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疫情還在世界蔓延。數億人隔離在家，儘管在狹小的空間裡每日焦慮，但都期待著明天會好起來。在這些人中，作家可能天然適應這幾十天甚至數月的禁足生活，他們的日常就是把自己關在房間寫作。在隔離時期，他們也在記錄著這段歷史，這段人類日常生活的例外日子。從世界閱讀日這一天起，澎湃新聞邀請世界各地的知名作家，刊發他們的“疫期筆記”，他們這段時間的寫作，一段來自“隔離時期的作家問候”。
本文是美國著名作家保羅·奧斯特3月底寫於隔離時期的布魯克林。
保羅∙奧斯特
要接受一件事是真的，這件事本身是否必須真實？還是說只要人們相信它，即使應當發生的事實際上並未發生，這份信任本身就足以讓這件事成為事實了。又或者，無論你如何努力去追尋一件事到底有沒有發生過，你還是陷入了無法確定的困境，就像有人在烏克蘭西部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市的一家咖啡館露臺上給你講了個故事，你不知道這件事究竟是一個罕為人知但可以證實的史實，或者僅僅是一個傳說，抑或只是父親講給兒子聽的一個毫無依據的謠言。更重要的是，倘若這個故事讓你大吃一驚，震撼到張口結舌，令你覺得它改變，加強或者加深了你對世界的看法，那麼這個故事是否真實還重要嗎？
2017年九月我來到烏克蘭，當時我要去利沃夫出差，但因為我有一天的空閒時間，所以花了兩小時往南走，我在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度過了一個下午，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我的爺爺就出生在這裡。我去那裡只是因為好奇，或者說是一種偽鄉愁的誘惑吧。事實上，我從不認識爺爺，至今為止依然對他知之甚少。我出生時，他已經去世了二十八年。對我來說，他是一個未被書寫過的影子，一個沒有記憶的過去，即使當我來到這座城市，知道他在十九世紀末或二十世紀初離開了這裡，我也明白，那天下午我的所到之處已經不是他度過青少年時代的那個地方了。但我還是想去，回想起來，當時我想去是因為一個非常簡單的理由： 這次旅程會把我帶到東歐的血腥之地，二十世紀大屠殺恐怖地帶的中心，如果這位給了我姓氏，像影子一樣的人當時沒有離開這裡，我便不會降生在這個世界。
在我去那兒之前我就知道，這座城市在1962年改名為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是為了紀念烏克蘭詩人伊萬弗蘭克。此前的四百多年裡，在波蘭，德國，烏克蘭和蘇聯的統治下，它分別被稱為斯坦尼斯拉沃，斯坦尼斯勞，斯坦尼斯拉維夫，或者斯坦尼斯拉夫。它先是屬於波蘭，然後是哈布斯堡王朝，接著是奧匈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初兩年屬於俄羅斯，然後又回到了奧匈帝國，一戰後有一小段時間它屬於烏克蘭，接著又是波蘭，接著是蘇聯（從1939年9月到1941年7月），然後被德國佔領（直到1944年7月），然後是蘇聯，從1991年蘇聯解體到現在，一直屬於烏克蘭。在我爺爺出生的年代，這裡的人口是兩萬六千人，其中一大半是猶太人。我去的那年，人口已經增加到二十三萬人，但是在納粹統治的年代，這裡的人口只有八萬到九萬五千人之間，一半猶太人，一半非猶太人。1941年夏天德國入侵，同年秋天，上萬名猶太人被抓後在一片猶太墳地被槍殺，到十二月的時候，剩下的猶太人被圈養在一個貧民窟裡，其中一萬人被船運到波蘭的貝烏熱茨滅絕營，從1942年到1943年初，德國人把這些倖存的斯坦尼斯勞的猶太人一個一個，或者五個一批，或者二十個一批，帶進城市周邊的林子裡，一批又一批地槍殺，直到把猶太人殺光。德國人把子彈射入幾萬名猶太人的後腦，然後把受害者屍體埋在他們死前自己挖好的坑裡。
