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經緯地圖的出現——道光以降的方誌地圖
清初至乾隆以來，山水形勝圖佔了各地方誌輿圖的主流，但並不代表人們已不需要通過提高地圖精度來獲取更多的地理信息。康熙初年，一度詔令各省細繪輿圖呈供預覽，廣東所進《廣東輿圖》甚至得到稱許，但皇帝並未因此感到滿意。康熙年間，皇帝對西方傳教士帶來的各種西方技術產生興趣，地理之學便是其中一種。當時著名的傳教士南懷仁就曾繪製《坤輿全圖》請皇帝御鑑。康熙四十七年（1708），朝廷詔令一批傳教士“分赴蒙古各部、中國各省，遍覽山水城廓，用西學量法，繪畫地圖。並諭部臣，選派幹員，隨往照料。”此後用了將近十年，陸續繪製成著名的《皇輿全覽圖》，採用經緯圖法，梯形投影，比例為1：1400000。該圖製作精美，對後世影響深遠，隨後不僅收錄在《古今圖書集成》這部大型類書當中，歷代朝廷再版的輿圖也大多依據此圖修訂。
圖 16 古今圖書集成 廣州府疆域圖
清初以來，經史考據學的興起也促使當時的士大夫階層開始關注地理之學。康熙年間，胡渭的《禹貢錐指》是一本地理學鉅著，其中使用開方之法繪製《禹貢圖》四十七幅，列在卷首，是書中極為重要的部分。乾嘉以來，經史之學的風氣日漸披靡，士大夫也開始對西學傳入的天文、地理之學接觸日多。此時的地方誌修纂中，地圖的精度及實用性被重新強調，一度被遺忘的開方繪圖法不僅重新出現，經緯座標的度分圖也開始在方誌地圖中使用。
道光初年成書的《廣東通志》率先在地圖中使用了經緯座標。究其背景，既有兩廣總督阮元在廣東倡導實證之學作為前因，也和西方測繪方法的傳入有關。省志的每度重修，新志所採取的體例和圖式經往往會在之後成為省內各州縣修志效仿的範式。故自道光《廣東通志》之後，廣東不少州縣的新修方誌輿圖都拋棄了山水形勝圖，重新考究起地圖的準確度以及應承載的地理信息。其中南海、順德、高明等地的方誌地圖在當時又最具代表性。
1 經緯地圖在方誌中出現的緣起
廣東方誌地圖出現以天度定位地理的繪製方式出現在道光六年出版的《廣東通志》（下稱阮通志）之中。這本省志以其架構完善，史料價值高等優點，被學術界稱為現存六種省志之最佳本。主修者阮元（1764～1849）為乾嘉學術的代表人物，“身歷乾、嘉文物鼎盛之時，主持風會數十年，海內學者奉為山斗焉”，其督粵時見謝啟昆《廣西通志》“載錄詳明，體例雅飭”而欲重修廣東省志與之媲美。《廣西通志》的《敘例》以“志乘本於圖經”，主張恢復裴秀繪圖六體，故輿圖使用網格開方計裡。受其影響，阮元修通志也以“古人不曰志而曰圖經，故圖最重”為由，欲尋求精於測繪之人專責其事，卻發現廣東通曉測繪之人寥寥無幾。據省志職名，繪圖者是李明徹，他是阮元主修省志時特地請入志局的一名道士。李明徹精於測繪的知識背景可見其傳記的記述：
明徹為餬口計，學寫洋畫，工洋線六法。設肆以善值售。適大吏以洋畫充貢，之法。得其口授而無章句。著《圜天圖說》三卷，《續編》二卷。
可知李明徹早年工於洋畫技巧，並藉以謀生。此後，他的繪圖知識源自兩個渠道，一是在欽天監學習的經驗，二是寓居澳門與歐洲人的切磋研習。從這些隻言片語中，可以看見李明徹對製圖的興趣，十分得益於廣州一口通商政策下的社會環境。李明徹在其著作《圜天圖說》卷下收錄了十五幅地圖，包括兩幅《地球正背兩面全圖》、一幅《大清一統全圖》，及十二幅各省政區圖。各省地圖區域疆界精確，有經緯座標，多為後人驚歎，作為省志總纂之一的謝蘭生曾在日記中如此寫到：“李道士青來送《圜天圖說》來此，畫果佳，板片亦精實，不意道人有此俗。”這些地圖不一定是李明徹本人的製作，但也從中可見其本人對當時地理知識的瞭解。因為我們有理由懷疑，李明徹僅憑一己之力根本無法進行實測，有人認為“李明徹採用梯形投影繪製中國分省圖”實際很可能是臨摹西方地圖的結果。
道士李明徹以其繪圖技術的精湛躋身省志分纂者之列並非偶然。嘉道年間，粵督阮元在廣東倡導乾嘉學術，提拔了一批有志於經史之學的士子，為乾嘉學術在廣東傳播打下了堅定的人才基礎。他們日後出現在方誌中的傳記，都會強調曾被阮元賞識的經歷。李明徹也是其中一的位，傳記中稱：
糧道盧元偉會粵督阮元修通志以古人不曰志而曰圖經故，圖為重思，得精測繪者為之而難其人。元偉以明徹對，急招之，明徹獻所著書。元閱之，謂為隋張賓、唐傅仁均後崛起一人，令主繪事，並序其《圜天圖說》，破例載通志《藝文略》中。
李明徹的經歷既說明學習西方的地圖知識在嘉慶年間已具有各種曲折的途徑。欽天監的經歷能讓他閱讀到一些繪製精美的內府地圖，而廣東華洋雜處，又為了解西方測繪技術提供了不少地利之便。其後，再是通過一位乾嘉學者的賞識，才讓這位道人的地圖技術展現在省志之中，從而成為方誌地圖的矩範。由於阮通志在體例上很大程度模仿《廣西通志》，所以阮元的初衷很可能是希望通志採用計裡畫進行繪圖。經緯的應用和地圖精度的提高實出於阮元意料之外，故阮元在序言中頗為得意地說道：
