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王小豔
一、生平
馮康侯
馮康侯（1901―1983），祖籍廣東番禺。本名疆，字康侯，別署老康，因好甜食，故此又名糖齋，晚年患眼疾，又號眇叟。書齋名為可叵居、意在斯樓、九龍山齋等。著有《馮康侯書畫印集》《穎川家寶印譜》等。
馮康侯於清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初三日（1901年5月20日）出生於廣州。馮康侯出身於世家，其父為馮金光。馮氏少好美術，8歲時從祖舅母龍山溫幼菊習丹青。13歲學治印，年僅16歲便隨劉慶崧（留庵）習六書及金石篆刻之學，私淑“黟山派”黃牧甫。“一九一九年，馮康侯在其18歲時負笈日本，初入中學，後來進入日本東京美術專科學校學習實用美術” 。馮康侯學習實用美術三年後，在1921年從日本返回廣州。馮康侯經過對金石學的學習和研究，凡甲骨銅銘、秦篆漢隸、魏晉碑版，無不精研，並習得各家之精髓。融匯漢鑄之雍容典雅，並融入自己對篆刻的理解，馮康侯的篆刻技藝益進，達到近代無人能與之抗衡的地步，實為蜚聲嶺南、香港、澳門、臺灣，甚至日本的篆刻大師。馮康侯曾為廣東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廳秘書、中華書局編輯、印鑄局技正，創設南天印社，創辦《中興報》，組建廣雅書學社。
雖然馮康侯的篆刻藝術成就名聲顯赫，但馮康侯的藝術生涯並不是開始於篆刻，而是始於繪畫。馮康侯的繪畫老師是當時廣東畫壇的領袖人物溫其球。從中國傳統的書畫藝術源流來看，書法藝術與繪畫藝術關係十分密切，工書工畫的溫其球深得其法度。馮康侯髫齡學習篆刻，私淑“黟山派”黃士陵，8歲跟隨祖母舅溫其球學習繪畫，作博古花卉，是或以淵源於黃牧甫，不知實得溫其球嫡傳也。
“良好的人文環境和藝術氛圍對於一個藝術家的成長至關重要。” 馮康侯在16歲便隨叔母的兄長劉慶崧學習六書及金石之字。劉慶崧1916年在廣州時借住於馮康侯家，常常作畫至深夜，當時馮康侯常守在劉留庵身旁聆聽談書論印。“劉慶崧與馮康侯說起馮氏的表叔歐陽務耘與‘黟山派’開宗大師黃牧甫交誼甚深，黃牧甫為其表叔歐陽務耘刻印作畫甚多。” 劉留庵建議馮康侯向黃士陵學習篆刻，並告訴馮康侯獲取學習數據的途徑。“當時馮氏的表叔歐陽務耘手上留有很多黃牧甫的印稿，印稿多達二百多份，其中有改寫過的手寫墨色印稿，有蓋出來的初印面，還有修改過後乃至完成的刻印鈴本，甚至還有黃氏對印章的分析等” 。馮康侯借獲這批珍貴的篆刻入門教科書資料之後，博學餘暇，遊手於斯，鑽堅仰高，忘其疲勞，日夜精研黃牧甫的印作。“馮氏對黃牧甫篆刻的這種私淑，就如黃牧甫親授一般，這就使馮氏躍身跨入黃牧甫這個誘人的篆刻門坎學習篆刻並繼承了黃牧甫的衣缽。” 馮康侯從小接觸篆刻的環境對於他的藝術成就起到關鍵作用，受名家的影響頗深，博採眾長，融入己意，自成一家。馮康侯的篆刻技藝益進，其印風古拙穆然，對後學影響頗深。
溫其球（1862―1941）字幼菊，號菊叟，別署語石山人。廣東順德龍山人。溫其球在早年的時候隨從花鳥畫家許菊泉學習花鳥，習惲南田一派。馮康侯早年學習繪畫時，溫其球為其繪畫啟蒙老師。溫其球從外地回到家鄉之後，於魚蟲、花鳥、人物、山水無不臨習。50歲之後便上溯宋元，畫風追求渾化。溫其球作為廣東畫壇傳統的領袖人物之一，工書工畫，善於在審美創造中表達書畫的高度融合與貫通。溫其球以花卉傳世，其山水畫酣暢淋漓，嘗見其仿石濤筆意山水小幀，結構簡逸而筆墨厚重，能入石濤堂奧。
