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實（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錢智俊（工銀國際資深經濟學家）
“天下之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面對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雙循環”料將成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框架，在發展方向上指向“國強”與“民富”，在運行形態上指向“行穩”與“致遠”。沿循這一戰略定位，構建“雙循環”的關鍵在於用好改革開放與制度優勢的兩大重器，同步打造各司其職、相輔相成的六大支柱。這六大支柱包括需求升級、供給升級、金融供給側改革、宏觀調控現代化、數字經濟發展與國際定位升級，將在“雙循環”中依次承擔發動機、啟動器、加速器、導航器、新賽道與連通器的核心功能。展望未來，隨著六大支柱的確立和鞏固，中國經濟“雙循環”有望暢通運轉，平穩發揮化危為機、化變局為新局的戰略職能。
中國經濟“雙循環”的六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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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發動機：需求升級。在全球大變局之下，內需將取代外需，成為支持中國經濟平穩可持續增長的動力源。根據我們測算[1]，在保守情景下，2019-2035年，中國經濟的內需潛力有望實現倍增。順應這一趨勢，如何激活和利用好內需潛力，將成為“雙循環”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在這一領域，未來“雙循環”料將沿著三條主線發力。其一，穩步推動“兩新一重”基建投資，在撬動投資引擎短期反彈的同時，也將通過基礎設施的優化，大規模培育消費新場景和新渠道，進而帶動消費引擎的長期回暖。其二，通過優化供求結構和制度變革，激活國內超大規模市場的消費升級，尤其是加速消費升級重心向低線城市和農村地區下沉，更加普惠地、更多層次地釋放居民消費潛力。其三，加速新型消費需求的成長，將年輕世代的個性化需求轉化為豐富的細分市場，將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轉化為在線文娛、雲服務、新零售等新型消費的擴張空間，不斷形成更具活力的消費新增長點。
第二，啟動器：供給升級。 以消費為主的內需升級並非無本之木，而是需要供給升級予以先導性的支持：一是依靠新供給創造新需求，緩解消費意願的不足；二是新供給創造新就業，補上消費能力的短板。供給升級將啟動新一輪消費升級，並立足於升級後的內需市場完成下一輪供給升級，由此開啟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基於中國的現實國情，以供給側改革為主線，未來的供給升級料將包括依次傳導的兩大環節。其一，基礎性要素的供給升級。一方面，對內堅持改革攻堅，加速五大要素（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與數據）的市場化配置，打破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推進國資國企改革，從而全面提高國內要素配置的效率和質量。另一方面，對外擴大高水平開放，通過“一帶一路”和人民幣國際化，推進國際產能合作和金融合作，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其二，商品服務的供給升級。一方面，抓住全球價值鏈重塑的契機，將國內價值鏈拓展為富有深度的“研發設計（科創頭雁）→品牌營銷（國貨潮牌）→加工製造（隱形冠軍）”的完整鏈條。另一方面，抓住服務貿易迴流的契機，推動傳統服務貿易向內生長，滿足國內服務消費的新需求；加速新興服務貿易向外生長，締結與全球體系的新聯繫。
