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朱效民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個極具典型意義的突發公共衛生科普案例，從中可以看到，許多在以前類似應急科普事件中反覆出現過的問題，此次更加充分地暴露了出來。
結合尚在進行中的案例發展過程，積極認真地反思我國的科普工作，對建立相應的應急科普機制極為必要。
問題與分析
首先，建議籠統，與公眾實際操作有距離。以出不出門為例，網上呼籲所有人不要出門，電視上的建議稍緩和些：“少出門，儘量不到人群密集的地方”——可這仍難以操作，人們該如何“少”呢？
有人覺得半天不出門就算是“少”了，有人可能覺得兩週待家裡也還不夠“少”，大家只能各自判斷。
類似的還有戴不戴口罩、戴不戴手套的建議，對公眾來說都顯得比較粗略，比如在空曠的大街、公園等非密閉空間要不要戴口罩？非疫區是否出門都要戴口罩？
在戴手套的問題上，有專家表示“一般不需要戴手套”，這個“一般”沒有關注到公眾日常生活行為的複雜性，如購物、鍛鍊、騎車、坐車等，很難讓公眾真正放心。
其次，信息混亂，缺乏及時澄清和有效表達。
筆者曾收到一則據說是武漢前線醫護人員發回的消息：“不要穿帶毛領或絨線的衣服外套，容易吸附病毒。”
但很快又有人說新冠病毒更喜歡光滑表面，不喜歡毛衣一類的環境。
加之專家表示病毒可在玻璃及門把手等表面存活一段時間，大家一時不知該穿什麼衣服合適。
像這類針鋒相對的觀點，有可能存在虛假、錯誤的信息。如果不及時回應澄清，很可能會出現以訛傳訛、讓人無所適從的後果。
再次，闡釋粗略，讓進程中的科學引發爭論。病毒可以單獨存活多長時間？
在本次疫情發生之初，根據既定的科普知識，即病毒只是一個基因片段，必須依靠宿主而生活，一旦離開宿主，在體外只需幾分鐘甚至幾秒鐘就死了。
但隨著研究的深入，專家指出：“飛沫可以沉降在物體表面，或者通過粘有病毒的手汙染我們接觸到的物體表面……如果溫度、溼度合適有可能存活數天……有研究發現過去的冠狀病毒有可能存活達到5天。”
病毒可能自己單獨存活5天！這顯然刷新了很多人的認識。而科學研究的進行時態以及階段性、爭議性的結論已是科普面臨的新常態了。
思路與建議
結合上述問題，筆者主要圍繞科普的定位以及科普作為一個大眾傳播過程的4個基本環節——傳播主體（以科學家為主）、傳播媒介、傳播內容、傳播對象，提出一些應急科普機制建設的思路和建議。
第一，科普要關注科學與公眾的新關係。
我國科普的傳統定位把科普看作是“教育的補充與延續”，容易把科普當作類似學校教育的問題來處理，如把公眾看作應當不斷學習科學知識的“學生”，科普的內容也多是如同學校教科書般概念化、理論化的知識體系，較少考慮日益分化多元的公眾的不同實際需求和認知特點。
現在科學技術與公眾的關係已發生了一些根本性改變，公眾對科技日益關注，不斷加強防範警惕和共同參與的意識。
這種新的關係無疑對科普提出了新要求，需要在科學與公眾之間建立一種平等、對話、合作的關係。
第二，科學家與公眾應說上話。
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不少科學家潛意識裡仍不夠重視科普。
美國2004年《科學與工程指標》針對科學家的調查顯示：只有20%的科學家與媒體有過聯繫，多達42%的科學家“沒有參加過任何與公眾有關的科學活動”，問及原因，其中76%的科學家回答說“沒有時間”，28%的科學家壓根兒“沒想過”要做科普。
從這次疫情中專家在接受和回答媒體提問時就可以看出一些科學家在溝通和表達方面的問題。
實際上，科普工作對科學家來說，也越來越具有挑戰性了。
2006年，英國皇家學會在對2000多位科學家和工程師進行調查時發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新現象：如果就科學研究前沿知識本身進行科普，75%的科學家認為自己能夠勝任與公眾進行溝通對話；但如果自己的科研工作涉及倫理、宗教、法律等社會議題時，只有不到50%的科學家認為自己還能夠與公眾進行有效的交流。
而當涉及諸如社會文化、倫理、風險、宗教、環境影響等方面的議題時，公眾往往有著自己不同的感受和見解，科普工作的重心也越來越要求科學家從傳統單向的科學知識普及轉向科學家與公眾雙方在有效溝通基礎上的相互理解、共識、信任，以及對不同觀點的寬容和接納。
