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婚姻中的女性
我在大學教書時，從學生的自傳中發現，單親的比例愈來愈高。 從三分之一漸漸提高到了二分之一。
這在我的成長過程裡，是幾乎不會發生的事情，不管夫妻之間感情再不睦，家庭暴力如何嚴重，夫妻兩人就是不會離婚，因為在道德倫理規範下，離婚是一件很可恥的事。
但在80年代後，即便女性對於離婚的接受度也提高了，但她們較男性仍然更難接受婚姻走向離異。
這段期間，整個社會在面臨一種轉變，不僅是經濟體制、社區關係，還有家庭形態也改變了。我在《因為孤獨的緣故》這篇小說中，試圖書寫在整個社會倫理的轉換階段人對自我定位的重新調整。
小說用第一人稱“我”，寫一個四十六七歲左右的更年期後期的女性，她的身體狀況及面臨的問題。
當時有點想到我的母親，她在四十五歲之後有許多奇怪的現象，當時我約莫二十出頭，沒有聽過什麼更年期，也沒有興趣去了解，只是覺得怎麼媽媽的身體常常不好，一下這邊痛，一下那邊不舒服。
那時候幾個兄弟姊妹都大了，離家就業求學，最小的弟弟也讀大學住在宿舍，常常接到媽媽的電話。就趕回家帶她去看病，持續了一年多。
有一天醫生偷偷跟我說：“你要注意，你的母親可能是更年期，她並沒有什麼病，只是會一直說身體不舒服。"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更年期”這個名詞，也去翻了一些書，瞭解到除了生理的自然現象外，一個帶了六個孩子的專職母親，在孩子長大離家後，而對屋子裡空洞和寂寞，她可能一下無法調適，所以會藉著生病讓孩子返家照顧她。
就像醫生對我說的，她的心理的問題大過身體的問題。她的一生都在為家庭奉獻，變成了慣性，即使孩子各有一片天了，她一下子也停不下來，因為從來沒有人鼓勵她去發展自我的興趣。
所以我在小說裡用“我”，來檢視自己年輕時候對母親心理狀態的疏忽，我假設“我”就是那個年代的母親，賣掉公家的宿舍，因為孩子都離家了，不需要那麼大的空間，和父親一起住在一棟小公寓中。
更年期的寂寞心事
“我”和丈夫之間的夫妻倫理，也不是那麼親密，不會講什麼心事，也不會出現外國電影裡的擁抱、親吻等動作——我想我們一輩子也沒看過父母親做這件事，我們就生出來了。我的意思是說，那個時代生小孩和“愛”是兩回事。
我相信，我爸爸一輩子也沒對我媽媽說過“我愛你”，甚至在老年後，彼此交談的語言愈來愈少。回想起來，我父母在老年階段一天交談的話，大概不到十句。
小說裡的“我”，面對比她大兩歲的丈夫，敞著老花眼鏡，每天都在讀報紙。她很想跟他說說話，可是她所有講出來的話都會被丈夫當作是無聊。
她住在三樓的公寓，四樓有兩戶，一戶是單身的劉老師，一個愛小孩出名的老先生；一戶則是單親媽媽張玉霞，帶著一個叫“娃娃”的孩子。
張玉霞是職業婦女，有自己的工作，可是小說裡的“我”，生活只有丈夫和小孩，當她唯一的孩子詩承到美國唸書後，突然中斷了與孩子的關係，白天丈夫去上班時，她一個人住在公寓裡，很寂寞，就開始用聽覺去判斷在公寓裡發生的所有的事情。
她從腳步的快慢輕重，或是開鎖的聲音，聽得出上樓的人是誰。例如張玉霞“開鎖的聲音比較快，一圈一圈急速地轉著，然後噹一聲鐵門重撞之後，陷入很大的寂靜中。”
如果是張玉霞的兒子娃娃，一個八歲的小男孩，回來時就會像貓一樣輕巧，他開門鎖的聲音也很小，好像他不願意讓別人知道他回來或者出去了。
小說裡的“我”分析著公寓裡別人的心理問題，自己卻是處在最大的寂寞之中。
“單身女性” 的新倫理
