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麥再現“神操作”，因哥本哈根Rigshospitalet醫院心臟科的一名教授認為沒有直接證據證明口罩在醫院之外的其他公共場所有顯著作用，所以，丹麥準備用真人實驗公共場所戴口罩是否對控制疫情有作用。
據悉，該實驗已招募到6000名未感染病毒的志願者，從4月8日開始的30天內，一半參加者只要出門就會戴口罩，另一半人則不戴口罩。
研究主導者認為，如果實驗結果表明戴口罩真的能有效預防或降低傳染，那麼對丹麥來說是一件好事，因為政府可以再度開放社區和公共交通。
問題是，屆時，丹麥有那麼多口罩嗎？這毫無疑問，是一項“神操作”：如果證實戴口罩對預防傳染無效，也就不需要口罩，也無所謂醫療物資匱乏了！多好的主意！
伽利略研究自由落體的時候也是拿兩個球做實驗，沒有真的拉一個和他體重不一樣的人從比薩斜塔往下跳吧？
所以，實驗什麼的，為什麼要用真人，為什麼明知存在風險依然放任？
對於這種讓真人以身試毒的科學精神，我們掰開來看一看，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神操作“。”
一、醫學倫理是否允許
在人的生命安全面前，一切猜測和懷疑都應該讓位！
讓未感染者真身上陣進行口罩實驗，無異於把沒有任何防護的人趕進失火的森林，實驗人是會燒死還是被燻死以及死裡逃生的比例有多大。
丹麥的這個口罩實驗，意味著在疫情爆發的高峰期，讓多達3000個毫無防護措施的無感染者在公共場合暴露，對志願參與者非常不公平，也將整個丹麥置於危險中，因為若是這3000人裡有人感染病毒，他們不戴口罩，在公共場合活動至少一個月，必定會帶來二次傳播。
再說，志願者因感染冠狀病毒而引發的死亡，以及因他們毫無防護在公共場合活動所引發地更多傳染和死亡，這種風險怎麼控制？如何控制？由誰承擔責任？！這些人的救治能否跟上？
所以，這種無意義而又必然危險的實驗行為，是完全視醫學倫理為無物。
二、循證實驗是否必要
從循證醫學來看，並不是所有臨床手段都需要循證醫學依據，比如危重病人的吸氧，就沒有什麼循證依據。
因為吸氧的危害幾乎為零，操作方便，而很多疾病都可以從中獲益，代價小收益大，去做臨床研究純屬無聊。反之，如果危重病人連吸氧的設備都沒有，那麼只能意味著醫療條件極其匱乏，需要儘可能地去改善。
同樣，口罩對呼吸道疾病的原理一樣。代價極小、有防護作用、多數人能獲益，進行試驗意義不大。
如果連口罩這種基礎物品都缺乏，那只是意味著醫療物資已經極其匱乏，需要做的是儘快補充物資，而不是去做莫名其妙的實驗，不然志願者因不戴口罩而引起的感染甚至死亡該如何處理？
說白了丹麥當局就是在誤導民眾，進行責任風險控制。
讓民眾覺得不是政府不讓戴口罩或是缺少口罩，而是沒有科學依據。
其實是丹麥當局自己解決不了民眾需求，用實驗緩解矛盾，既能讓大眾覺得政府在做事，又便於事後推卸沒能及時救治的行政責任。
三、口罩是為了保護最大多數人的安全
據鍾南山院士的統計，新冠病毒的傳染性相當強，3天裡感染人數可以翻一倍，按這個數據，30天足夠3000個未隔離患者發展到300萬人的規模，而丹麥的總人口只有573萬人。
所以防疫就是在搶奪時間，防控窗口只有幾天，錯過了時機就失去控制疫情的機會。
在需要和疫情搶奪的時候來實驗口罩是否對防範病毒有用，同時讓3000人毫無防護的暴露在外，只能說丹麥的醫療資源太豐富，所以無所畏懼。
和口罩試驗相比，目前疫苗試驗不緊迫嗎？藥物試驗不緊迫嗎？不需要做流行病學調查嗎？
而且，真要實驗的話，湖北在疫情之初有3000多醫護感染新冠，但援鄂的4萬多醫護無一感染，這裡面的差異，已足以驗證全身防護的有效與必要了。
其實，戴口罩除了防止病毒感染以外，更大的好處是防止病毒傳播，只有所有的人都戴上口罩，那麼包含無症狀，疑似或者未確診的這些自認為健康的人才會一起戴著口罩，這樣病毒的飛沫傳播量就會急劇下降。
這才是戴口罩的精華所在。
相當於99%的人健康人陪著1%的病人一起戴口罩，保證了最大多數人的安全。
拿活人——而且是6000個活人——做可能有生命危險的社會群體試驗，只能說童話王國丹麥人有著童話般思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