古人不曰志而曰圖經，故圖最重。宋王中行等《廣州圖經》不可見亦，今則一縣一州為 一圖，沿海汛又為長圖，按冊讀之，粲然畢著矣。
其中“古人不曰志而曰圖經，故圖最重”這句話成為日後廣東各地府州縣誌輿圖序言中的套語，可見阮通志為後代廣東各地修纂府州縣誌所起的矩範作用。此外，阮元督粵時《皇清經解》的編纂和學海堂創辦同樣是阮元督粵時期在廣東倡導乾嘉學術所做的文化工程，為乾嘉的實證學風在廣東紮根與傳承留下了豐厚的遺產，這其中自然也包括影響了學海堂後輩學人對繪製高精度地圖的興趣。
2 道鹹同年間代表性方誌地圖介紹
（1）道光《廣東通志》
阮通志的《疆域圖》在卷八十三至八十八《輿地略》。首幅地圖《廣東輿地總圖》使用經緯網格，經線從北緯二十三度開始成弧線，說明繪圖者受過方位投影原理的影響。該圖眉注云：“每一格為一度，每度六十分，每一格二百五十里。”又《廣州府圖》圖注：“府圖每度經緯分為兩格，每格度數得三十分，每格度裡得一百二十五里。經緯相同。”《總圖》案語云：
今以京師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子午線為中度，直至潮州止是為南北經度，自二十五度至十八度止蝕為東西緯度，每方一度六十分，為裡二百五十，此乃直度之裡數，非驛站所由之迂數也。天體渾圓地球亦渾圓，自二十三度至二十五度之線為弧線，使觀者知地球渾圓，所以有偏西之度耳。由總圖析之為府，為州，圖每方六十二里有半，又析之為縣，圖每方二里有半，為方不同。而積分求度，按度計裡，其致一也，至於名山之交錯，大川之經流，則於府州縣圖內詳略互見焉。
圖17 道光廣東通志 廣州府圖
可見《輿地略》地圖繪製者已認識到天體渾圓以及基本的投影原理，所以主張用經緯座標來表示地圖“直度之裡數”。然而《輿地略》以省圖還比較符合現實比例，府州縣地圖雖然也有經緯座標，但與後期相對精準的《廣東圖說》等圖相比較，可以發現《輿地略》府州縣圖的座標與疆界和實際情況多有不符。由此可以猜測到《輿地略》地圖的繪製並未經過實測，而地圖中疆域的形狀和經緯數據很可能是臨摹內府圖和西方繪製中國地圖的結果。
無論如何，省志《疆域圖》精度較康熙金志、雍正郝志的疆域圖已有云泥之別。金志和郝志的疆域圖粗糙簡略，只有府圖而無縣圖。郝志比金志的地圖進步只是更生動地畫出立體的城郭。而阮通志地圖則完完全全改變了繪圖的方式，採用了全新的地理概念，運用經緯座標進行地理定位，使用了方位投影技術，完全捨棄了金、郝二志的山水形勝繪圖方式。但其缺點是缺乏實測基礎，輿圖的地形輪廓較為粗略，與實際比例仍有較大差別。不過阮通志地圖無疑為廣東地方誌設立了一個全新標準，對後來方誌地圖產生很深影響。
阮通志注重圖經的做法，提高了輿圖在方誌中的位置。在此之前，地圖不過是方誌中的點綴，而至阮通志開始，輿圖不再是志書中可有可無的部分，而是可以承載更多的地理信息。繪圖方式的改選更張，，必然涉及如何解釋這一套新知識來源和回應傳統計裡畫方的問題。《總圖》後的案語如是說：
謹案《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夏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鄭注天下之圖如今司空輿地圖也……而古人作圖之法詳於《晉書·裴秀傳》，其例有六，一曰分率；二曰準望；三曰道理；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後之作地圖者，不從古法，第知開方而已。明時西人入中國，以天之度計地之裡，於是有北極高度，東西偏度之圖，矜為創穫，詎知裴秀禹貢地域圖已詳言之，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數，此即經緯度也。馬融《周禮注》東西曰廣，南北曰輪。南北經度也，東西緯度也。可知裴秀之圖亦用經緯度矣。
這段文字把經緯追溯為裴秀繪圖之法。案語先回顧了古代地圖的繪製傳統，把繪圖之法追溯至晉代裴秀的繪圖六法，以一句“後之作地圖者，不從古法，第知開方而已”將中國傳統繪圖方式“計裡畫方”一語否定，然後重新定義裴秀繪圖六法，為經緯座標披上正統外衣，認為六法之一的“分率”即是經緯，而西方經緯知識的傳入顯然變得微不足道。並藉此強調省志地圖的繪製方式是恢復古法而並非運用西學。
阮通志輿圖雖然否定計裡畫方，且懂得“天體渾圓，地球亦渾圓，自二十三度至二十五度之線為弧線，使觀者知地球渾圓。”但案語又云：“由總圖析之為府為州圖，每方六十二里，有半又析之為縣圖，每方二里有半，為方不同而積分求度，按度計裡，其致一也。”這說明繪圖者也在使用傳統的計裡畫方術語。更嚴重的問題在於廣東總圖的比例以“每一格為一度，每度六十分，每一格二百五十里”使高緯度和低緯度間經度間距的差別被完全忽略。換句話說，通志地圖的經緯線和計裡畫方並無太大差別。
