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書於春秋晚期的《孫子兵法》開篇第一句就是，“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稍早的《左傳》也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這些都說明，中國人很早就認識到軍隊建設之於國家的重要性。不過，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常備軍登場，卻是在戰國時期。而且，這支常備軍在歷經短暫輝煌後，很快就湮沒於歷史中，究其原因是國力無法維持龐大的軍隊開銷。
西周春秋：當兵是種權利
西周和春秋時期，一般把軍隊分成左、中、右三隊，每隊都把兵車列成整齊的陣形，步兵跟著兵車，配合作戰。當時的中原人沒有騎馬的習慣，馬匹只用來拉車。兵車上的車輪用木頭製造，車軸兩面突出，行動不太靈活。如果陣形亂了，行走的方向速度不一致，突出的車軸容易相撞，屆時，局面會變得不可收拾。車上的武士，一人駕車，一人用弓箭，一人用長兵器（和商朝時的情形相同），只是長兵器主要是戟。春秋時的戟，是矛與戈的結合。矛是直刺的器械，戈是鉤殺的器械，二者合成一樣兵器，可刺可鉤，使用起來比單純的矛或戈方便得多。當時，人們就以這樣的陣勢和兵器打仗。
打仗自然離不開兵士，其時軍隊中的甲士，清一色來自“國人”。所謂“國人”，指的是住在國都和城邑里的人，相對應的是住在城外面的“野人”。西周和春秋時期，只有“國人”才有資格當兵，所謂“公侯干城”“執干戈以衛社稷”。“國人”要當兵打仗，在當時是義務，也是權利。為什麼說是權利呢？因為讓人家拿起武器不是一件小事，不信任就不能把武器發給人家。反觀“野人”，都是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沒有服兵役的權利。他們政治地位低下，由於常年侍奉貴族，出征時有一部分人可以跟隨貴族甲士充當徒役，做的就是現在的後勤工作。上述情形有些類似古希臘城邦。在古希臘城邦，只有自由公民才有資格擔任戰爭主力重裝步兵，奴隸只能跟在後面打雜。這緣於在東西方文明的幼年時期，戰爭都還是“上等人”之間的流血遊戲。
由於當兵的“門檻"高，一方面，兵員素質得到保證，個個都是精兵，因而也不需要專門組建什麼常備軍。當時的“士人“絕非後世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形象，相反，文武還沒有分家，所以，凡是“士都要精通“六藝”，其中的“射“（射箭技術）和“御”（駕馭馬車技術）兩項技能就是為上戰場廝殺準備的。另一方面，參軍的“高門檻“也限制了軍隊的規模。管仲執掌齊國國政後，把國都臨淄劃分成15個士鄉。士鄉5家叫一軌，10個軌編成一里，4個裡成連，10連成鄉。鄉的首長叫鄉良人。每鄉2000戶，每戶出一人，合5鄉共有1萬人，編成一軍。15鄉共有3軍3萬人，兵車一千多輛。僅區區兵車千乘，3萬甲士，就足以使齊桓公登上“春秋五霸”之首的寶座。在公元前634年的城濮之戰中，晉、楚兩個春秋時期的超級大國為爭奪霸權正面對決。晉軍有兵車700乘，如果照1000乘3萬人計算，人數在2萬左右。齊國、秦國都有大夫在場，可能帶點象徵性的部隊。對陣的楚軍加上盟國陳國、蔡國的軍隊，究竟有多少兵車，古書上沒有交代。假定雙方人、車的數目相近，那麼，戰場上大約共有1500輛兵車，人數至多是四五萬人。而這在春秋時期的歷史上，已是一次空前規模的大戰。
有道是“春秋無義戰”，隨著列國間戰爭的日益頻繁和殘酷，“兵者”變成了“詭道也”，舊有的禮儀都被拋在一邊，孔夫子哀嘆的“禮崩樂壞”，大抵如是。宋襄公大概是最後一個秉持傳統戰爭的文明禮儀的春秋君主，而他也成為後世的笑柄。為了在生死相搏的兼併戰爭中倖存下來，大概從春秋中晚期，個別諸侯國就打破了只由“國人”服兵役的傳統，使得原來無權當兵的“野人”也加入到軍隊中來，從而急劇擴大了兵源，加強了本國的軍事力量。國野之別被全民皆兵代替，參加戰爭再也不是貴族的榮耀了。在春秋末期的晉鄭鐵之戰中，晉國的卿大夫趙鞅讓沒有自由的家內奴隸也當兵打仗，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處在同一時期的吳國為了爭霸需要，在雞父之戰中甚至“以罪人三千”作為衝鋒陷陣的先頭部隊！隨之而來，作為西周春秋軍隊骨幹的“士”的社會地位下降到與普通人無異。如果說西周春秋時期“執干戈以衛社稷”是國人的光榮使命，還能從統治者那裡分得一杯羹，那麼，戰國時期士兵服役則完全成為當時各國最高統治者兼併和掠奪財富的工具。
戰國：郡縣遍行徵兵制度
