誕生9個諾獎得主,日本的這所大學為什麼這麼牛?

誕生9個諾獎得主,日本的這所大學為什麼這麼牛?


京都大學 圖片來源:pixab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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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大學是日本實力僅次於東京大學的國立綜合大學,與東京大學“政治家的搖籃”不同,京都大學被譽為“科學家的搖籃”。

京都大學學風淳厚且自由,始終堅守自己的學術傳統。

該校至今已培養9位諾貝爾獎得主,“京都學派”舉世聞名,是當之無愧的世界一流大學。

一、大學自治,學術自由


明治維新之後,為建立現代化的國家,日本全面採用西方制度,第一所國立大學東京大學(彼時校名為“東京帝國大學”)成立於1877年。

20年後的1897年,京都大學(彼時校名為“京都帝國大學”)成立,是日本的第二所大學。

自成立以來,京都大學即建立了一個強調學生獨立和學術自由的教育體系,創造出了獨特的學術氛圍。

作為日本的第二所大學,京都大學和周邊的社區大學時刻與東京大學進行對比。大學的第一任校長木下廣次(Kinoshita Hiroji)在入學典禮上稱,“這所大學既不是東京大學的分支,也不是縮小版的東京大學”,並強調京都大學必須具有“獨特的性格”。

木下認為,大學的主要特徵應該是學術自由,他同時強調學生自主的教育制度。在首屆畢業典禮上,木下闡述了他的信念,即“這所大學將學生視為紳士和學者,而不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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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第一任校長木下廣次(1851年-1910年)


這獨特的教育體系在法學部最為突出。京都大學通過引入強調學生和教師相互成長的研討會體系,以畢業論文為強制性要求,擴大學生的課程選擇範圍,以培養他們的自我主動性和創造力為目的。而東京大學的方法被批評為將知識塞給學生。

1913年,時任校長在沒有諮詢教師委員會的情況下,擅自解聘了七位教授,以法學部為中心的所有教師對該行為進行了抗議。這場抗議最終使教育部認識到教師的聘用和解僱需要得到教師委員會的批准。

此外,1919年,京都大學首次採用大學校長公開選舉制度,為大學自治的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

一戰之前,京都大學一方面作為國家大學運行,同時與國家在“大學自治”問題上處於緊張狀態。問題根源在於大學管理職位的選拔,如大學校長、院系院長以及研究和教學人員的公開選拔,這些都與學術自由直接相關。在建立這所致力於學術研究的京都大學時,“追求真理”的學術理想和國家的利益有時會發生衝突。

京都大學從科學與工程學部部長的公開選舉起,一切工作都以協助“大學自治”蓬勃發展而進行。岡田良平(Ryohei Okada)校長被迫辭職(1908年)事件、澤柳事件(1913-14)、校長選舉(1919年)事件,都發生於這樣的背景之下。

20世紀20年代,學生和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壓制運動愈演愈烈,其影響擴展至大學。運動的後半期有許多包括京都大學在內的學生被捕。因為經濟學部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河上肇(Kawakami Hajime)在學生團體中得到了廣泛的關注和支持,為當局所不滿。迫於教育部的壓力,河上肇辭去教授職務。

20世紀30年代的瀧川事件,是日本現代歷史上“大學自治”中最具影響力的事件。

1933年,因其馬克思主義教學,教育部要求法學部對刑法教授瀧川由紀進行停職。法學部的教師委員會拒絕了這個違反大學自治原則的要求。當政府下令發佈停職令時,法學部每一位教員都向校長提出辭職,雙方的衝突達到了頂峰。此後,雖有幾次尋求妥協的嘗試,但懲罰沒有被廢除。最終法學部教學系的33名全職教員中,有21名離開了京都大學(次年有7人恢復了職位)。

京都大學因此受到了雙重打擊。因為法律沒有取消對瀧川的懲罰,教師分裂為“辭職的人”和“留下的人”兩派。

法學部在瀧川事件中強調的不是瀧川個人,而是大學學術自由的含義以及大學與國家間關係的問題。法學部在當時的法律框架內,對大學職能表達了最自由的立場。

二、百年曆程

京都大學成立之後,越來越多的學生渴望入學;同時,中日戰爭後的工業擴張使人才更加緊缺。第一個成立的工程與科學學部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情況。隨後,法律與醫學學部、文學部相繼成立,其普通高校的基礎得以初步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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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第一屆畢業班(29名學生畢業於理工學部土木工程與機械工程系,1900年7月)

一戰後,日本高等教育體制經歷了一系列改革,高等教育機構數量大增。期間京都大學也得到了擴展。1919年,經濟學部獨立出來,農學部也隨之成立。1926年,化學研究所成立了第一個附屬研究所。此外,現有的院系也得到了擴展。在1918年至1928年的十年間,學生人數迅速增加了250%,從1,717人增至4,369人。

在此時期,京都大學在各領域的研究非常活躍,並組建了一支優秀的“東方研究”隊伍。哲學家西田幾多郎(Nishida Kitaro)以其借西方概念和理論來表達東方思想而聞名於世。

二戰之後,日本進行教育改革,只限於特權與精英階層的高等教育開始向大眾開放,倡導由“為少數特權階層提供教育”轉變為向大眾提供“平等機會”的教育,大學數量大大增加。1948年至1949年間,全國共建立了169所新式大學。

新系統和舊系統的最大變化是完成學業所需的年限從三年增加到四年,醫學部從四年增加到六年,前兩年的課程基本致力於通識教育。改革的出發點源於舊制度下的大學傾向於專業化,同時並沒有認識到需要培養受過廣泛教育並具有廣泛文化視野的學生。