（2）咸豐《順德縣誌》
繼阮通志後最先使用經緯繪圖的廣東府州縣誌為咸豐《順德縣誌》，繪圖者梁熾。輿圖最大特點是運用實測經緯度數但缺乏其它地圖信息。卷一《圖經》先展示《度分圖》確定京師子午中線穿過廣東的方位和方格的度量，以“每小格得天度一分”，“天一度在地二百五十里”。經緯地圖在志書內僅有一幅——《都堡分度總圖》，然而僅有緯度而無經度數據。《都堡分度總圖》的圖說稱：
今以弧角乘除法測定各堡中佔天度之分數，使以分系堡，以裡系度，皆可即其去城遠近伸縮而得其本堡之裡數，而凡村集外之為田為塘，田塘外之為江為溪鹹統於是，即濱海巨浸亦可於兩堡聯接間求之，以採訪冊未開裡數弓步，不可援今測相為印證，故第於總圖之積堡為縣者，按其本堡適中之地為之，各系以度分以為根據，而張分圖按裡畫格之本而已，詳見諸堡度分總圖說。
其中“以採訪冊未開裡數弓步，不可援今測相為印證”說明繪圖者通過實測獲得經緯度，而並未實地進行距離測量固無法印證經緯度的準確性。由於梁熾僅使用經緯給境內都堡定位，固地圖在展示于山川形狀、橋樑津渡、河流曲折等信息方面十分缺乏，為此大量沿用舊志輿圖作為補充，先把舊志的《山水形勝圖》放在《圖經》“列諸本志首”，一方面是向前輩致敬，另一面用以豐富圖經內容。《山水形勝圖》呈現的是直觀的山川形勢，仿如登樓遠眺。此外，圖經又收錄一幅官方使用擁有豐富營汛信息的《縣營界屬圖》。相比之下《度分圖》完全忽略掉山川形勢，且圖如其名，目的僅是給縣內諸堡定位，使得“片壤分明，且按裡數之多寡，權行政之遲速。”對比咸豐《順德縣誌》和舊志的輿圖，可以發現梁熾新繪的《都堡分度總圖》以及四十幅分堡圖的地形皆據舊志改訂而成，並有許多沿襲舊志輿圖的痕跡。
圖 18 咸豐順德縣誌 都堡度分總圖
咸豐《順德縣誌》在面對度分和開方，自然無法避免要對萬曆朝葉春及使用開方之法繪製的《圖經》做出回應。梁熾批評到：“葉志圖有界畫，自謂令胥人總其都裡田畝與隆萬之籍而嬴縮較度之，據此知其未明測驗與按堡求度之法，不過假手胥吏意為伸縮，如志明雲縣地東西百又二里；南北百十里矣，而圖乃析為二十二方格。注云每方十里是誤以縣地廣長二百二十里多，竟逾倍。而姚志又沿襲其謬，陳志更昧界畫所由來，已劃去其原格而復注每格若干裡，是並不知畫格為何事矣……”梁熾認為應該把“天度”當作測量地理的標準，就能準確為地方定位和兩地距離，避免葉志所犯的錯誤。
縱觀該志諸圖，繪圖者梁熾雖然提到“康熙中詔擇知道里、明測驗、善繪畫者分行天下縣為之圖，繪皇輿地總圖，藏之內府。”但除了提到“鄭樵《通志》首重圖經”之外，並沒進一步追溯計裡畫方的歷史。說明梁熾測繪技術也是來自新的知識系統。當他看待萬曆《順德縣誌》葉春及所繪地圖時，認為葉志雖有“界畫”但“未明測驗與按堡求度之法”完全是把傳統的計裡畫方按照新的地理定位原理來進行評價。
（3）同治《廣東圖說》
經過道鹹年間的動亂，廣東社會在同治年間逐漸恢復發展。同治二年（1863），粵督毛鴻賓奉旨修纂《廣東圖說》。繪圖編說之事由陳澧、鄒伯奇、趙齊嬰、高學燿帶領一群生員文童具體負責，他們幾乎都是與學海堂關係緊密的一批新進學者。從《圖說》的凡例來看，輿圖局一方面印發章程分付地方實測，另一方面根據阮通志初刻版及“文武官新繪之圖參訂之”。《圖說》較阮通志輿圖精度有所提高，但仍未能使當事人滿意，據說有“其時程日甚迫，徒屬又希，以繪圖法布之各府州縣，而各府州縣未盡明曉”幾種原因，毛鴻賓因“地圖久不成”而將高學燿“停委記過”、趙齊嬰中途夭折，而地圖成於眾手，非由陳澧一人為之，且由他一再催促下完成。鄒伯奇在一封致馮焌光的書信中也透露了圖說繪製的經過：
上年正月郭撫臺延請開局繪廣東地圖，今尚未脫稿，初餘欣然欲教人行測，頗購諸器，又搜求番字沿海之圖，自南洋至黑龍江口數十幅，又得番字行海洋歷，所載日月星辰行度最為細密，可據以測定隨地經緯矣，乃絕無過而問者，餘亦手足疲倦，不任遠行，但坐玩過日而已，所為圖但守候州縣造送而方向道里了無解者，輾轉鬥湊，實難密合，同事趙子韶初秋夭折，煩懣之極，所得脩脯無多而強作違心之事方甚悔輕許人也。
可知《圖說》的經緯度數參考了西洋地圖的數據，而實地測量是分付地方州縣完成，且“文武官所繪圖及舊志書之圖皆齟齬不合”，實測結果更讓鄒伯奇大失所望。《圖說》雖然未能盡善，卻是當時廣東官方繪製最佳的全省地圖，較阮通志地圖有了較大進步，並對後世方誌地圖產生不少影響，光緒二年重刊道光《肇慶府志》、光緒《廣州府志》、光緒《興寧縣圖說》之輿圖皆是據《廣東圖說》府州縣圖改訂重繪。
圖20 廣東圖說 南海縣圖