黃士陵（1849―1908）字牧甫（一作穆甫、穆父），號倦叟，晚年別號黟山人、黟山病叟、倦叟、倦遊窠主，先後又有蝸篆居、延清芬室等齋號，後以字行，是篆刻“黟山派”開宗大師，開“嶺南派”印學先河。黃牧甫於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出生在安徽黟縣五都黃村一戶書香人家。黃牧甫對宋元明清各家印譜都廣泛涉獵，吸取各長，取法於漢印，並參合商、周彝器金石銘文的體式，雖遍學各家，但入而能出，在集各家之長又能出己意。同時他得到了盛昱、王懿榮、吳大澂等名家的指點，擴大了自己的視野，使其印藝有了很大的提高，後期參加了重摹宋本《石鼓文》的工作。馮康侯在早期時從其表叔歐陽務耘手上借得一批黃牧甫的印學資料，馮康侯對黃牧甫的這種私淑，就如黃牧甫親授一般，黃牧甫算是馮氏在篆刻道路上的引路人。“黃牧甫印章大多無太大的起伏變化，也無殘破跡象，但其印章中寓險絕於平正、峭拔深雄、以巧為挫、靜中有動、方入圓出、挺峻中露秀雅、無呆板之意。”
二、印作邊款
（一）邊款的形式
篆刻作品的邊款也稱為側款，就如書畫作品需要題字落款一樣，這是藝術作品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邊款題署在以示鄭重時會刻上有關篆刻藝術的一些問題，有時也會刻一些與印面有關的陳述，讓觀賞者或者受印者能夠了解所作之印。“其中邊款的形式包括單款式、雙款式、敘事式、圖文相融式、論藝式。” 馮康侯的邊款的形式多以雙款、記事式和詞典式為主，其中單款式和圖文相襯式的形式很少。馮康侯刻制的“種花移石自殷勤”（圖1）的邊款採用陰陽結合的手法來刻制，陰陽結合法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圖文相襯式的手法。馮氏圖文相襯式的邊款手法極少。而馮氏邊款的單款式的印章也是極少，其中單款式的有：“志郊印信”朱文印（圖2）的邊款款識為“康侯仿漢之作”，“百年有味是餘閒”白文印（圖3）的邊款款識為“康侯仿漢之作”，“明月清風不計年”朱文印（圖4）的邊款刻製為“馮康侯刻”，“家駐崔臺”（圖5）的邊款為“馮康侯刻”。
圖1
圖2
圖3
圖4
圖5
在馮康侯所留下來的印章邊款中我們能看到的邊款的形式最多的就是雙款式和記事式。雙款是指上款刻受印人的名、字、號或尊稱（正篆、正腕、正刀、大鑒、雅囑等都屬於謙虛語）。下款另起一行刻治印者的姓名、字號、別署等，或再刻上時間、地點等。一般上款略高，下款略低的佈局安排表示以示謙遜和對受印者的尊敬。
據馮康侯“百齡冥壽書畫篆刻展”所編撰的書籍《馮康侯書畫篆刻集》中收錄的印章，我們可以看到有關雙款的邊款有以下所列：
“陳融”白文方印，1929年刻，款識：“十八年十一月，陸君匡文屬刻為協之先生雅玩，康侯謹記。”（圖6）
“陳融”朱文方印，款識：“直勉林君屬刻，似協之先生雅玩，馮康侯記。”（圖7）
“陳融之璽”白文方印，款識：“陸君光宇屬刻，贈協之先生雅玩，馮康侯記。”（圖8）
“協之”朱文方印，1929年，款識：“十八年十二月，康侯刻此有丁鄧合處。”（圖9）
“印廬”朱文方印，1904年刻，款識：“印廬道長屬刻，即希正之，庚辰秋月，康侯作於千印樓。”（圖10）
圖6
圖7
圖8
圖9
圖10
“惠和之印”朱文方印，1924年刻，款識：“惠和先生雅屬，壬午冬月，馮康侯改刻。”（圖11）
“惠和珍藏”朱文橢圓印，1943年刻，款識：“三十二年七月，惠和先生正刻，馮康侯旅坎。”（圖12）
“豫樵”白文方印，1944年刻，款識：“三十三年二月，康侯刻於濠江。”（圖13）
“滄海樓”朱文橢圓印，1949年刻，款識：“伯瑞先生正篆，乙丑十月康侯刻於香江。”（圖14）
“吳元浩印”白文方印，款識：“翰波仁兄屬，康侯仿漢。”（圖15）
圖11
圖12
圖13
圖14
圖15
“翰波”朱文方印，1947年刻，款識：“馮康侯刻，丁亥三月。”（圖16）
“祖明翰墨”朱文方印，1947年刻，款識：“三十六年六月，康侯刻於佗垣。”（圖17）
