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輝）考古中國，破解夏文化謎團，是中國歷史研究與考古研究的一項最重要任務。中國作為五千年曆史的文明古國，世界唯一歷史與文化延綿不斷的文明，到目前為止，圍繞夏文化，學術界在田野考古和理論研究等方面依舊存在一些問題和分歧。
“宅茲中國”的何尊青銅器作為新中國考古的重大發現，因其銘文中記載有“宅茲中國”文字，成為考古中國與夏文化研究中的最重要文物與文字史料。當考古學家在何尊銘文中，發現“宅茲中國”四個字的時候，似乎看到了埋藏了三千年的謎底，似乎找到了破解中國五千年曆史與文化的鑰匙，關於夏文化的眾多謎團將迎刃而解。
雖然何尊青銅器已經發現了50多年，何尊銘文已經廣為人知，相關的研究論文層出不窮，產生了許多因此功成名就的考古學家與歷史學家，但關於中國、關於夏文化的許多基本問題並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而且相關問題更加撲朔迷離。
何尊青銅器，1963年出土發現於陝西寶雞市，銘文記述了周成王繼承周武王遺志，營建成周(今洛陽)之事。因銘文中同時出現“成周”“中國”詞語，被考古學家解讀為“中國”詞語的最早出處，成周洛陽地區是最早的中國，洛陽地區也當然是夏文化的發源地。於是乎，關於夏文化的相關研究機構被紛紛設立於河南、成立於河南，夏文化研究也為河南地方所獨佔。中國歷史、夏文化歷史果真是這樣嗎？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還原歷史、還原文化，只能從源頭上找原因。何尊銘文原文為：
唯王初堙(遷)宅於成周，復稟武王禮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於京室曰：“昔在爾考公氏，克逑（仇）文王，肆文王受茲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餘其宅茲中或（國）自之乂民。’嗚呼，爾有唯小子亡識，視於公氏，有庸於天，徹命敬享哉！助王恭德欲天，臨我不敏。”王鹹誥，何賜貝卅朋，用作□公寶尊彝。唯王五祀。
青銅器銘文，是記錄歷史最可靠的文獻，並不對後世歷史負責，只是記錄當時的真實事情；而且銘文沒有如傳世文獻存在被篡改的可能，是研究歷史最可靠的依據。所有青銅器銘文，都是沒有標點符號的，在解讀銘文意義時，如何正確斷句，是除了辨別金文外，最重要的內容。顯然，在解讀何尊銘文中的“餘其宅茲中或（國）自之乂民”，就存在兩種不同的斷句，產生兩種不同的研究結果。
“餘其宅茲中或（國），自之乂民”是考古學家與歷史學家的解讀，誕生了最早的“中國”，也是目前學術界的一致主流研究結果。目前所有的研究成果，皆以此為中國歷史研究與夏文化研究的依據。主流學界雖然以此創造了最早的“中國”，產生了“宅茲中國”的學術研究項目，但卻沒有任何學者能完整地解讀“餘其宅茲中或（國），自之乂民”的具體含義，是為了“中國”而附庸的斷句，曲解了周武王原話的實際意義。
但是，還有另一種最新研究成果，也就是筆者的研究成果，顯示周武王的原話實際含義為“餘其宅茲中，或（國）自之乂民”。具體翻譯為“我在殷墟與鎬京中間建立一個城邑， 城郭或國家自然能夠起到安定兩地民眾的作用”。周武王言語的基本意義為“ 餘宅中，國乂民 ”，我住在中間，便於國家安定兩地民心，不僅展示了周武王以國以民為己任的思想，對稱語句的使用也顯示了周武王的文化素養。而不像現在的歷史研究者，為了最早的“中國”，將周武王的話語斷章取義，將完整、對稱、優美的語言，斷句的支離破碎、不倫不類。
雖然，歷史研究與考古研究不需要精通詩詞歌賦的韻律，但一些中國文字語言的基本常識要知道一些，才能更好地進行華夏文化研究；否則，幾十年的考古學術研究成果，一代歷史研究者一生的努力耽誤在小小的漢語斷句上，是會鬧出世界笑話的 。上古歷史研究，不僅要加強中國文化、語言的修養，基本的數學知識也要從娃娃抓起，學好基礎數學知識。夏王朝建立在4100年前左右，二里頭考古遺址最早的年代層也只有3750年，夏王朝早期的至少350年曆史到哪裡去了？將二里頭考古遺址定義為夏王朝中、晚期的國都遺址，並且是發展積累了350年的夏王朝都城性質的遺址，能夠體現夏文化的高度文明嗎？
在《史記·周本紀》對何尊銘文中事件，有著相同的記載:“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周成王、周公、召公尊從周武王之意，營建洛邑，只是因為它是天下之中，四方諸侯國貢賦道路均勻，而不是因為它是古“中國”之地。由此可以證明，筆者的研究成果才是正確的，才是歷史的本來面目，才是符合周武王的本意，而不是周武王要居住在附會的“中國”。
周“武王既克大邑商”，天下之地都是周王朝的，下面的諸侯國都受封於周王朝，周天子所居之地當然不會是等同於諸侯國之一的“中國”。周武王當然也不會稱呼天子居住之地為“中國”，“京畿”才是天子之地的正確稱謂。因此，何尊銘文中的“宅茲中國”解讀是完全錯誤的，是導致夏文化研究依舊存在一些問題和分歧的根本原因，將夏文化研究徹底引入歧途。
根據筆者的研究成果，關於最早的“中國”，來源於《詩經》。《民勞》中的“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蕩》中的“女炰烋於中國，斂怨以為德。”，《桑柔》中的“哀恫中國，具贅卒荒。”等，是最早明確使用“中國”詞語，而且是作為一個國家的稱謂。
在筆者的眾多夏文化研究成果中，上古歷史名詞華、夏、南、淮、夷、天下、中國、中華同義，中國與淮夷、南淮夷同義；《詩經》產生形成於南淮夷地區。因此，《詩經》中的“中國”就是特指淮河塗山的淮夷地區。
在西周時期，淮夷地區諸侯國與西周王朝發生過數次軍事衝突，這些歷史事件被記錄於青銅器銘文中，如青銅器【錄尊】王令冬戈日:戲淮夷敢伐內國，汝其以成周師氏戍於古師。
如果周武王時期，周武王周武王已經稱謂自己的地盤為“中國”，那麼後世的周王必沿用周武王的定位稱謂，自稱自己為“中國”。但事實上，西周青銅器【錄尊】銘文記載卻是將自己稱為“內國”，而不是“中國”，因為當時的“中國”位於淮夷地區，是淮夷諸侯國中的一國。因此，【錄尊】銘文進一步印證了“中國”不是周王朝國都所在地的稱謂，周王朝只能稱謂自己為“內國”，而不能稱謂自己為“中國”，以當時的文化歷史淵源，周武王豈敢新建的成周洛邑自稱“中國”？
綜上所述，作為最早的“中國”出現，是來自於《詩經》，是一種高度文化自信的稱謂，而非何尊銘文中的“宅茲中國”。“淮夷敢伐內國”周王朝，周武王又豈敢“宅茲中國”，缺乏中華文學與數學基本知識的歷史研究，又豈能反映博大精深的夏文化歷史？一種附會的學術研究，又豈能在其他青銅器銘文與歷史文獻中找到相關的印證？（作者：趙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