戰國時代，諸侯國已經普遍實行郡縣徵兵制度，國內男子從15歲到60歲都有服兵役的義務，國家隨時可以徵調入伍。譬如雲夢秦簡裡面就有一個例，子一個叫喜的秦國人到了應徵年齡參了軍，他一共當了三次兵。服兵役的長短，要看戰役的需要而定，戰役結束，就可以回家。要是遇到大戰，各國往往實行全國動員，徵發全國壯丁而起“傾國之師”。秦趙長平之戰，趙國是“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秦國也是把15歲以上的男丁全部編組成軍，全力增援長平戰場。
隨著郡縣徵兵制度而來的，是列國兵的急劇膨脹。且不說秦國和楚國都是帶甲百萬，就連戰國七雄中最為弱小的韓國也是“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這種情形也容易理解，因為要在列國爭雄中獲勝，兵員自然是多多益善，但兵員太多，等於把精壯勞動力抽離出了農業生產，長此以往經濟就無力承擔了。於是，列國紛紛考選士卒編練精兵，平時作為常備軍，戰時則作為大量徵發兵的骨幹。
列國中經過考選的常備軍，名目繁多，諸如齊國的“技擊”、秦國的“銳士”。其中，以戰國早期魏國的“武卒”最為著名，記載也最為詳細。鼎盛時期的魏國有“武力（卒）二十餘萬，蒼頭（以青巾裹頭而得名。戰國時系主人戰旗下的軍隊，多以鄉黨的青年組成。至漢代戰事減少，逐漸淪為奴隸）二十萬，奮擊（奮力擊敵的士兵，精兵）二十萬，斯徒（軍中幹粗活的雜兵）十萬。其中，“武卒”只佔七分之二，這是一種極具戰鬥力的步兵。入選門檻之高，足以讓今人砸舌。
先秦最早的常備軍
魏文侯（公元前445至公元前396年在位）任用李悝為相，改革軍制，選拔“武卒”。應選“武卒”的人，上身、兩腿、腳脛都穿上甲，頭上戴盔，腰間佩劍，帶上12石弩，箭袋裡裝50支箭，著戈，隨身帶3天干糧，半天能走100裡（1裡180丈，100里約合41.4公里，相當於一個馬拉松全程），才算合格。其中的“12石弩”指的是一種臂張“勁弩”。按《漢書·律曆志》“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計算，1石就有120斤，12石就是1440斤，當時的1斤大約是250克，換算下來12石足有360公斤！能拉開這樣千斤勁弩的，就算是今天也只能是少數運動健將才能做到。入選“武卒”的人，待遇非同一般，全家徭役都可以免除，國家還給分配好田好房。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於是，許多人不惜吃大苦，耐大勞去練習臂力和奔跑能力，魏國也因此選中了一批身能負重、臂能挽強、腿能長趨、手能擊劍的四項全能“武卒”。如此精兵，又納入到嚴密的組織中。魏軍“武卒”的編制，是以十進制為基本特徵的什伍制度。以5人為伍、10人為什、50人為屬、100人為閭，在伍長、什長、伯長之上，再分千人之將、萬人之將、左右將軍及大將軍。在這種編制下，指揮順暢，如頭使臂一般，一支王牌軍隊也就這樣誕生了。
魏武卒
武卒”作為魏國的王牌，東征西討，一時間使得魏國國勢大盛。公元前405年，魏和韓、趙在察丘大破齊軍，繳獲兵車2000乘，齊軍在戰場遺屍3萬具。戰敗的齊國為了討好對手，上書周威烈王承認趙、魏、韓三國為諸侯，補全了三家分晉的“法律手續”。與此同時任西河守的吳起，率領“武卒”奪取秦國的河西之地，令“秦兵不敢東向”。到了著名的敗家子魏惠王執政早期魏國，“武卒”的盛名達到了頂點，“其強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召集諸侯舉辦“逢澤之會”，儼然成為戰國第一霸主，後世稱之為“魏惠以武卒奮”。
誰知，“逢澤之會”之後僅僅2年，魏國10萬大軍在馬陵之戰中被孫臏率領齊軍全殲，魏國從巔峰驟然跌落。論者往以為這是孫臏龐涓鬥智的結果，其實此前的桂陵之戰，魏軍一樣全軍覆沒，但不久就能東山再起，魏國的徹底衰弱實上是因為再無力維持“武卒”這一常備軍。因為以“武卒”標準之高，入選的當然是兵，但一個人體力的最佳狀態維持不了多少年，又不好太快就淘汰，人數多了，國的稅收就減少，結果是兵力、財力都出題，所以荀子稱之為“危國之兵”。魏國早期，國力強盛，以“武卒“開疆拓土，又以征服的土地授予“武卒”，故此問題並不突出。但到了惠王后期，魏國窮兵黷武，四面開戰，偏偏又連吃敗仗，疆土日蹙，無法保證授予“武卒”的土地配額，待遇下降，自然人才凋零、士氣低落。於是，武卒這支烜赫一時的常備軍“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失去了往替的威武氣勢，成為敗兵之卒。魏惠王之後，“武卒”不再見於史籍，與魏國曾經的輝煌歲月一起，湮沒於歷史長河之中。
大秦帝國魏惠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