“我”正經歷更年期，丈夫也不太理她，所以她試圖想找一個朋友，要和張玉霞來往。她碰到娃娃，問他姓什麼，他說姓張。
所以有一天她碰到張玉霞時，就叫她張太太，沒想到張玉霞回答她：“叫我張玉霞，我現在是單親，娃娃跟我姓。”
“我”受到很大的打擊，因為在她那一代的倫理，沒有單親，也沒有孩子跟媽媽姓這種事情，她不知道怎麼回答了，當場愣在那裡。
而小說裡的張玉霞，是臺灣一個小鎮裡的郵局女職員，她認識了一個在小鎮當兵的男孩子，兩個人認識交往，發生了關係，等到男孩子退伍離開小鎮時，她懷孕了，可是卻發現連這個男孩子的地址都沒有。
她找到他所在的部隊，才知道男孩子在入伍的第一天就說：“這兩年的兵役夠無聊，要在這小鎮上談一次戀愛，兩年後走了，各不相干。”
張玉霞在這樣的狀況下，生下了娃娃，在唯一一次的戀愛經驗裡，充滿了怨恨。可是她還是獨立撫養娃娃長大，並讓娃娃跟她的姓。
這樣的倫理是小說中第一人稱“我”所無法理解的，但在80年代的年輕女性中逐漸成形。而在今日的臺灣更是見怪不怪，我們在報紙上會讀到名人說：“我沒有結婚，但我想要個孩子。”這樣的新倫理已經慢慢被接受了。
但對“我”而言，這是一件很新奇的事，所以當天晚上睡覺時，她迫不及待地對先生說: “樓上四樓A的張太太丈夫不姓張唉！” 等她說完，她的先生“冷靜地從他老花眼鏡的上方無表情地凝視著”，然後說了一句：“管那麼多事！”仍然沒有表情地繼續看報紙。
這讓“我”感到很挫折，他們一天對話不到十句，裡面可能都是“無聊！”
“多管閒事！”可是這是她最親的人，倫理規定他們晚上要睡在一張床上，他們卻沒有任何關係，包括肉體、包括心靈，都沒有。
我想，這是一個蠻普遍的現象。一張床是一個倫理的空間，規定必須住在一起。可是在這張床上要做什麼？要經營什麼樣的關係，卻沒有倫理來規範，也就是有倫理的空間，但沒有實質內容。
停止抱怨，完成自我
我有一個學生，在國外住很久了，每隔幾年會回來探望在臺灣中南部的父母。他的母親不經常打電話給他，打給他就是抱怨他的父親，愛賭博、把積蓄拿去炒股票都沒有了……
他的記憶裡，從小開始，母親就一直在抱怨爸爸。後來，他再回來時，一樣聽他母親抱怨，抱怨到最後就是哭，然後說：“我受不了了，我沒辦法再跟他生活下去。”
這些話一再重複，重複到我這個朋友也受不了，他就跟母親說：“好，我明天就帶你去辦離婚。”結果母親哭得更大聲,很生氣地罵他：“你這不孝的孩子，怎麼可以說這種話？怎麼可以這樣做？”
這就是倫理的糾纏，她無法把離婚這個行為合理化，只能抱怨，不停地抱怨，把抱怨變成倫理的一部分。她認同了抱怨的角色，她願意用一輩子的時間去扮演這個角色。
你看電視劇裡那些婆婆、媳婦的角色，不也都是如此？這種劇情總是賣點，代表了倫理孤獨裡那個潛意識的結一直存在，而且大部分是女性。
所以她會選擇哭、選擇抱怨，她拒絕思維；如果她開始思維，她不會哭的，她會想怎麼解決問題。可是她選擇哭，表示她只是想發洩情緒而已。
今天若有個女性說：“我沒有結婚啊，我沒有丈夫，只有一個孩子。”除了經濟上的支持外，她還需要體制的支持，才能夠做這件事。
日本也有類似的現象。在日本，離婚率最高的年齡層是在中年以後，就是孩子長大離家後，做妻子的覺得該盡的責任已經盡了，便提出離婚，說：“我再也不要忍受了。”往往會把丈夫嚇一大跳。這樣的報道愈來愈多，不像我們所想象的年輕夫妻才會離婚。
有人說，這是因為婚姻有很大一部分是為了倫理的完成，當倫理完成以後，她就可以去追尋自我了。但我覺得應該是在充分地完成自我之後，再去建構倫理，倫理會更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