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問題與文化是相伴相生的。從形成文化那天起，對它是不是有信心的問題就已經客觀存在，但並不一定時時顯露出來，沒有人意識到，也沒有人提出來。我們現在提到文化自信，都喜歡舉盛唐作為例子，那個時代確實是文化自信到國家自信的典型。
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736年)吐番發兵攻打唐屬小國小勃律(在今克什米爾北)。開元二十五年（737年）春，河西節度副使崔希逸在青滌西大破吐蕃軍。唐玄宗委任王維以監察御史的身份奉使涼州，出塞宣慰，察訪軍情，並任河西節度使判官。這次王維其實是被排擠出朝廷。王維騎在馬上，邊走邊看，但心情十分鬱悶。直到出塞以後眼前景色與“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的長安城大不一樣，心中可以說是百感交集，揮筆寫下了“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這樣的千古名句，以其闊大的境界最能彰顯出盛唐的自信。一道孤煙（烽煙）在塞北一望無垠的荒漠戈壁緩緩升起，直上雲霄；火紅的落日在蜿蜒不絕的大河中映照出閃爍的金光，與天邊的晚霞一道，營造出蒼茫雄渾的景色和強健自信的時代精神。
任何時候文學都是時代精神的反應，從盛唐的詩歌就可以看出這個時代的胸襟和眼界。
李白這樣的浪漫主義詩人不用多說，即便是我們印象中在安史之亂中顛沛流離，多災多難的杜甫，也在二十多歲的時候寫下了“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絕句，正有孟子所說的“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1]的境界與氣勢。人站的位置不同，見識就會不同；所處時代不同，視野當然也不一樣。
對比來看，宋代詞風大變而以溫婉詞的成就最高，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李清照，有一首《一剪梅》，寫得很好，我們可以一起感受一下，“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大意：粉紅色的荷花已經凋謝，幽香也已消散，光滑如玉的竹蓆帶著秋的涼意。解開綾羅裙，換著便裝，獨自登上小船。仰頭凝望遠天，那白雲舒捲處，誰會將錦書寄來？雁群飛回來時，月光已經灑滿了西樓。落花獨自地飄零著，水獨自地流淌著。彼此都在思念對方，可又不能互相傾訴，只好各在一方獨自愁悶著。這相思的愁苦實在無法排遣，剛從微蹙的眉間消失，又隱隱纏繞上了心頭。） 女子柔弱，閨怨如絲，這既是宋朝重文輕武的整體風氣，也就體現在了相應時代的文學作品和文化風氣當中。
宋代也有辛棄疾那種鏗鏘有力的詞人，詞作，比如他的《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但我們如果細細品味，可以發現這是一種絕地反擊的悲憤之情，雖然刀光劍影，出生入死，但憑得卻是一股怒氣而非自信。
在具體的時代當中文化自信與否和我們國家的境遇是密切相關的，但文化作為“上層建築”也有其一定的獨立性。我們知道雖然宋朝在與金、遼的作戰當中節節敗退，但所憑的只是遊牧民族的勇猛。他們要想在這裡站穩腳跟，就必須學習和融入我們的文化當中，清朝和元朝就是兩個相反的例子。在清朝統治的三百多年當中，雖然文化自信沒有遭到重大的打擊，但在文字獄的恐怖統治下，文人學者也只能把自己掩藏在訓詁、金石這樣的歷史遺蹟當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