我在利沃夫遇到一位好心的女士，她幫我安排了旅程，她出生在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並且一直住在那裡，她知道我們該去哪裡，該看什麼，甚至不厭其煩地幫我們安排了去那裡的車。司機是個有點瘋狂不怕死的年輕人，他開著車在兩道的公路上下顛簸，彷彿正在排練，要爭當電影中追車鏡頭的替身演員。即使另一條道上有車衝著我們迎面飛馳而來，他也會冒著異常的風險，冷靜地突然換道超車，一路上有好幾次我想到，2017年秋天的這個沉悶多雲的下午可能是我活在人世的最後一天，我對自己說，這多麼諷刺，又特別合適，我不遠萬里去看爺爺一百年前離開的城市，但在到達前自己先死了。
幸運的是那天路上車不多，不時有疾馳的轎車和慢吞吞的卡車，有一次還看到一架裝滿乾草的馬車，速度只有慢吞吞卡車的十分之一。路邊上走著腿部壯碩的女人們，她們的頭上包裹著傳統頭巾，手裡拎著裝滿食品雜貨的塑料袋。如果不是因為手裡的塑料袋，她們看上去還是兩百年前的形象，像是生活在過去時代的東歐農婦一直活到了二十一世紀。一路上，我們穿過十幾個小鎮，道路兩邊延展著大片剛剛收割過的農田，走完三分之二的路程時，眼前的景緻忽然從鄉村風景變成了看不到人煙的工業區，最壯觀的是我們左邊巍然聳立的電廠，幸虧我記下了那位好心女士在車裡對我說的話，才知道這個龐然大物供應著德國和其他西歐國家的電力資源。烏克蘭這個橫跨八百英里的國家充滿了矛盾，它既是東西方之間的緩衝地帶，又是一片屠殺之地。在這一邊，烏克蘭給鄰國提供照明和運轉一切的電力，在另一邊，烏克蘭為了保衛自己不斷縮小的領土，戰火連天，血流成河。
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實際上是一個很有魅力的地方，和我想象中面臨崩潰破落的城市景象大相徑庭。就在我們快到的時候，烏雲散去，燦爛的陽光下，一群群的人們在大街和廣場上散步，城市的清潔感和秩序感都令我耳目一新，這裡不是一個被歷史拋棄的落後地區，而是一個小型的現代城市，有書店，劇院，餐館，新舊建築比鄰交錯，賞心悅目，有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遺留的老樓，也有建國初期波蘭人和後來哈布斯堡統治者修建的教堂。我在城裡漫步了兩三個小時，本可以就此心滿意足地離開，然而幫我策劃行程的熱心女士知道我此行的目的和爺爺有關，因為我的爺爺是猶太人，所以她覺得帶我去和城裡僅剩的猶太拉比談談會有所幫助。
他是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市唯一的猶太教堂的精神領袖，這座教堂質地堅固，設計優美，建於上世紀初，經歷了二戰卻被大體完好地保存下來，僅有些細微殘損，而且這些殘損都早已被修繕完好。我沒什麼想法，卻也不反對去和拉比聊聊， 也許他是這個世界上唯一有可能—只是可能 — 告訴我一些關於我家世的人，那些沒有姓名，沒有形象的祖先，他們散佈世界各地，生老病死，消失在不為人知的世界裡，我可以肯定他們的出生證早已在戰火中被毀滅，也許在過去百年的某一天被一個過於熱心的小官僚給註銷了。我想，作為引導我來到這裡的偽鄉愁情結的附加成就，和拉比談談會有所助益，我已經來到了這裡，而且只待一天，也沒打算再返回此地，那麼提一些問題，看看有沒有答案，總歸沒什麼壞處。