第三，媒介要讓科學與公眾互動起來。
從專家電視採訪以及國家衛健委、湖北省的多次新聞發佈會上可以看出，許多專家和相關官員回應了一些公眾與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但形式明顯過於單一，主要是你問我答，缺乏深入的互動交流，公眾更是罕有直接提問以及與專家交流的機會。能否開放一些時間和問題給公眾，直接讓公眾提問，或者每次發佈會選擇幾個網上投票數最高的問題給予及時回應？同時各級政府可否建立24小時的網上諮詢、答疑服務，直接面對公眾的各種問題和實際關切？
電視新聞每天都會更新通報國內外的相關疫情數據，這些數據對非疫區的普通公眾來說雖然重要，但過於遙遠。
國際上對公眾關心的科技問題的長期調查表明，公眾普遍對健康醫療和環境問題（被俗稱為“身體的科學”和“身邊的科學”）最感興趣，筆者也同樣非常關心所居住小區和工作單位的疫情情況，但卻無從得知。
可否通過大數據分析，把每個城市/縣、街道/鄉鎮，乃至每個社區/農村的疫情動態顯示出來？這也是提升公眾參與積極性的重要方向。
第四，科普內容要日常生活化。
今日科普的內容已經遠遠不是把最前沿的科研成果用通俗易懂、簡單明瞭的語言表達出來就大功告成了。
現代科技早就深入到了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與人們的日常生活也有了千絲萬縷的關係。
把科學傳播普及到公眾也越來越是一個複雜、系統的過程。比如以前確定無疑的科學知識，今天即使在科學界也常常莫衷一是。
顯然，只是向公眾提供科學知識已遠遠不夠，科學知識背後的方法、過程、動機、爭議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後果與影響都是當代科普不能迴避的問題。
這提示我們，科普內容要有針對性，要與公眾的日常生活需求聯繫起來，把冷冰冰的概念化、理論化的知識轉變成情景化、以問題為導向的公眾願意和樂於接受的知識。
而且，相對於科技知識本身，今天的公眾可能更關心科技成果給自己帶來的影響、風險、後果等等，這些超出傳統科普知識的內容尤其值得重點思考和關注。
第五，要細分公眾。
在科普發展的早期階段，當公眾對科學家的權威提出質疑和表達不同觀點時，常常會被理所當然地認為是缺乏科學素養的表現，但隨著科學與公眾關係的發展變遷，科學界也漸漸意識到“苛刻的質問可能意味著全體公民更有見識，更具科學素養”。
當科學家與公眾的觀點不一致時，可能意味著科學家沒有意識到公眾的關注角度、思考方式、所處背景等是不一樣的。而且，今天的公眾更是個複數（publics），滿足公眾的科普需求是一個不斷需要內容細化、人群細分的過程。
例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科普對象可以依照不同標準細分為確診患者（又可分為重症與輕症）、疑似患者、隔離觀察者、患者家屬、疫區公眾、非疫區公眾；男、女、老、少；體弱者、身強者；上班者、居家者、外出者等等。不同的地點也可以細分為家裡、電梯裡、小區裡、街道上、密閉公共場所、露天公共場所以及人多的地方、人少的地方等等。
而這些“不同”的公眾對科普（預防新冠病毒）的需求也是不同的，甚至是越來越個性化的。
綜上所述，應急科普機制建設的背後，實際上是對科普重新而深刻的認識，在對科普進行定位時要建立以公眾為中心的科普服務意識；科學家要真誠平等地與公眾進行互動交流；科普媒介要以公眾需求為導向，用多元化的手段、方式讓科學與公眾對上話；科普內容建設的重點不是要求公眾掌握無窮無盡的科學知識，而是能夠結合公眾的日常生活需求，建立起高效的反饋響應機制，公眾可以隨時找到所需的知識及諮詢的渠道；最後，應急科普機制要能夠充分調動起公眾參與的積極性，使公眾的切身利益得到及時有效的回應和保障，在互動參與的過程中促進科學與公眾的和諧共處、協調發展。
俗話說，欲速則不達。就科普而言，應急科普機制的建立要從基本理念入手、從具體實踐做起，實際上，這也是為了以後不必再“急”。
（作者系北京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中國科學報》 （2020-04-16 第5版 文化）
排版 | 郭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