到了同治年間，士紳階層通曉繪圖者開始承認“地圖有經緯，古未聞也”，意識到經緯座標系屬於新的知識系統，與中國測繪傳統無關。當時廣東講究實證的學術圈子利用各種渠道獲得精確度高的地圖，如陳澧為作學術研究而購得“一為康熙內府圖，一為乾隆內府圖，皆刻本；一為道光時修《會典》地圖寫本”以及李兆洛的《皇朝一統輿地全圖》，而且他還提到一些旅居京師的廣東人意外購買到內府地圖的掌故。又鄒伯奇為《廣東圖說》繪圖時大量購買西洋地圖“搜求番字沿海之圖，自南洋至黑龍江口數十幅。”但文人學者們對計裡畫方和經緯座標系進行區分則有一段過程，這在陳澧身上最有體現，在與鄒伯奇交流後陳澧開始辨別清楚計裡畫方與經緯座標系的差別：
地圖有經緯，古未聞也，自康熙朝內府地圖始也。緯線橫，經線中直而旁斜，陽湖董方立摹本未失也。李申耆刻之，遍加直線，則已失之矣。江陰六承如為《輿地略》，存直線而去斜線，則更失之矣。斜線非斜也，欲使近赤道者廣，近北極者狹也，地圓之理也。吾友南海鄒特夫乃一變之：為總圖，經緯皆作弧線；為分圖，每幅皆下廣上狹，合地圓之形。自有地圖以來，無如國朝內府圖立法之善者；自有內府圖以來，無如此圖深得其立法之意者也。立一法而其後寖失，豈獨地圖為然，但恨無如特夫者變而通之，以得其本意耳。餘為《禹貢圖》，用直線不用斜線，其失與六氏同。觀此圖，自知聰明不逮特夫遠甚。
道光年間李兆洛在臨摹內府圖出版的《皇朝一統輿地全圖》將經緯和計裡畫方混合使用，是為了給計裡畫方與天度畫方尋求一種折衷，陳澧對此表示反對。而鄒伯奇所繪地圖“經緯皆作弧線”，類似現代地圖投影中的“方位投影”。
（4）同治《壬申續修南海縣誌》
最能代表同治年間廣東地圖測繪最高技術的方誌地圖當屬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修纂的《續修南海縣誌》。壬申南海志由鄒伯奇任分纂負責繪事，他“手定義例”，指導弟子鄒璡、羅照滄、孔繼藩完成測繪工作。鄒伯奇是南海泌衝堡人，字特夫，自幼愛好算學，能以算學通經，又精於西學，曾自制照相機，而在當時影響最大的是其對在測繪技術上的貢獻。壬申南海志卷一、二為《圖說》。卷末著有“鄒伯奇總纂、鄒璡分纂、羅照滄分纂、梁清總校。”字樣。
圖 20 同治南海縣誌 縣治附省全圖
南海圖被後人稱為“密合無間”的最重要原因是地圖經過四年的實地測量。由於分纂鄒伯奇繪製南海縣圖之前已形成自己一套地圖測繪的知識體系且成書四卷，名為《測量備要》，故南海圖的製作有一套完整的測繪理論與方法指導。
南海圖《凡例》首先申明繪圖者的地理觀，認為地球為圓體，解釋經緯網格分佈的原理，批評前人各種對經緯的錯誤認識導致的錯誤應用。為提高經緯定位精準度，南海圖不取京師中線為子午線，而以省城中線作為基準：
實測境內經緯南自九江堡海目山地二十二度四十七分三十秒，北至駱村堡蓮塘村二十三度一十九分三十秒，止南北相距三十一分四十秒，每分畫一線。其經度線即以省城中為中線，起西至鎮湧堡西岸分水逕地計偏西二十五分，亦每分畫一線，各注分數於旁。
南海圖分成四個部分：
①《省城圖》：《縣治附省全圖》一，《縣署圖》一，歷代《縣署圖》三，《新學宮圖》一，歷代學宮圖二，《南海學宮地段圖》，《京都南海會館地段圖》。
②《南海學宮嘗田圖》四。
③《縣境全圖》：縣境全圖一、捕屬圖一、廳圖一、主簿圖一、司圖六、堡圖及堡圖之下各分圖八十五。
④《總圖》：總圖一，分圖四十九。
南海圖皆為平面圖，除若干地圖使用山形符號外，沒有特別使用地圖符號，皆以文字表示，地圖信息量十分豐富，包括山、村、炮臺、汛、祠堂、橋樑、廟宇、津渡、書院社學、公所、基圍、沙田等等，可與卷四、卷五的《建制略》內容互相對應。
圖 21 同治南海縣誌 佛山堡圖
南海圖不僅向讀者展示了百餘幅精美的地圖，還在圖跋中詳細記述了測繪方法和過程，更在卷尾展示出“指南分率尺”的式樣。南海圖實測即使用“指南分率尺”，運用“陸行道路法”，以指南定方位，以步數換算裡數：
陸行道路法，以人眼望直路，視針指某字，口計步數，行至將轉曲即止，執筆登記向某字幾十幾步，經某橋樑門樓左右，有某營鋪、祠堂、廟宇等轉曲亦如之。計數頗多，用指南分率尺畫之，先將紙正南北粘桌上先定起行一點，移針向某字計行幾步，逐節具照所記，對尺旁分釐，命每分為若干步，畫於分率紙上而所圖必肖行路之行矣。
“陸行道路法”使南海圖突破了傳統以山形符號代表山地的籠統做法，所謂“畫山則繞山腳，而行亦肖山，所枕之曲折其高，用儀器測之。”因此能把縣境內山地的平面形狀勾勒清晰，雖然這種做法並不能顯示山勢起伏的情況。
南海圖的實測與繪製歷經四年寒暑，鄒伯奇未見其成便已作古。但南海圖畢竟是鄒伯奇第一次把自己的測繪技術完整地運用在方誌當中，也是一次具有傳承意義的測繪活動。對鄒伯奇而言，為官方繪製地圖雖非首次，但同治《廣東圖說》由於各種原因，使他“恆抱歉焉”，所以對南海縣誌寄予很大期望，非常想籍此機會使自己的繪圖之法能流傳後世併為天下效法，其兄鄒璡對此體會最深：