我沒有找到任何答案。這位長滿鬍鬚的拉比把我們迎進他的辦公室，他能告訴我的都是我已經知道的事情， 比如奧斯特是斯坦尼斯拉夫地區的常見姓氏，但在其他地區並不多見。接著他很快說起戰爭時期一位有著奧斯特姓氏的女性的故事，她從德國人的抓捕中逃出來，在一個山洞裡隱匿了三年，三年後她從山洞裡出來，精神錯亂，終生神志不清。他沒能給我提供任何有效信息。他看起來忙忙碌碌，心神不寧，談話時一根接一根地抽著超細的香菸，每支菸抽幾口就把它掐滅，然後從辦公桌上的塑料袋裡重新抽出一支。他談不上友善，也談不上不友善，只是心不在焉，總在想別的事情，我能感覺到他有很多事情要考慮，對來自美國的訪客和幫著安排見面的女士都沒什麼興趣。根據統計，現在住在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的猶太人不到兩三百人，不清楚其中多少人依然信奉宗教，來教堂禮拜，不過根據我來見拉比之前的一個小時的觀察，在這個很小的猶太群體中，只有一小部分人仍舊參加禮拜。純粹是機緣巧合，我來的那天正好是猶太新年，這是信教者一年中最神聖的日子之一，然而只有十五個人來參拜神壇，他們在猶太新年的羊角號聲中迎接新年，其中十三個男人，兩個女人。這些男人們和西歐或者美國的猶太男人不同，他們不穿深色禮服和領帶，而是穿著尼龍材質的衝鋒衣，頭戴紅色或者黃色的棒球帽。
我們走到外面，又散步了一個多小時，也許更久一些，好心的女士幫我安排四點鐘見另一個人，一位來自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的詩人，他曾多年潛心研究這座城市的歷史。我們還有點時間，可以去看看之前錯過的一些地方，所以我們繼續邊走邊聊，逛了大半個城區。下午的日光變得格外耀眼，在九月的豔陽下，我們無意中走進一個開闊的大廣場，眼前出現了一座神聖復活教堂，這是一座十八世紀巴洛克風格的教堂，是公認的哈布斯堡年代最優美的建築，它建成的時候，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還被稱為斯坦尼斯勞。當我們步入教堂時，我預想它和那些西歐城鎮裡的教堂一樣，裡面空空蕩蕩，唯有幾個舉著相機的遊客。但我想錯了。這裡不是西歐，而是從前蘇聯最西部的邊緣，也是古代奧匈帝國最東端加利西亞省的一部分，這座教堂既不是羅馬天主教，也不是俄羅斯東正教，而是希臘天主教的教堂。裡面幾乎坐滿了人，沒有遊客，也沒有研究巴洛克建築的學者，都是本地人來這裡禱告，沉思，來與教友或者上帝相處，在石頭建造的開闊空間裡，他們沐浴在透過雕花玻璃窗射入的九月陽光裡。大概共有一兩百人，最讓我吃驚的是，在這個沉默的群體中有很多年輕人，有一半以上的人是二十出頭的男孩和女孩，他們低頭坐在長椅上，或者屈膝跪倒，雙手合掌，抬頭向上，目光凝視著透過玻璃窗的光線。這是一個平凡的日子，除了天氣特別好之外，與一年中的其他日子並無二致。在這個陽光燦爛的下午，神聖復活教堂裡滿是年輕人，他們沒去上班，也沒坐在戶外的咖啡館，而是跪在石制的地板上，雙手合掌，抬頭作出祈禱的姿態。我先是見到一根接一根抽菸的拉比，接著是紅色和黃色的棒球帽，繼而是眼前的情景。
在經歷這一系列之後，當我知道詩人是佛教徒時，就很好接受了。他並不是那些讀了一兩本講禪的書就皈依佛教的新世紀信徒，而是一位修行多年的佛家弟子，剛剛結束在尼泊爾寺廟中歷時四個月的修行，是個不苟言笑的人。他也是一位詩人，還是一位研究我爺爺出生之地的學者，他身材魁梧，手掌厚實，態度溫和，他的目光清澈，思維縝密，穿著歐式的衣服，只在不經意中談到自己的佛教信仰，我覺得這是個讓人信服的信號，我可以信賴他告訴我的一些真相。我們的會面是在兩年半前，奇怪的是，雖然這件事發生的時間並不久遠，而且幾乎每天我都會想起，但我只記得他講到狼群之後的事情，對之前的談話內容怎麼也想不起了。從他開始講狼群故事的那一刻起，前面的記憶都被抹去了。
