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慶邦
《北京文學》是我的“福地”，我是從這塊“福地”走出來的。1985年9月，我在《北京文學》發表了短篇小說《走窯漢》，這篇小說被文學評論界說成是我的成名作。林斤瀾先生另有獨特的說法，他在文章裡說：“劉慶邦通過《走窯漢》，走上了知名的站臺。”汪曾祺先生也曾對我說：“你就按《走窯漢》的路子走，我看挺好。”
我的老家在河南，1970年7月，我到河南西部山區的煤礦參加了工作。我一開始寫的小說，在河南的《奔流》和《莽原》雜誌上發表得多一些，一連發表了八九篇吧。時在《北京文學》當編輯的劉恆，看到我在河南的文學雜誌上發表的小說，寫信向我約稿。我給《北京文學》寫的第一篇小說《對象》，發表在《北京文學》1982年第12期。大概因為這篇小說比較一般，發了也就過去了。但這篇小說能在《北京文學》發表，對我來說是重要的，難忘的。我認為《北京文學》的門檻是很高的，能跨過這個門檻，對我的寫作自信增加不少。劉恆繼續向我約稿，他給我寫的信我至今還保存著。他在信中說：“再一次向你呼籲，寄一篇震的來！把大旗由河南移豎在北京文壇，料並非不是老兄之所願了。用重炮向這裡猛轟！祝你得勝。”劉恆的信使我受到催徵一樣的強勁鼓舞，1985年夏天，在我寫完了長篇小說《斷層》之後，緊接著就寫了短篇小說《走窯漢》。寫完之後，感覺與我以前的小說不大一樣，整篇小說激情充沛，心絃緊繃，字字句句充滿內在的張力。我妻子看了也說好，她的評價是，一句廢話都沒有。這篇小說我沒有通過郵局寄給劉恆，趁一個星期天，我騎著自行車，直接把小說送到了《北京文學》編輯部。那時我家住在建國門外大街的靈通觀，《北京文學》編輯部在西長安街的六部口，我家離編輯部不遠，騎上自行車，十幾分鍾就可到達。因為那天是休息日，我吃不準編輯部裡有沒有人上班。我想，即使去編輯部找不到人也沒什麼，我到長安街遛一圈也挺好。我來到編輯部一間比較大的編輯室一看，有一個編輯連星期天都不休息，正在那裡看稿子。而且，整個編輯部只有他一個人。那個編輯是誰呢？巧了，正是我要找的劉恆。我們簡單聊了幾句，劉恆接過我送給他的稿子，當時就翻看起來。一般來說，作者到編輯部送稿子，編輯接過稿子，會說，稿子他隨後看，看過再跟作者聯繫，不會立即為作者看稿子。然而讓我難忘和感動的是，劉恆沒有讓我走，馬上就為我看稿子。他特別能理解一個業餘作者的心情，善於設身處地地為作者著想。劉恆在一頁一頁地看稿子，我就坐在那裡一秒一秒地等。他看我的稿子，我就看著他。屋裡靜得似乎連心臟的跳動都聽得見。我心裡難免有些打鼓，不知道這篇小說算不算劉恆說的“震”的，亦不知算不算“重炮”，一切聽候劉恆定奪。在此之前，我在《奔流》上讀過劉恆所寫的小說，感覺他比我寫得好，他判斷小說的眼光應該很高。小說也就七八千字，劉恆用了不到半個小時就看完了。劉恆的看法兒是不錯，挺震撼的。劉恆還說，小說的結尾有些出乎他的預料。我的小說結尾出乎他的預料，劉恆的做法也出乎我的預料，他隨手拿過一張提交稿子所專用的鉛印稿籤，用曲別針把稿籤別到了稿子上方，並用刻刀一樣的蘸水筆，在稿簽上方填上了作品的題目和作者的名字。
1985年9月號的《北京文學》，是一期小說專號。我記得在專號上發表小說的作家有鄭萬隆、何立偉、喬典運、劉索拉等，我的《走窯漢》所排列的位置並不突出。但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人們主要關注的是作品本身的文學品質，對作品排在什麼位置並不是很在意，看作品也不考慮作者的名氣大小。對於文學雜誌上出現的新作者，大家帶著發現的心情，似乎讀得更有興趣。
小說發表後，我首先聽到的是上海方面的反應。王安憶看了《走窯漢》，很是感奮：“好得不得了！”她立即推薦給上海的評論家程德培。程德培讀後激動不已，隨即寫了一篇評論，發在1985年10月26日的《文匯讀書週報》上，評論的題目是《這“活兒”給他做絕了》。程德培在評論裡寫道：“短短的篇章，它表現了諸多人的情與性，愛情、名譽、恥辱、無恥、悲痛、復仇、恐懼、心緒的鬱結、懺悔、絕望，莫名而無盡的擔憂、希望而又失望的折磨、甚至生與死，在這場靈魂的衝突和較量中什麼都有了。這位不怎麼出名的作者，這篇不怎麼出名的小說寫得太棒了！”當年，程德培、吳亮聯袂主編了一本厚重的《探索小說集》，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小說集收錄了《走窯漢》。後來，王安憶以《走窯漢》為例，撰文談了什麼是小說構成意義上的故事，並談到了推動小說發展的情感動力和邏輯動力。說實在話，在寫小說時，我並沒有想那麼多。王安憶的分析，使我明白了一些理性的東西，對我今後的創作有著啟發和指導意義。
北京方面的一些反應，我是隔了一段時間才聽到的。有年輕的作家朋友告訴我，在一次筆會上，北京的老作家林斤瀾向大家推薦了《走窯漢》，說這篇小說可以讀一下。1986年，林斤瀾當上了《北京文學》主編。在一次約我談稿子時，林斤瀾告訴我，他曾向汪曾祺推薦過《走窯漢》。汪曾祺看過一遍之後，並沒覺得有什麼特別的好。林斤瀾堅定地對汪曾祺說：你再看！等汪曾祺再次看過，林斤瀾打電話追著再問汪曾祺對《走窯漢》的看法。汪曾祺這次說：是不錯。汪曾祺問作者是哪裡的，林斤瀾說：不清楚，聽說是北京的。汪曾祺又說：現在的年輕作家，比我們開始寫作時的起點高。在全國第五次作家代表會上，林斤瀾把我介紹給汪曾祺，說這就是劉慶邦。汪曾祺像是一時想不起劉慶邦是誰，伸著頭瞅我佩戴的胸牌，說他要驗明正身。林斤瀾說：別看了，《走窯漢》！汪曾祺說：《走窯漢》，我知道。
可以說，是《走窯漢》讓我真正“走”上《北京文學》，然後走向全國。將近四十年來，我幾乎每年都在《北京文學》發作品，有時一年一篇，有時是一年兩篇。在《北京文學》創刊70週年之際，我專門統計了一下，迄今為止，我已經在《北京文學》發表了35篇短篇小說，5部中篇小說，一篇長篇非虛構作品，還有七八篇創作談，加起來有60多萬字，出兩本書都夠了。
走窯漢，是對煤礦工人的稱謂。我自己也曾走過窯。煤還在挖，走窯漢還在“走”。我持續不斷地寫作，與走窯漢挖煤有著同樣的道理。“走窯漢”往地層深處“走”，是為了往上升；“走窯漢”在黑暗裡“行走”，是為了採掘和奉獻光明。
2020年1月20日至22日於北京和平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