“南海餘氏”白文方印，1947年刻，款識：“少帆吾兄雅屬並正，馮康侯刻。”（圖18）
“志郊長年”白文方印，1957年刻，款識：“丁酉八月，老康為志郊仿漢，時寓九龍山齋。”（圖19）
“廬江”白文長方印，款識：“廬江何姓郡，康侯刻於可叵居。”（圖20）
圖16
圖17
圖18
圖19
圖20
“李鴻烈”白文方印，款識：“鴻烈仁兄雅屬，馮康侯刻。”（圖21）
“常”朱文方印，1959年刻，款識：“宗豪仁棣姓印，字見三公山碑，康侯刻於可居。”（圖22）
“風遠樓詩草”朱文方印，1959年刻，款識：“風遠樓主屬作，四十八年一月，康侯刻於九龍。”（圖23）
“宗豪”朱文方印，1960年刻，款識：“宗豪仁棣文房，庚子夏月，馮康侯刻。”（圖24）
“檻外海瀾無盡態”朱文方印，1966年刻，款識：“盛之兄屬刻二十石，經年而後成，丙午六月，康侯記。”（圖25）
圖21
圖22
圖23
圖24
圖25
“守璞何慚在玉山”朱文方印，1966年刻，款識：“盛之兄以近作佳句屬刻，愧未能工也，康侯。”（圖26）
“善深”朱文方印，款識：“善深仁兄雅屬，馮康侯刻。”（圖27）
“鄧華灼印”朱文方印，款識：“華灼先生雅屬，馮康侯刻。”（圖28）
圖26
圖27
圖28
（二）邊款的跋語
隨著篆刻藝術的發展，印章的形式變得多樣。同時，邊款藝術也隨著印章的發展而豐富多樣。在很多篆刻名家的印章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印章，雖然印面的字數不多，但邊款的字數卻是其印面字數的數倍。這些多字數的邊款跋文一般是記錄一些人事活動和論藝式。例如趙之謙“餐經養年”一石（圖29），印面雖是短短四個字，“其邊款則以《始平公造像記》的形式刻制邊款四十五字。其中邊款的內容主要是以印寄其悲，表示對已故妻女的悼念”。“餐經養年”的邊款跋語為：“同治三年上元甲子正月十有六日，佛弟子趙之謙為亡妻範敬玉及亡女蕙榛造像一區，願苦厄悉除，往生淨土者。”
圖29
馮康侯的邊款很多都是記錄一些人事活動的。例如馮氏為其學生林進刻了一方“懷遠樓”白文印（圖30），這方印以《天發神讖碑》（圖31）融入己意而成，氣度宏大。邊款上刻制的跋語為：“雙目眇兮耳半聾，身心差幸未龍鍾。興來刀筆酬知己，鐵石論交豈計工。丙辰盛暑旅遊濠江，崇栻老棣置酒敘舊。暢譚竟夕，康侯刻此留念，時年七十又六。”邊款的這首詩與跋文記錄了馮康侯當時的生活情況和在澳門的點滴。馮康侯在1995年刻制的“鴻烈詩翰”朱文印（圖32）中的邊款為：“愁多真欲廢登臨，搓眼來觀滄海心。逝水莫回千里夢，故山空入十年吟。車聲漸覺清流遠，日氣難溫迭浪深。別有奇懷寧易解，天風高處且披衾。鴻烈仁弟勤於詞翰，出視近作屬治此印以為鈴記用，勒其句歸之，乙亥八月康侯刻並志。”馮康侯這方“鴻烈詩翰”朱文印既記錄了鴻烈熱衷於詩詞並記錄了鴻烈所作的詩詞內容以供後人欣賞。馮康侯在1964年為其入室弟子孔平孫刻制的“孔平孫之璽”白文印（圖33）的邊款款識為：“古璽布白與漢印迥殊，不整齊，不束縛，不乖字意，精審疏密，純任自然，近人能此者，吾粵易大廠一人耳，丙午花朝康侯為平孫老弟刻於香江。”這方白文印的邊款主要記錄了馮康侯講解古璽印的布白和漢印布白的不同之處，講述了古璽印的古樸自然、變化多姿、結構多變、生動活潑的特點。同時也告訴賞印者的一個重要的消息，易大廠為近代以來能刻好古璽印文的第一人。1964年，馮康侯還刻了一方“南海孔平孫印”（圖34）朱文印。講述了其入室弟子孔平孫的篆刻功底深厚，只不過被其繪畫光芒所掩蓋，同時邊款跋語中說到孔平孫二十二年前曾拜馮氏學習篆刻之事，兩人一別之後於二十二年後重逢。跋語的全文為：“奚鐵生治印遠在曼生次閒之上，惜乎傳世無多，復為畫名所掩，餘曾見龍尾山房一印，獨具風格，自成面目，代表作也，康侯略取其意。平孫僮年輒喜篆刻，隨餘學印於湛江，一別廿二年矣。亂離聚散，人事滄桑，異地重逢，相顧愔然也。甲辰春同寓香江刻此並志歲月。”
