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非洲蝗蟲大軍翻山跨海，到達巴基斯坦和印度，造成當地農業嚴重損失。而近日，我國雲南地區也發生了來自於境外蝗蟲的災害，讓蝗災又出現在國人的面前。
在中國歷史上，水災、旱災、蝗災並稱為三大自然災害，可見其破壞性之大。
根據著名昆蟲學家鄒樹文統計，自公元前722 年至公元1908 年的2630 年間，中國有史記載的蝗災共達455 次，其中每5.7年就爆發一次。
根據鄧雲特《中國救荒史》一書統計：中國近兩千年來，蝗災發生時間，秦漢時期平均8.8年一次，兩宋為3.5年，元代為1.6年，明、清兩代均為2.8年。”可見我國一直是深受蝗災之苦的國家。
我國蝗災最早記錄，是公元前707年，見《春秋》：“桓公五年、螽。”螽，一般認為當時就是指的蝗蟲。
在古代缺乏科學的情況下，古人難以對付蝗災，只能將其解釋為天譴。
比如漢武帝時期，關於“蝗大起”、“蝗從東方飛至敦煌”的記載不絕於書，由於蝗災嚴重，提倡“天人感應”的儒生董仲舒就將其視為上蒼的譴告：
“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其後關於蝗災乃是“天譴”的說法開始在中國的知識界和民間廣為流傳，甚至將蝗蟲敬拜為神蟲或蟲王，認為蝗災乃是天意，不是人力可以戰勝的，對待蝗災，只能是統治者“修德禳災”，老百姓敬祀禱告。這實際上也是當時沒有對付蝗災的好手段，只好自我安慰，寄希望於鬼神了。
唐太宗貞觀二年(628年)，陝西地區爆發了大規模的旱災和蝗災，為此李世民特地在長安皇宮中舉行法事“禳蝗”，在祝文中李世民向上天祈禱說：“人以谷為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但當食我，無害百姓。”
說完，李世民直接就抓了一隻蝗蟲吃掉，儘管史書對此稱李世民吃下蝗蟲後，“是歲蝗不為災”，但事實上，從貞觀二年到貞觀四年(628-630年)整整三年間，整個唐帝國都處於嚴重的蝗災襲擾下。
顯然，這種方法願望是美好的，但是不管用的。
唐玄宗開元三年至四年(715-716年)，唐帝國再次爆發了大規模蝗災，宰相盧懷慎等人認為，蝗是天災，大規模瘞埋會“殺蟲太多，有傷和氣”，就是殺蝗違反天意，只有等蝗災自己過去消失。民間也普遍建立八蜡廟和蟲王廟祭祀蝗神，民眾甚至“或於田旁焚香膜拜設祭而不敢殺。”
就連大詩人白居易也天真地寫詩說：“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飢人重勞費。一蟲雖死百蟲來，豈將人力競天災”。
不過總有清醒的人，另外一位宰相姚崇發怒了，他說：“庸儒執文，不識通變!”如果蝗災不除，勢必導致“苗稼總盡，人至相食”，為此，姚崇堅決向唐玄宗請求滅蝗，他說，如果因為“救人殺蟲，因緣致禍”，那麼我姚崇就請求獨自承受上蒼的懲罰。在姚崇的力請下，唐玄宗最終下令滅蝗，“由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飢”，“蝗因此亦漸止息”。可見，動手滅蝗比祈禱有用。
唐朝的滅亡其實也與蝗災很大的關係。
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唐朝境內爆發遍佈整個帝國北部的大蝗災，唐朝的官僚群體秉持報喜不報憂的精神，忽悠唐僖宗說，蝗蟲“皆抱荊棘而死”了，就是蝗蟲知道你是明君，不忍作亂，全部自己絕食自殺了。
而就在這一年，王仙芝在蝗災最為嚴重的濮州(今山東鄄城)發起了大規模農民起義，三年後，黃巢大規模起事的這一年(公元878年)，也正是唐僖宗時期蝗災最為嚴重的一年，對此，唐京西都統鄭畋在其討伐黃巢的檄文中就寫道：“近歲螟蝗作害，旱暵延災，因令無賴之徒，遽起亂常。雖加討逐，猶肆猖狂。”明確指出蝗災正是直接激發王仙芝、黃巢起事的重大原因。而唐朝也是在黃巢起義後走最終向終結。
宋朝出了個“蟲王”劉猛。比較可靠說法是指宋朝大將劉錡，傳說中滅蝗保穡之神。
劉錡是南宋抗金名將，他率兵打敗了金兀朮的金兵，取得豐碩戰果，但卻遭到秦檜的排擠，貶到地方做官。在任上，適逢百年不遇蝗災，他千方百計滅蝗，取得成績，宋理宗敕封他“揚威侯暨天曹猛將之神”。劉錡將軍廟有一對聯：“臥虎保巖疆，狂寇不教匹馬還。驅蝗成稔歲，將軍合號百蟲來。”
進而，民間就相傳劉錡（劉猛將軍）為治蝗的神靈，每遇蝗災，就要祈求劉猛保佑，這一風俗一直持續到民國時代。
明朝最後的滅亡，也與蝗災息息相關。
明末李自成等人的農民起義，其實就是當時氣候處於小冰河期，連年的大旱，接連蝗災，導致農業生產無法正常進行，大量的農民為了求生，不得不四處就食，稍有挑動，就造反起事。
史載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至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崇禎十年(1637年)至崇禎十四年(1641年)，暴發了兩次連續五年以上的特大蝗災，特別是到了1640年，千年一遇的大旱災和大蝗災又襲擊了整個大明帝國，以致整個中國北部到處餓殍遍野，“兩畿、山東、河南、山陝旱、蝗，人相食”，到處都是活不下去的老百姓，在這種情況下，本來已被明軍打的只剩下17人的已窮途末路的李自成，登高一呼，“遠近饑民荷鋤而往，應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絕，一呼百萬，而其勢燎原不可撲”，得以迅速東山再起。很快就彙集百萬大軍，進發北京，滅亡了大明王朝。
清代，蝗災也是連續不斷，不過此時對蝗災也有了一些正確認識，康熙帝還專門編著了《捕蝗說》，來指導治蝗措施。康熙時代官方逐漸建立了治蝗的體系制度，有清一代，沒有發生過特別嚴重的蝗災。
不過，對蝗災的迷信還是有很深的基礎，道光十七年，山西朔州發生嚴重蝗災，當地知府竟然以政府告示的形式將蝗災發生的原因歸結到“神明”身上：
“照得蝗之為災，其害甚大，然所過田畝，有食有不食，雖田界毗連，而截然差有界限，是蓋有神焉主之。然所謂神者，州蝗中有神，率之往來，而有食有不食也。是即本境山川城隍里社厲壇之鬼神也。神奉上帝命，以守斯土，則地方豐歉，神必主之。此方之民孝弟慈良，不應受厄，則神必祐之；否則蝗以肆害。”
民國時期，蝗災也曾幾度肆虐，這也和當時社會時局有光，整個國家處於災難和顛沛之中，自然難以治理蝗災。
到了新中國建立後，其實仍不時有蝗災發生。不過，國家的重視和現代技術手段的運用，讓蝗災治理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變，自60年代以來，國內再無發生過嚴重的、大面積的蝗災。
而非洲蝗災的大面積發生，其實是和當地社會不穩定有很大關係，沒有政府力量組織防蝗治蝗，所以蝗災一直無法得到有效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