璡奉此法與羅君冒犯寒暑，跋涉山川，始於丁卯（六年，1867），蕆於辛未（十年，1871），其間人事牽率，稍濡時日，先生手書敦迫告誡，亟望其成而深懼其不成。嘗曰：吾為此圖以為天下法也。今圖成而先生已歸道山，大懼此法不傳，因記於圖末。然經歷之間，細微易乎摹寫之際，名目易訛。此圖雖與羅君竭精為之，終不敢自謂無分毫之舛，尚望有識者匡其不逮云爾。同治辛未（十年，1871）季冬鄒璡述。
此次地圖測繪由其兄鄒璡、弟子羅照滄、孔繼藩負責實地測量，使鄒伯奇的繪圖技術和作品不僅載於志書，且能在後輩身上得到傳承。羅照滄在完成南海縣圖後，又積極參與了同光年間廣東各地如同治《番禺縣誌》、《肇慶府屬基圍圖》、光緒《廣東輿地圖說》的測繪工作，又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擔任陸軍測繪學堂總理。《南海縣誌》之後由於新的繪圖技術逐漸流行以及新式書院和機構開始培養專門的測繪人才，所以我們再看不到如此動情的圖序或者圖跋。
壬申南海圖對經緯原理、繪製方式言之最詳細，並且經過實地測量，所制地圖最為精準。《圖說》先申明經緯與計裡畫方的區別：
地圖畫方計裡以知地域廣輪之數，其縱線相值為正子午，橫線相值為正卯酉，此畫圖自古之成規也。然地為球體，欲布正方格如以方目之綱罩於球上，方圓之勢不相應，故致遠則窒礙而不通。蓋佈線於球，其橫線當依緯圈，直線當依經圈，相距無盈縮。經圈皆湊兩極漸近，赤道則漸寬。經圈雖不平行，而與緯圈常交正角，同經線則為正子午，同緯線則為正卯酉，此乃不易之理，而前人所未知。
除此之外，地圖並沒有拋棄計裡畫方的網格，而保留下來使之成為讀圖工具：“並於闌外畫小格，每格為一里以取計裡之便。”南海志能指出計裡畫方與經緯的區別，而不是簡單把經緯等同於古法，或者認為計裡畫方是不懂度分之故。鄒伯奇自身對地圖投影原理也較前人有了進一步認識：“地形渾圓上應天度，經緯皆為圓線。作圖者繪混於平，須用法調劑，方不大失形似”他提出的投影方法有三種，一為“在圓外視圓法”、一為“在圓心視圓法”（球心投影，日晷投影）、一為“在圓周視圓法”但南海圖的繪製過程中似乎沒有考慮到地球曲率與水平距離間的函數轉換關係或者提示兩者間的誤差，計裡小格的存在意味著地球曲率被南海圖忽略不計。
3 計裡畫方地圖的恢復及應用
計裡畫方地圖在方誌中並沒有完全消失，這種傳統被阮通志的經緯地圖重新喚醒。道光年間的府州縣誌的輿圖繪製在阮通志的影響下重新出現計裡畫方。雖然地圖質量也是參差不齊，但總體感覺是修纂者逐漸意識到地圖的重要性並想在地圖中提供更多的實用信息，康乾時代流行的八景圖被認為是文人點綴無關實用而逐漸消失。
道光後使用計裡畫方的地圖良莠不等，有些地圖僅僅沿襲舊圖憑空加上網格，甚至給地圖加上網格卻毫無註明網格每方兌換實際裡數。然而一些精度較高的計裡畫方地圖則表明了一點，即實測的重要性。如道光八年《香山縣誌》力求“繪圖必親歷開方，山川必審晰，支脈都鄉必細書，裡書海防尤海疆所重，必特立專門”、道光二十年《新會縣誌》由廩生“譚錫朋分纂並親歷繪圖”、道光六年《高要縣誌》的採訪何宏京為繪製地圖“周曆境內山川，視脈絡、形勢、向背、離合、道里之數”而《高要縣誌》的輿圖也是道光年間計裡畫方輿圖的代表。這種注重實測的傳統發展到同治年間達到極致，壬申南海圖極力反對傳統地圖繪製僅憑文本考據而輕視實測的缺點：
土地之名，雅俗異稱，古今殊號，考之載籍，每識一而昧二，或名存而實亡，在志書兼收備採，雖雲聊俟參稽，而繪圖當據實直書當可信，今傳後世之為圖多未親履其地，徒依方誌之躗言雜搜，詞人之皮傳，懸想臆測，心摹手追，指蹤為定，可任易枰上之棋，汗簡方完已如親歷滄桑之變，遂使覽者開卷疑若瞭然。安圖實無所索，今為南海圖痛懲此弊，只據見在，不尚風聞。凡著於篇，皆視而可識，足有未到，寧缺而不誣。故有古蹟地名，雖見於舊志而不得其處者，必不妄注以蹈沿訛襲舛之轍。
文中指出傳統地圖繪製者大多“親履其地”，多數依據傳言記載和臆想繪圖，圖中的信息大多不能在實地情況找到對應，其所論主旨即是要強調通過實地測量作為繪製地圖的基礎。
在將實測的數據轉換成圖，當時的做法仍舊是利用傳統方式——計裡畫方。繪圖中的網格大多註明開方換算裡數，既是作為讀圖工具存在，類似於比例尺的功能。而同時，網格也是繪圖者藉以繪圖的定位工具。光緒《高明縣誌》的《縣境全圖》出現了計裡畫方的網格，圖注寫到：“縣境全圖每格方停五里，東至廣州府南海鎮埇堡界五十里”，其中在《廣東歷代方誌集成》收錄版本添加了一段眉批如是說：
繪圖宜在縣城用羅經二十四字位分定其處，系其字位，照地勢之長短、方圓、偏斜、遠 近依格填置，方不失其真形。若任意填充，字位不真，則地勢之長短、方圓、偏斜、遠近、廣狹、曲折必不能□真。圖必要照字位用犬牙交錯之法繪之方□圖。