圖30
圖31
圖32
圖33
圖34
（三）邊款的字體
馮康侯力主“以書入印”，對殷商甲骨、西周金文、戰國石鼓文和漢朝魏代的碑刻銘文無不心摹手追。馮氏於甲骨鐘鼎而入漢隸魏碑，直至唐宋明清法帖，博覽而後約，小篆推為獨步，楷書富於碑味。馮康侯在篆刻上繼承了“黟山派”黃牧甫的衣缽，篆刻刀法乾淨利落，挺拔有力。馮康侯為乾德樓主作“字字微言要力行”（圖35）一石，即以《天璽紀功碑》入印。為林雲陔作“雲陔長年”（圖36）一石，則是以《祀三公山碑》（圖37）入印。為在山堂刻制“南海勞氏”（圖38）白文印，則是以《天璽紀功碑》入印。馮康侯由碑入印，故印章邊款也多具金石碑版之味。其邊款從漢魏碑銘中取法，多以《祀三公山碑》《天發神讖碑》和小篆中取法，學古之時又出己意。
圖35
圖36
圖37
圖38
馮康侯在1994年為其入室弟子孔平孫刻制的“孔平孫之璽”（圖33）白文印，邊款就是使用《祀三公山碑》的繆篆字體刻制而成。馮氏所作朱文印“我知彭澤後千載與誰同”（圖39）的邊款也是以篆書刻制。馮康侯為乾德樓主人刻一方“乾德樓”（圖40）朱文印的邊款採用陽文刻法，其中也以魏碑刀法刻制邊款。其中還以《祀三公山碑》字體刻制的邊款有“不似丹青舊顏色”（圖41）白文印和“韓雲山讀書記”（圖42）朱文印。而馮氏刻制的“種花移石自殷勤”（圖1）朱文印和“滿路黃花應笑我”（圖43）朱文印的邊款字體則是以隸書刻制而成。馮康侯先生經過黃牧甫遺作邊學邊悟，頗能領略黟山遺風，精巧而樸拙，平正而奇險，在學集諸家之所長而成一家的風格。
圖39
圖40
圖41
圖42
圖43
結語
馮康侯研習金石碑版，用功尤勤，其金石氣息不僅體現在其篆刻之中，還體現在其書法藝術作品之中。馮康侯篆刻高於書法，書法高於繪畫，善於鐘鼎博古綴以古梅、劍蘭，雅緻宜人。馮康侯喜好金石碑版，四體皆精，尤精於篆書。馮康侯對諸體的深入研究是奠定其書法功底的基礎，在學諸體的同時又能融入己意，自成一家。馮康侯在篆刻上力主“以書入印”，使其篆刻作品極具金石味，而馮氏的書法也做到了“書從印出”，借甲骨文以刀為筆的特定書法體裁來書寫其書法作品。馮康侯深厚的篆刻修養滋養了其書法藝術成就，其挺拔有力、乾淨利索的篆刻刀法也運用到了他的書法作品中，例如1939年作水墨紙本立軸《商卜文字聯》（圖44）：“唯有幽人自來去，莫問春風各後先。”
圖44
馮康侯早年對“黟山派”黃牧甫印作的私淑，繼承了黃牧甫衣缽，刀法沉厚而又凌厲，風格古雅有風神。而黃牧甫在印學思想中的“秦漢意識”也體現在其款識創作中，無一印無出處，因對金石學的研究，其印學取法秦漢，風格“凝古”，恬靜古雅。而馮康侯對黃牧甫的私淑，也以工穩為主線，平穩之風格是其治印的基本，以“秦漢意識”為基，融合各家之長，印風古拙穆然。馮康侯的篆刻藝術成就對近代嶺南的篆刻藝術的發展帶來了很大的福祉，同時推動了嶺南篆刻藝術的發展。馮康侯對金石碑版的鑽研與深究，體現在其篆刻作品之中，邊款部分也極現金石之味，這是屬於他自己的篆刻藝術風格。馮康侯印作邊款的節奏清晰，方寸之間透出靜穆的金石氣息。特別是利用甲骨金石碑版的刀法，以金石碑版的手法體現印作邊款的金石味。
原載：曲斌 潘英偉主編《印說嶺南·第三屆嶺南印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嶺南美術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
作者：王小豔，仲愷農業工程學院何香凝藝術設計學院碩士研究生，嶺南印社社員
（編審：潘英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