京都大學成立的分校(1954年成為文理學部)實施了新的通識教育制度,並於1954年建立了Kyoyobu(人文與科學學部)的分校,同時成立了教育學部。研究生院於1953年重建,充分實施了新的教育系統。

20世紀50年代後半期,日本進入了經濟加速增長時期,工業領域和政府內部對科學家和技術人員的需求都有所增加。教育部制定了一項新計劃:大規模增加科學和工程專業的學生。京都大學的科學與工程學部隨之進行部門擴展,併成立藥學部,在此期間也相繼建立了其他附屬研究機構和中心。

關於京都大學在此期間的研究活動,其中最突出的便是理學部的湯川秀樹(Yukawa Hideki)教授以其“介子理論”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1949年)。1965年,朝永振一郎(Tomonaga Sin'itiro)也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京都大學農業學部、人文研究所和科學學部在中亞、西亞和非洲進行的實地考察也非常有名。

二戰後,出生於“嬰兒潮”時期的學生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逐漸長大,日本大學迅速成為倍受歡迎的大眾教育機構。日本對教育普及的不充分應對、當時頻發的社會矛盾、嚴重的國際政治問題,如越南戰爭和美日間對安全的修訂協定,這種種原因導致許多大學生進行大規模學生運動,要求進行大規模改革。1969年,學生在京都大學罷工,與校長進行集體談判,封鎖校內建築,使得課程無法正常進行。最終,警察被召入以解封被鎖建築,課程才得以重新開始。此後,學生運動在各種大學內部問題和政治問題的推動下繼續發展。經濟學部的教師待遇問題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出現分歧。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學生運動的勢頭逐漸消退。

從1960年開始到70年代上半期,京都大學校園在經濟加速發展期間經歷了一次巨大的轉變。20世紀50年代期間,學生人數迅速增加了6,000左右(特別是在理科領域);而在1967年,學生人數已超過10,000。學生急劇增加的背後是工業部門建設和基礎設施發展的需要。與此同時,隨著學術研究的規模擴大、速度加快,京都大學建立了新的研究中心和研究所。這也成為校園轉型的重要因素。

重建工作始於1958年,當時建築物佔地15萬平方米,總建築面積約為26萬平方米。然而,到1972年,建築物面積達到18萬平方米;總建築面積幾乎翻了一番,達到50萬平方米。

這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垂直增長時期,校園發展變得越來越立體化。工程學部的改造異常明顯,一系列新建築取代了大學初始的建築。每個鋼筋混凝土結構在鋼樑框架上都有一個裝飾層,風格統一。校園內的每棟建築都有其特點,又形成一道有序而規則的風景。

在1964年,《京都大學報》發表了“京都大學長期設施建設計劃”,舊建築中只有鐘樓得以保留,全面實施“新大學理念”。該計劃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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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1972年建成的大學體育館


在70至80年代的幾十年中,高等教育政策沿著一個固定的路線前進,進入大學的學生比例穩定在35到40%之間。在此期間,京都大學的院系、課程和學生數量的增速也有所下降。但相比之下,京都大學也在前沿研究和聯合培養這兩項高水平研究中進行著積極建設。此外,京都大學在加強與國際、國內社會交流與合作、推進校園信息化等方面取得了穩步進展。

在此期間的研究活動中,工程學部的福井謙一(Fukui Kenichi)教授於1981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從理學部化學系畢業的利根川進(Tonegawa Susumu)在1987年獲得諾貝爾醫學和生物學獎。工程學部工業化學系畢業的野依良治(Noyori Ryoji)於2001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榮譽教授益川敏英(Masukawa Toshihide)於2008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三、近年的京都大學


1990年後,隨著日本社會結構的變化,適齡入學人口的減少,大學改革勢在必行。與此同時,大學放寬了以前法律嚴格規定的課程設立規則,並引入競爭性資金。

1992年,京都大學以新成立的綜合人知學部取代人文科學學部,採用了更加完備的通識教育體系。此外,研究生院得到加強,建立了獨特的研究中心,為研究奠定了基礎。此外,2003年,在京都西部的桂離宮(Katsura)建立新校區,工程和信息學研究生院也搬遷到了該校區,旨在創建一個融合技術和科學的校區。

大學面臨的挑戰永無止境。如在提供教育的同時,不斷加強科學研究;向公眾傳播和開放知識;增強業界和學術界之間的合作,以及接受外部各方的評估和審查。此外,由於京都大學的巨大變化,人們不得不提出在桂離宮建立第三個校區。

2004年開始,日本啟動國立大學法人化改革,包括京都大學在內的所有國立大學的法律地位都被改變。新成立的大學面臨著對個性化和競爭力雙重增長的需求。雖然很難預測大學未來將如何發展,但近年來的事件無疑將被後世視為大學發展史的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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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京都大學與諾貝爾獎

2012年生理學或醫學獎/山中伸彌/京都大學iPS細胞研究所所長兼教授(獲獎時)2008年物理學獎/小林誠/前京都大學理學部助教2008年物理學獎/益川敏英/京都大學名譽教授(獲獎時)2001年化學獎/野依良治(畢業於京都大學)1987年生理學或醫學獎/利根川進(畢業於京都大學)1981年化學獎/福井謙一(畢業於京都大學)1973年物理學獎/江崎玲於奈(畢業於京都第三高等學校,京都大學所建教育機構)1965年物理學獎/朝永振一郎 (畢業於京都大學)1949年物理學獎/湯川秀樹 (畢業於京都大學)

資料來源:京都大學官網

本文由北京大學政策法規研究室整理,譯自日本京都大學文書館提供的“The History of Kyoto University”和“Kyoto University Facts and Figures 2018-2019”,除題圖外,本文其他圖片表格亦源於此。《知識分子》獲授權轉載,發表時有部分改寫,責編王冠麗。

製版編輯 | 皮皮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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