眉批所說的方法是以縣城為原點使用羅盤二十四字分二十四個方向，然後根據各方向延伸開去的地勢情況“依格填置，方不失其真形”。在這種情況下，地圖繪成後縣城將會處於地圖的中心位置，乾隆《普寧縣誌》、乾隆《興寧縣誌》、道光《新寧縣誌》的輿圖就是以縣城作為中心點向外四方開方計裡而繪製出來的。
圖 22 鄒伯奇小影
鄒伯奇個人形成的一套測繪方法中，計裡畫方即是其繪製地圖的重要方法之一。鄒指導門人所繪的《潯岡洲圖》就是一幅典型的計裡畫方地圖。陳澧《潯岡洲圖碑記》雲：
南海鄒特夫徵君創為繪地圖之法，所居泌衝鄉在潯岡之南，乃命門人羅照滄、族弟景隆等用其法繪此洲之圖，每方格為一里，長短皆合，二十四向不差，山水形勢無不畢肖，地圖至此，精密極矣。徵君沒後，族人刻此圖於衝之風勸祠。同治癸丑十一月陳澧題記。
文中透露出潯岡洲圖是運用計裡畫方之法進行地圖繪製，使用羅經二十四字定方位，按一格摺合現實一里的比例繪製，此外無任何關於經緯的信息。
圖 23 廣東全省輿圖局飭發繪圖章程
關於鄒伯奇繪圖理論的文字本應參考其著作《測量備要》，史稱“《測量備要》四卷，分備物致用、按度考數二題”備物致用即測量必備的器材，其目有四：一丈量器，二測望儀，三檢核書，四畫圖具。度考數即測量方法，其目有四，一明數、二步量、三測算、四布圖。今國家圖書館所藏《廣東全省輿圖局飭發繪圖章程》為同治年間修《廣東圖說》時將“繪圖法布之各府州縣”的章程，內容為鄒伯奇所書。《章程》語言通俗，方法簡易，稱“人人所能”，內容分審方向、量遠近、計彎曲、量水道、列島嶼、定準望、分司都、定方里、準分率、酌伸縮、畫記識、染顏色十二個部分，從中可以深入瞭解鄒伯奇對計裡畫方的應用：
審方向。……今只用通行之羅經取壬子癸丑艮寅甲卯乙辰巽巳丙午丁未坤申庚酉辛戌乾亥二十四向，欲知某路某水此段是某方向轉折是某方向，某山某村在某方向即用堪輿家開線之法看其向某或向某兼某，此則人人所能矣。
量遠近。……欲知遠近，固莫切實於量……今設以步代量之法，較之用弓尺丈量更為簡易。記彎曲。則持一羅盤攜一簿一筆即可以步地畫圖。其法先擇大路在本屬界外至近之村起用羅盤定準前途直去，至將轉彎之處止，為某方向記於簿上，於是前行至將轉彎之處止，得若干步，記於前所記方向之下……定方里。發來格式十紙每格為十里，縱橫共計一百里一司地諒亦不過百里，如不止百里者，續紙可也。
《章程》內距離測量的方法與壬申南海志無異，“審方向”即以羅盤辨別方位；“量遠近”即“步地畫圖”；“記彎曲”是步測時利用羅盤時刻記錄方位；“定方里”即使用網格圖紙作為繪圖的輔助工具，網格即是地圖的比例尺，使繪畫地圖能保持與實測數據的比例。《章程》的內容雖然沒有使用裴秀六體的繪圖術語，但實際上是從胡渭的繪圖法中引申而來。與鄒伯奇同代的金錫齡，也是學海堂學術圈子內的一員，其文《裴秀禹貢地域序六法述義》專門闡發裴秀繪圖六體，多少能代表當時人們共同對計裡畫方的理解：
一曰分率以辨廣輪之度，此作圖之體段也，其法畫紙為正方格，每方或千里或數百里或數十里，數里不等，約地之廣狹審度而勻之至於十里一釐一里一毫均准此矣。有終率、有橫率、有大分率、有小分率，條理秩然，暸如指掌。作圖而無分率是畫工之意筆，非輿圖之實用矣。二曰準望以正彼此之體，此驗圖紙遙對也。準望之法堪輿家則有二十四向，測望家則有六十方三百六十度，地誌之書惟有四正四隅十二方，胡東樵禹貢錐指增為十六曰正東、曰正東微南、曰正南微東，餘方准此，然不如二十四向之更密……
從中可見，金錫齡認為裴秀六體中的“分率”即是開方計裡，使用網格畫紙作為繪製地圖的工具，利用羅盤二十四向定方位，和鄒伯奇的繪圖法大同小異。或許可以說這是當時人對計裡畫方的一般理解。以上言論還透露出一個重要信息，即藉助堪輿知識是當時地圖繪製的重要技術補充。
製作計裡畫方的地圖，設定地圖比例，利用指南針辨別方位，進行道里測量是必不可少的步驟。可以說，同治《廣東圖說》、壬申《南海縣誌》的地圖測繪皆沿襲了傳統的繪圖方法，可以看作是明代計裡畫方地圖在清代的延續。傳統的繪圖方法直到光緒年間還有其影響力，光緒二十三年（1897）為朝廷修纂《大清會典輿圖》而編制的《廣東輿地全圖》，其《凡例》雲“每圖皆尊會典館頒行格式計裡開方。省圖每方百里，府、直隸每方五十里，直隸廳（原式每方五十里，其小者不及一方，今附入府圖為每方十里圖）散州縣圖每方十里，全省方格圖外，別繪一經緯線圖”，“一圖幅省分十九格，府直隸州分十格，直隸廳、散州縣分十六格者附上葉圖表之後”除了《廣東全省經緯度總圖》外，其他皆使用計裡畫方給地圖加上網格。
四、近代以來的佛山地圖
近代以來，隨著西方科學技術被系統地傳入以及社會轉型，地圖也轉變成由專門技術行業的人士經過測量繪圖提供，文人士大夫則逐漸退出歷史舞臺，鄒伯奇繪製的《南海圖》既代表著是士大夫階層繪圖的最高成就，也象徵著一個時代的終結。晚清民國以來，南海、順德、佛山的方誌再度重修時，選用地圖的數據來源，已大多來自廣東陸軍測繪局的測量成果了。