我們坐在咖啡館的露臺，面對著城裡最大的廣場，這裡是斯坦尼斯勞 – 斯坦尼斯拉夫 - 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的中心，陽光灑滿了廣袤的空間，沒有車輛，不少人走來走去，在我的記憶裡，沒有人發出聲音，只有很多人從我面前經過，我在聽詩人講故事。我們已經談過我所熟識的自1941年至1943年間佔這裡一半人口的猶太人的經歷。但是他說，在盟軍攻佔諾曼底六個星期後，當蘇聯軍隊佔領這裡時，不光是德國人離開了，這裡的另一半人口也全部離開了，他們往東南西北各個方向四下逃走，也就是說蘇軍佔領的是一座空城，什麼都沒有。這裡的人口像是消失在了風中，這座城市被狼群佔領，有幾百只，也許上千只狼。
太可怕了，我想，這像是噩夢中最可怕的部分。忽然間，一首喬治·特拉克的詩彷彿在自己的夢中慢慢升起，出現在我面前。這首詩叫《東線》，我在五十年前第一次讀到，後來一遍又一遍地讀，直到牢牢記住，後來我自己重新翻譯過。這首詩描述的是一戰中加利西亞的小城哥羅德可，離斯坦尼斯勞不遠，詩的最後一段是：
荊棘遍佈的荒野包圍了城市
從流血的樓梯上，月亮
追逐著驚恐的女人
野狼已經衝入家門。
我問他，他怎麼知道的。
是他父親，他說，他父親告訴過他很多遍。他解釋說，1944年，他父親是個年輕人，剛滿二十歲，蘇聯佔領斯坦尼斯勞後，改名斯坦尼斯拉夫，他父親被徵兵入伍，派去殺死狼群。他們用了幾個星期才完成任務，他說，也許是幾個月，他記不清了。等斯坦尼斯拉夫重新適合人類居住之後，蘇聯派軍人和家屬們重新住進這個城市。
我望著眼前的廣場，試圖想象1944年的夏天，那些東奔西走的人們忽然消失，從眼前的景象中徹底抹去，我開始看見狼群，幾十只狼在廣場穿行，在被遺棄的城市裡成群遊走尋找食物。狼是噩夢的終結，也是人類愚蠢的終極產物，這種愚蠢導致了毀滅性的戰爭，三百萬猶太人，還有無數其他宗教或是沒有宗教的平民和士兵在東部血腥之地被殺害。屠殺結束後，狼群衝入大門。這些狼群並不只是戰爭的符號，它們是戰爭的產物，戰爭把它們帶到這個世界。
我毫不懷疑，詩人相信他告訴我的確有其事。對他來說，狼群是真實的，他對我講這個故事的時候，聲音中有一種平靜的說服力，因此我接受了它是切實的。是的，他沒有親眼見過狼群，但是他父親見過，如果不是真的，父親為什麼要給兒子講這麼一個故事呢？我對自己說，一位父親不會這麼做的，那天下午，當我離開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的時候，我確信不疑，在蘇聯從德國手中奪過斯坦尼斯拉夫之後的一段時間裡，狼群佔領過這個城市。
此後的幾個星期和幾個月裡，我竭力去更深入調查這件事，我和一位朋友聊過，他認識利維夫大學的歷史學家（利維夫以前叫利沃夫，利沃，以及林博格），特別是其中一位女士，她專門研究那個地區的歷史。但是她說，在她以前的研究中，從來沒有見到過任何關於斯坦尼斯拉夫狼群的記載。她自己做了更加深入的調查，也沒有找到任何證據可以證實詩人講的故事。她倒是找到了一段1944年6月27日蘇軍佔領斯坦尼斯拉夫的紀錄片，她把錄影帶寄給我，我坐在此刻坐的這張椅子上觀看了這部紀錄片。
大約五十到一百個士兵排著整齊的隊伍進入斯坦尼斯拉夫，一小群穿戴整齊，精神飽滿的市民在歡迎他們的到來。接下來，同樣的場景從另一個略微不同的角度展現了五十到一百個士兵以及同樣穿戴整齊精神飽滿的市民們。再接著，鏡頭切到了一座坍塌的大橋，然後就匆匆結束，切回到開始的士兵和歡呼的人群。士兵也許是真實的，不過在這裡他們被指定扮演士兵的角色，就像那些被指派扮演歡迎群眾的演員一樣，他們在這部粗製濫造，沒有完成的宣傳片中飾演自己的角色，來歌頌蘇聯的英雄和勇敢。
當然，影片中從未出現過一隻狼。
由此讓我回到開始時那個沒有答案的問題：當你不能確認一件事是否真實的時候，你會相信什麼？
當我沒有任何確鑿信息來肯定或否定他所敘述的故事時，我選擇相信詩人。無論它們出現過與否，我選擇相信狼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