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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如楠打開劉燁瑤的手機相冊，拍照地點大多分佈在那些罕有人至的海洋上。要是再計算一下他當時的海拔，或許是-50米、-300米、-7000米，今後還可能是-11000米。在陸地上，這個數字是珠穆朗瑪峰再疊一座西嶽華山的高度。
他是中國科學院聲學研究所的高級工程師，是第一批搭乘“蛟龍”號下海的試航員，也是我國第二臺載人潛水器“深海勇士”號的主任設計師，承擔多種聲學設備的國產化研製和船載水聲通信系統研製的設計工作。
劉燁瑤被評為中科院2019年度“青年學習標兵”，接受《中國科學報》採訪時，他正在進行萬米載人潛水器的設備調試。
劉燁瑤參加“深海勇士”號海試
從無到有、從集成到自主
對於載人潛水器來說，它能否及時穩定地向母船彙報狀態、獲取指示是至關重要的，海水中的通信便離不開聲學系統。
“如果把載人潛水器比作一個人，那麼聲學系統就是這個人的眼睛、耳朵和嘴巴。”劉燁瑤說。
當時國外主流技術是模擬通信，需要下潛人員查看相關參數，用語音向母船彙報，信息的準確度、完整度、效率等都很難保障。
在他和同事的努力下，“高速數字水上通信系統”研製成功，“蛟龍”號是全球首臺應用這一通信系統作業的載人潛水器。
它可以將生命支持、電池狀態、速度位置、地形地貌等關鍵數據轉化成數字信號，定時傳輸給母船，還可以傳輸水下拍攝的照片。
“這樣，下潛的駕駛員和科學家就不必時時進行口頭彙報，可將精力都花在海底觀測、採樣等工作中。”
“蛟龍”號進行通信系統研製時，由於國外的技術封鎖，欠缺相關工作基礎，他們只能在一次次海試過程中不斷摸索經驗。
劉燁瑤至今都清楚地記得2009年第一次在南海海試的場景。“蛟龍”號與母船間的水聲通信總是不能建立，無法通信就不能下潛，不足10米的潛水器像一隻小船，不得不在海面上漂著。
密閉的環境使溫度、溼度都很高，處在這種晃動的“桑拿房”中，衣服很快就溼透了，腦袋也變得很暈。整個團隊的人不分晝夜地調試了一個星期。
“在實驗室研製時，我們認為聲波在潛水器和母船間是垂直傳播的，畢竟一個在海底一個在海面上，可調試時才發現，潛水器在海面時，聲波是水平傳播的。”
他介紹，另一方面，海底是很安靜的，可真正下潛時，發現波浪、漁船、淺海魚類，包括母船航行等的干擾作用是很強的。各種原因交織在一起，導致水聲通信無法成功建立。
到“深海勇士”號海試時，有了前期技術、操作經驗的積累，下潛變得很順利。劉燁瑤告訴《中國科學報》，“我們在40多天中下潛了20多次，效率非常高。只要天氣允許，潛水器的狀態又比較好，就會安排下潛。海試時間從“蛟龍”號的4年縮短到了2個月，下潛的效率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
從“蛟龍”號到“深海勇士”號，提高的不僅是研製效率，還有自主化水平。“深海勇士”號的國產化率達到了95%左右。
“於國家來說，這是載人潛水器從無到有、從集成研製到自主研製的過程；於我個人來說，這是人生目標逐漸清晰的過程。時間越長，感情越深，國家的事也成了自己的事。”劉燁瑤說。
漂洋過海的好消息
把工作當成“自己的事”後，工作與生活的界限也就模糊起來。有時正與家人吃著飯，出差的通知就來了；有時計劃好了帶女兒出去玩，卻總因為出海行程變化而一拖再拖。
甚至7年多前父女倆的第一次見面，這位新手爸爸也爽了約。當時正是“蛟龍”號7000米海試時期，他處在漫無邊際的太平洋上，不可能每天跟家裡通電話，而海上網絡信號又差，郵件無法及時收到。
直到海試完成，途中進行補給並準備返航時，一封來自朋友的郵件才讓劉燁瑤興奮起來，“恭喜你當爸爸了，母女平安。”再看時間，已經是幾天前發的了，他趕緊撥通了家人的電話。
當時團隊做完7000米的試驗，非常成功，又得知了這個信息，“我很高興，確實很高興”。
他的另一個“高光時刻”是“蛟龍”號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時，作為核心成員之一，他被邀請到人民大會堂，參加獎勵大會。
可這樣的時刻並不多，大多數時候，劉燁瑤和團隊成員要頂著烈日，在租來的小漁船上吃麵條；要在溼熱、狹小的潛水器中反覆調試設備。
他總結說，“工作要一步一步幹，經驗要一點一點積累，基礎的科研都是些平常、瑣碎的小事，不能總想著光鮮亮麗。”
在他的同事、中科院聲學所助理工程師廖佳偉看來，當有任務和責任時，劉燁瑤總會最先衝上去。“去年海試，即便不需要他輪崗，他也堅持陪著我和另一位同事。他總是這樣全程親力親為。”
對於自己的“親力親為”，劉燁瑤認為，聲學所經歷了幾十年的知識、技術和經驗的積累，期間有很多前輩給像他一樣的青年人打下了基礎，有了這些基礎，團隊才能做出載人深潛的成就。這是非常幸運和難得的，所以必須負責、必須盡力做好。
“他常告訴我們，‘要保證自己的工作一定沒有差錯，自己的崗位一定讓別人放心’，這是他的習慣，也是對我們的激勵。”廖佳偉說。
編輯 | 趙路
排版 | 郭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