識分子，結果卻當了醫生，所以後悔。
華佗自感職業選擇存在一些問題，背後其實是中國古代士人階層對各種“技術工種”的深深歧視。
1.士人階層歧視醫者在內的“技術工種”
中國古代的讀書人不說自命清高，至少很大部分是對其他階層抱有不屑的蔑視的。所謂“士農工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這些都是最直接的反映。
即使是救死扶傷的醫生，在“正統”的讀書人嚴重，也不過是“技術流”，抱有著搞“理論”的看不起搞“技術”的看法，這種看法由來已久。
《禮記·王制》中就已經有了“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 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的說法。
根據以上說法，包括醫者在內的這些專門性的“技術人員”顯然沒有被列入士人階層，被排除在”主流知識分子“之外。
要知道《禮記》可算得上是中國古代幾千年封建王朝的道德規範和制度規範的參考標準，從《禮記》開始就幾乎將醫生群體拋出了主流文化群體。
司馬遷在寫《史記》的時候可謂是標新立異，“扁鵲倉公”為代表的的醫者群體，郭解等為代表的的“大俠”群體，白圭為代表的的商人群體等和帝王將相一樣，都可以在《史記》中佔有一定篇幅。
《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有：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為功。”可見當時的主流群體對於醫者的看法仍存在偏見，甚至認為醫生就是追求利益，雖然也救死扶傷，但是根本目的是逐利。
這似乎和現在很多人對議員的看法也差不多……
到唐代的主流群體仍然對醫生抱有嚴重的“歧視”，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韓愈。
韓愈《師說》中有：“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公開表達了對醫者職業的蔑視。
但是韓愈的這段話中也表達出了
士人階層歧視技術工種的內在原因——儒家追尋的是實現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而醫生，就像魯迅先生說的“學醫救不了中國人”一樣……不可否認，儒家所追尋的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沒有任何問題，簡單地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讀書人的最高理想，就像是追尋的“詩與遠方”；魯迅先生的“學醫救不了中國人”言論也是在特殊時期下的“產物”。
但是“詩與遠方”需要有人追尋，即使是理想社會也是由各階層構成，腳踏實地的工作總要有人去做。
2.總有些人願為醫生正名
傳統士人群體中的大部分人對醫者群體有著明顯的“歧視”，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認為醫者的存在有其價值，至少不應該被如此蔑視。
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中提到：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
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序》中說：朝野士庶，鹹恥醫術之名，多教子弟誦短文、構小策，以求出身之道，醫治之術，闕而弗論。籲可怪也。
這兩位和華佗出身相似，算是士人階層出來的醫學專家，和華佗不同，他們並沒有對自己的職業選擇表達什麼後悔的意願，反而願意從醫者的角度出發，發出了算是為醫者正名的呼聲。
也有一部分不是醫者身份的士人也認為，醫者的存在，甚至是士人本身學點醫術是和很有必要的。
《北史·許智藏傳》中有：（許智藏）誡諸子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
寫出了《滕王閣序》的王勃也在另一篇著作《難經·序》中說：勃養於慈父之手，每承過庭之訓，曰:“人子不知醫，古人以為不孝。”
即便是這樣，無論是張仲景、孫思邈等人發出的醫者的自辯，還是許智藏、王勃等人表示至少要學點醫術，我們總結一下，這時候的醫術在他們眼中更似乎是士人追求“齊治平”的附屬產品或輔助手段，因為學醫術是作為人子、人臣的需要，是為了更好的完成“忠”與“孝”的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
3.佛教賦予了醫生、醫術更多的人文關懷情感
孔子、儒教講“仁愛”，但是仁愛本質上是一種有階級差異的“愛”，甚至是“熟人圈”裡的階梯性的“愛”。
在儒家看來，社會的等級是社會存在的必要條件，或者是儒家所倡導的秩序的必要條件，所以儒家的倫理綱常講究上下尊卑。所以正如剛才提到的，在傳統士人的眼中，醫術在他們眼中更似乎是士人追求“齊治平”的附屬產品或輔助手段，因為學醫術是作為人子、人臣的需要，是為了更好的完成“忠”與“孝”的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
佛教所倡導的似乎是一種消極的宗教思想，在大乘佛教的語境下，眾生平等，無論帝王將相、販夫走卒、花鳥魚蟲都是萬物的一部分，都是可以在佛陀的光輝下尋求解脫之道的生靈。
佛教的人文關懷類似墨家的“兼愛”，突破了儒家的熟人圈的“仁愛”，給足了“陌生人”空間，又超越了“兼愛”，因為還給了非人類的萬物更多的空間。
自佛教進入中國之後，以其獨特的影響力滲入到了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佛教的人文關懷也體現在公共衛生領域。
還專門出現了助生人解脫疾病煩惱的藥師琉璃光如來（藥師佛），《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中的十二大願如“第七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眾病逼切，無救無歸，無醫無藥，無親無家.貧窮多苦；我之名號，一經其耳，眾病悉除，身心安樂，家屬資具，悉皆豐足，乃至證得無上菩提”。
這不僅是底層人民的期盼，同樣是佛教在公共醫療衛生領域的人文關懷。
很難說佛教的影響之下中醫水平提高了多少，但是至少可以說明，在佛教眾生、萬物平等的宗教思想之下，被文人士大夫階層、被知識分子群體所歧視的，至多也只能稱得上是實現道德、政治規範的輔助手段的中醫，開始更多地關注民間疾苦，或者更多的願意強調或提及下層百姓的需求，被賦予了更多的人文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