庚子賠款後，清政府開始了“新政”的一系列政治舉措。光緒三十二年（1906），朝廷傳諭各省開辦陸軍測繪學堂，至此各省皆有了專門培養繪圖人才的專門機構。關於廣東陸軍測繪學堂的創辦始末，有一篇當時第一期學生韓鋒的回憶文字，收錄在《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之中。文章提到，奉旨成立學堂之初，事皆草創，無論對於學堂定位和教學內容都十分初步。
其中提到學堂邀請了南海人羅照滄擔任總理。羅照滄在上文已經提及，他曾追隨同邑鄒伯奇學習天文算學，參與同治南海志的測繪工作，是陳澧的入門弟子。繪製南海圖時，羅照滄是監生頭銜入志局。光緒元年，他選為學海堂專課肄業生，《學海堂四集》錄其考證文章《三十輻共一轂說》。光緒三十三年，湖廣總督張之洞清獎奏疏中，提到羅照滄“精於測繪之學，課士甚勤，鄂生多能測量畫圖，實該員一人之功，擬請以通判不論雙單月儘先選用。”然而在韓鋒的回憶文字中，羅照滄卻評價平平，寫到“羅照滄僅僅搞過沙田清丈，對於軍用地圖應用某種測量，是一無所知的。甚至某種測量，應使用某種儀器，亦一無所知。”可見在羅照滄雖然功名不著，但也在受過西方系統測繪教育的新式知識分子眼中，羅氏只不過是一位略懂測繪的舊式文人。從中可見晚清以來社會結構轉型中，處於不同知識背景中的人們的意識形態差異。
韓鋒文章介紹到，廣東陸軍測繪學堂第一期招收的學生大多為廢除科舉後進身無門的秀才，教師多是僅有沙田清丈經驗或只懂得傳統繪圖方式的人充任，講授算術、代數、幾何、英文，使用羅針儀、器畫、繪圖等等方法。不久再由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回國的姚鴻法改組學堂，聘請了日本學者來教三角測量和地形測圖。辛亥之前，學堂教學職位大多由日本人充任。到了第三期，課程逐漸完善，改為分科講授，學制二年。第一年為普通科，第二年專門科。普通科課程包括算術、初等代數、平面幾何、立體幾何、平面三角法、應用物理學等。專門科則分三角、地形、製圖三科，製圖科又分繪圖、印刷兩班。各有學專門。廣東測繪教育起於清末，自測繪學校成立到抗日戰爭開始後結束，共辦正科、專科18期，畢業生1081人，均是當時測繪骨幹力量，個別人還成為全國測繪領導首長達8年之久。其中一部分人在建國後曾發揮了承前啟後的作用；此外，還培訓土地測量人員2000多人。
學堂學生畢業後，一般會派往兩廣督練公所新設的測繪處服務。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兩廣督練公所參謀處將廣州粵海關前珠江驗潮水尺的中等潮位作為高程零點，引測至粵測校內埋設的水準標石，作為高程起算原點，至此，廣東高程有了統一的基準。宣統元年（1909）廣東參照清陸軍部頒佈的《奏定測繪章程》，在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首次開展三角測量，水準測量和測繪1/2.5萬比例尺地形圖，並開始使用等高線表示地貌，使用符號表示地物。但鐵路、航道等工程測量則操於外國人之手。辛亥革命後，測繪處改組為測繪科，下設三角、地形、製圖三股。羅照滄任製圖股長代理測繪科科長。此後復改組為廣東陸軍測繪局。1913年，龍濟光入粵後，測繪局改稱廣東陸軍測量局。測量局繼續施測沿海1/2.5萬比例尺地形圖。至民國十九年（1930）共計完成1/2.5萬比例尺地形圖397幅，在此期間，省地政、水利、交通等部門開始進行各項工程測量。由於政局動盪，軍閥混戰，測繪工作處於時起時落狀態。直到孫中山領導的廣州國民政府時期，批准“廣東全省五萬分之一圖十年迅速測量計劃”後，計劃依期實施，共計完成全省1/5萬比例尺地形圖703幅，陸地面積近23萬平方公里，勘測調查1/10萬比例尺地形圖244幅，並依據1/5萬實測圖編繪1/20萬比例尺地形圖64幅。其中1/5萬地形圖用至50年代。民國22～26年省財政、民政和地政部門的測量隊在珠江二角洲、汕頭、合浦地區開展大面積地籍測量、施測房屋137.8萬多間、農田面積756萬多畝(5000多平方公里)。廣州市地政部門在市區與郊區施測1/1000比例尺地籍圖2000多幅，面積414平方公里。省水利部門在珠江三角洲各主要水道、西江、北江、東江和韓江進行水利測量和河道地形測量。交通部門完成鐵路、公路測量，路線長近1.5萬公里。
圖 24 佛山鎮街圖 附省佛附近地圖
