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新青年
沒有人比我們更瞭解日本
4月10日，就在日本政府發佈道府縣的緊急事態宣言的3天后，東京都召開了第19次東京都新型肺炎感染對策本部會議。
會議上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發佈了東京都關於緊急事態宣言後的一系列措施，並對於需要請求停業的行業範圍進行了詳細的劃分。
娛樂場所、學校、運動設施、劇場、展覽廳、商業設施（除生活必需品以外）都在此次請求停業的範圍內。
娛樂遊戲場所的停業名單中包括了“ネットカフェ”（網絡咖啡屋）。
日本的網絡咖啡屋不同於國內的網吧，他有獨立的房間，在提供網絡上網的同時，還免費提供飲料、淋浴等設施。在東京等大城市裡，由於房租過高，靠著打零工維持生計的人們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支付房租。網絡咖啡屋因為24小時營業，加上價格低廉，設施齊全、成為了很多低收入人群的選擇。
住在網絡咖啡屋的人群中青年人居多，他們雖然沒有能力支付房租（在日本租房除了要支付房租外，還要支付押金和給房東的禮金）但是又不願意流浪街頭，所以他們選擇居住基本設施齊全的網絡咖啡屋。這種被日本社會稱作“看不見的貧困”，而住在這裡的他們被稱為“網絡咖啡屋難民”。
來自茨城縣不願意透露真實姓名的33歲的ショッカー（化名），已經在網絡咖啡屋住了3個月。平時在工地幫工一天1萬日元，由於是日結的工作，所以收入不穩定，也無法存款。
網絡咖啡屋包月的話，需要提前支付費用，平均一天1977日元，包月約6萬元左右。此外不需要支付任何費用，加上平時需要通過網絡尋找兼職機會，所以對於ショッカー來說，住在網絡咖啡屋是唯一的選擇。
30歲的倉田幸子（化名）1個月前和父母吵架離家出走，在歌舞伎町的風俗店找了一份工作後，就在網絡咖啡屋定居下來。
當記者問她為什麼不借房子的時候，她坦言根本存不了錢。
存不了錢，工資不能日結，現在的工作1小時工資只有800日元。。。
根據倉田幸子的一個月的收支來看，雖然她月收入有10萬日元，除去網絡咖啡屋的租金6萬元、加上每月的伙食費3萬元和其他雜費，每月根本沒有盈餘。
像ショッカー、倉田幸子這樣的人還有很多，根據東京福祉保健局的統計像這樣的“網絡咖啡屋難民”，東京都就有超過4000人左右，而且80%都是靠打零工或是從事派遣工作來維持生計。
其中，大家普遍月收入都偏低，大部分在15萬日元以下。
所以，隨著緊急事態宣言的發佈，網絡咖啡屋的停業，光東京一處就有至少4000人會流浪街頭。加上大部分行業的停工，更多依靠打零工來維持生活的人沒有了收入，可以說是雪上加霜。如今唯一的棲息地也即將關閉，這些“網絡咖啡屋難民”該何去何從。
4月11日，就在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發表措施的第二天，不少人來到了東京都的生活援助中心尋求幫助。
好在，在問題沒有惡化之前，東京宣佈租用經濟型酒店，並且將無償提供2000個房間給這些無處可去的難民。
神奈川縣為了解決網絡咖啡屋難民無處可去的問題，決定向他們免費開放武道館，並提供簡易的單人床和被子，共計40個床位。
神奈川縣11日表示，根據新型肺炎措施法的規定，緊急事態宣言發表後，由於網絡咖啡屋的停業，為了解決網絡咖啡屋難民無處可去的問題，決定開放縣立武道館。同時為了防止新型肺炎的病毒感染，採取隔間的方式。
在日本全國各個地方都有這樣數不清的“網絡咖啡屋難民”。隨著全國各地獨自發出了緊急事態宣言，相信可以棲息的網絡咖啡屋將越來越少。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網絡咖啡屋難民”流落街頭。
雖然東京、神奈川已經做出了行動，但是幾千人的住宿問題仍然是一件棘手的事。
對於日本社會來說，網絡咖啡屋難民一直是一個很有爭議的話題。有人認為，之所以住在網絡咖啡屋，無非是因為當事人“懶”，或者是因為年輕時的不儲蓄、又或者是某種不負責任的原因造成的。自己種的“因”，自己就要接受這個“果”。
這些人肯定的是嫌棄這個工作不好、那個工作不好
網絡咖啡屋本來不是住的地方，
自說自話地援助他們幹什麼，笨蛋嗎？
網絡咖啡屋本來就不是家，這些住所不定的人，又不交稅沒有必要支援他們。
當然也有人站在“網絡咖啡屋難民”一邊
請加油！
雖然評論都是以東京為主，其他地方也有很多“網絡咖啡屋難民”。我年輕的時候，有一段“網絡咖啡屋難民”的經歷，我能理解那種艱辛。希望能夠早點開放酒店、公寓、公共地區給他們。
小編覺得儘管“網絡咖啡屋難民”受到了很多質疑，但他們並沒有選擇好吃懶做流浪街頭，而是四處尋找工作機會，拿著微薄的收入拼命用自己的方式活下去。
所以在這裡小編希望他們能夠早日找到自己的棲息地，度過這個難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