第三，加速器：金融供給側改革。伴隨中國經濟的“減速增質”，金融週期對經濟週期的影響日漸增強；伴隨中國金融迴歸服務實體經濟的功能本位，金融機構與實體企業正在構建長期良性的共榮共生關係。基於此，未來金融供給側改革若能進一步深化，有望對“雙循環”的暢通運行發揮三個層面的加速作用。其一，利率市場化完成“最後一公里”，疊加融資渠道的多維拓寬，有望引導要素資源向優質的中小企業和新經濟企業配置，形成“穩經濟+補短板+鍛長板”的政策集成效應。其二，資本市場的穩步發展有望通過“財富效應”，在需求側助力消費升級，通過“投資效應”，在供給側推動產業升級，從而進一步打通供需雙升級的良性循環。其三，藉助中國金融的高水平開放，中國經濟在疫情時代的相對優勢將吸引國際資本的長趨勢流入，與更加多元的國際夥伴共享雙贏機遇。
第四，導航器：宏觀調控現代化。在全球大變局之下，國際風險形勢日益複雜多變。在高質量發展之中，國內多重政策目標更需精準平衡。與之相匹配，建設“雙循環”新格局，必然要求中國宏觀調控在“一大一小”兩個層面進一步走向現代化，以引導國民經濟平穩運行。從大處來看，以改革攻堅優化政策體系。其中重點包括：在貨幣政策領域，依託“利率並軌”改革，實現對增長、物價、就業、金融安全等多目標的動態兼顧；在財政政策領域，依託財稅體制改革，優化央地財權事權劃分，重塑地方政策實施的激勵機制與資金支持；在政策協同領域，優化財政、貨幣、產業政策的搭配組合，降低全球政策的外溢影響，長期保持“以我為主”的政策定力。從小處來看，以工具創新提升政策效力。通過推出更多結構性、精準性、直達性的政策工具，從事後式、粗放式、逆週期的干預模式，轉向前瞻性、精細化、跨週期的調控模式，使政策空間的應用更為高效和可持續。
第五，新賽道：數字經濟發展。在全球大變局之下，全球經濟在傳統領域陷入“存量博弈”的泥淖。開拓經濟發展的新賽道，以良性競爭促進共同發展，將是全球經濟走出困境的治本之策。在數字經濟的新賽道上，中國經濟目前已成為全球領航者之一，未來進一步加快自身及全球數字經濟的發展，將是“雙循環”的應有之義。具體而言，這一趨勢料將體現於三個層面。其一，數字經濟產業化。中國數字經濟的技術創新提速落地並發展為完整的產業鏈條，在需求側創造新的消費場景、消費習慣和消費需求，在供給側提供數字驅動的商品與服務，並創造新的就業崗位和“人口素質紅利”，打造新維度的供求循環。其二，傳統產業數字化。立足於中國完備的產業鏈條，通過物聯網、5G等新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數字化升級，並與高度數字化的居民生活相連接，中國有望引領全球從“大規模生產時代”走向“數字化生產時代”，融合大規模、創新力和精細化的三重生產優勢。其三，經濟治理數字化。一方面，以基礎設施和政府服務的數字化升級，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適宜的社會環境；另一方面，以央行數字貨幣、數字財政等數字化政策工具，打破傳統政策工具的“天花板”，進一步提高經濟治理的廣度、力度與精度。
第六，連通器：國際定位升級。在全球大變局之下，經濟全球化面臨長期且全面的退潮風險。基於這一環境，中國經濟“雙循環”雖然強調“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但是並非走向“閉關自守”，而是選擇通過向內發力，為高水平開放打開向外空間；通過夯實自身實力以提升國際定位，從而帶動全球經濟金融治理的進步。具體而言，這一國際定位升級預計將體現於三個層面。其一，價值鏈定位升級。基於“雙循環”中的供需雙升級，中國經濟從全球價值鏈中的“供給”中心升級為“供給-需求”雙中心，從全球價值鏈的中下游升級為中上游。其二，國際金融定位升級。憑藉“內循環”的相對韌性，人民幣資產將進一步凸顯高成長性、低風險性的雙重優勢，為全球長線資金提供“壓艙石”，人民幣的網絡效應與迴流機制同步完善，配合石油人民幣的發展，多渠道加速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其三，國際治理定位升級。在全球亂局之中，中國將為全球經濟金融提供稀缺的“穩定錨”，從全球經貿體系和治理格局的被動接受者，升級為全球經貿體系和治理格局重塑的主動引導者，從根本上規避脫鉤風險、改善外部環境、防範外溢衝擊。
程實（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錢智俊（工銀國際資深經濟學家）;編輯：王延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