從晚清的兩廣督練公所下轄的測繪處發展到廣東陸軍測量局，製作了大量經過實地測量的實用地圖，為軍事領域、城市建設發展提供極大的幫助。許多舊日佛山的地理信息就是靠當時測繪機構製作的地圖保留下來。本館所藏有一套四幅的《佛山鎮街圖/附省佛附近地圖》，原件四軸，現藏於佛山市檔案館。地圖落款為“廣東陸軍測量處測繪製圖股摹印”，圖中尚有“督練公所”地名，而已有“廣九火車總站”，說明該圖大約繪製於1911年左右，圖中符號包括房屋、街道、圍牆、中等路、小路、鐵路、高地、基圍、湧滘、池塘、橫水渡、橋樑、墳墓、植皮等等信息，保留了佛山、南海及附近地區在辛亥革命前後的城市和鄉村地理信息。
同時，測量局製作的地圖也迅速取代了傳統方誌地圖的位置，在方誌中被大量引用。
圖 25 宣統南海縣誌 南海屬三省鐵路支線圖
宣統二年（1910）重修的《南海縣誌》，離上次修志時隔近四十年。此次南海志重修的縣境鄉堡圖基本沿襲同治壬申的輿圖，《圖序》案語稱“本邑所屬各圖，前為鄒徵君伯奇所繪，界限明晰，讎校精美，此次重修未便再行更易，只將舊本摹印間有村落地名訛誤遺漏者按照採訪冊訂正之、添補之……”[1]說明宣統南海志的輿圖只是在同治本上稍作添補。但宣統南海志在沿襲舊志基礎上，又增加了兩幅《南海屬粵漢鐵路幹線圖》、《南海屬三省鐵路支線圖》，所指的是粵漢和廣三鐵路途徑南海縣境線路。兩條鐵路均在1900年後陸續修築，為同治本所無。然而線路圖的繪製不再由傳統士大夫負責，而註明了是“廣東陸軍測繪學校畢業招賀慈繪”，說明當時方誌的繪圖已開始吸收晚清新政後所培養測人才的新成果。
圖 26 民國佛山忠義鄉志 各鋪街道圖
時至民國十五年（1926），佛山重修《佛山忠義鄉志》，地圖極為豐富，收錄地圖達十三種之多。此時地圖猶能看到前清鄒伯奇南海圖的影響，如《佛山封域圖》：“舊圖未立準望，今照鄒特夫徵君手定縣誌堡圖拓大十分之二，封域內改佛山書院為學堂，添碉樓五座，太上墟一區，太乙亭一所，餘照舊志。”即是依據南海志輿圖摹改而成。但鄉志篇幅最大，內容最豐富的《各鋪街道圖》則是依據測繪局本改訂而成。圖跋稱：“圖為測繪局縮本，兼收四沙外河內湧及鐵路一切建制無不備載，街道尤詳。”透露了街道圖的數據基礎是引用自廣東陸軍測繪局的成果。
圖 27 民國順德縣誌 縣城內外街道圖
民國十八年（1929）刊行的新修民國《順德縣誌》，繪圖工作交給了“廣東測繪學堂畢業生奏獎優貢周憲成”負責。所制地圖完全拋棄了萬曆以來在邑志歷代相沿的都堡度，而完全採用了新式繪圖法，並附有圖例、比例尺、指針、等高線等讀圖工具，其中《縣城內外街道圖》描述順德縣城街巷信息極為豐富。
結語
縱觀以上，我們可以在佛山歷史地圖的變化過程看到以下的脈絡。明代以來，中國方誌地圖的繪製大多以定方位、計算道理路程為主，輿圖繪製分四至八道，按各路程遠近排列地名，強調城郭而忽略鄉堡，對地圖的精度要較低。明代以來，隨著賦役制度改革已經全國田地清丈，地方官員開始更注意田賦徵收，這種觀念轉變體現在要求更能反映田土現狀的地圖，萬曆《順德縣誌》的《圖經》便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之作。計裡畫方開始作為讀圖工具出現在地圖之中。這種繪圖新變化並沒有很好延續，相反清初的地圖更講究畫風和精美，風景名勝列入輿圖是此時一大特色。與此同時，西方的測繪技術開始傳入中國，而中國士大夫階層也從經史考據之學以及經世之學的角度出發，開始重新關注其地圖的精確性和實用性。擁有經緯座標的度分圖開始在方誌之中出現，道光《廣東通志》、咸豐《順德縣誌》、同治《續修南海縣誌》是全國首度使用新繪圖理念的方誌之一。同治《續修南海縣誌》更嘗試把計裡畫方好和經緯地圖兩者的運用推至頂峰，反映了當時士大夫階層欲融合中西之學的嘗試。然而隨著近代中國社會的轉型，科舉廢除以及新式測繪技術人才的培養，方誌地圖的信息逐漸轉由廣東陸軍測量局所提供。
地圖從來不只是記錄一些地理信息，總是在有意無意之間承載了更多的社會觀念。本書的第二部分，將不同時期佛山地區的歷史地圖分類展示，首先分為家譜類的，主要選取了家譜中繪製刊載的鄉土、墓圖，以展示傳統民間社會地圖形式及其側重；第二類為方誌地圖，收錄自明代至民國廣東省、廣州府、南海縣、順德縣、三水縣、高明縣不同時期的方誌地圖；第三類為單行地圖，從晚清自建年初年，這些地圖大多由專門測繪機構繪製，大多取自我館及佛山市檔案館收藏檔案。最後部分選取了建國後各時期新修志書內刊載的地圖，以與舊方誌地圖作為參考。
完
來源：《經緯鄉邦——佛山歷史地圖選集》廣東旅遊出版社，2019年，原文章名《佛山古地圖中的中國測繪觀念史》
作者：呂子遠
選稿：戴方晨
編輯：黃舒馨
校對：陳汶靈
審訂：郭娟
●明清時期淇澳地名考述
●近代國內地名研究綜述
●巴蜀“朝天”地名變遷考
●方誌門檻內外的徘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