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看不見的敵人正在殺害成千上萬的人，並迫使世界各地的人們停留在家。社交媒體上充斥著毫無根據的陰謀論和奇蹟“詛咒”。隨著冠狀病毒的肆虐，美國越來越多公眾地轉向學術界專家尋求幫助。突然之間，專家變得至關重要。
科學家們知道這不是幸災樂禍的時間，顯然他們不希望這種情況發生。但是那些對流行病和其他災難的警告，一直被人們忽視了。就如每場災難電影都始於一位科學家被忽視。原來美國反科學也是有歷史的。
美國人一生都遭受過反科學，反專業和反政府的宣傳。外界對美國人選擇相信宣傳者而不是科學家感到驚訝。
一些歷史學家認為，“反智主義”是美國的一項基本特徵，可以追溯到革命的原因。但這與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完全不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幾年，知識分子受到了許多方面的攻擊，例如1952年，理查德·尼克松稱政治對手阿德萊·史蒂文森（以其辯論技巧聞名，被譽為當時僅次於溫斯頓·丘吉爾的天才）為“傻瓜”。即使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太空競賽為科學發展提供了動力，但由於擔心核大屠殺，越南戰爭以及經濟和社會動盪，“最佳和最理想”方案在政府中逐漸消失，專業知識在整體上失去了更多的光彩。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隨著美國人越來越多受過良好的教育，對自己的觀點越來越盲目自信，這種趨勢像迷一般流行，近年來這種趨勢加速了。雖然美國互聯網提供了無窮無盡的信息，社交媒體為每個人提供了一個平臺。但這並不一定會使人們知識淵博。
《專家之死》的作者尼科爾斯表示：“當您無法忍受被告知自己錯了時，很難接受專家的建議。”人們不是在尋找信息，而是在確認。與此同時，羅納德·里根和他之後的幾代政客都認為政府臃腫無能，包括科學家在內的職業公務員被嘲笑為霸道的官僚。反對“內部人士”的局外人成為一種時尚。
在這種背景下，政府機構和大學氣候科學家被政治和權威人士所遺棄，他們拒絕這些研究，並且逃避應對可怕的長期後果。這不僅僅是右翼現象；一些左派人士挑戰了關於疫苗和轉基因生物的科學共識。
這種反政府意識形態最終體現在特朗普身上，一個在治理方面完全不熟練的人，而且他根本上缺乏專業知識。
當特朗普對嚴重性輕描淡寫和許多美國人拒絕改變其行為時，最初幾周的病毒爆發出現了難以置信的發展。即使是現在，一些辦公室負責人和評論員仍指責流行病學家誇大其詞。結果，福西擔心自己的安全，要求聯邦保護。
但是，沒有什麼可以像危機一樣讓科學重回正軌。在美國人再次接受科學方法和工具之前，他們可能要忍受多次此類災難，因為這些災難很大程度上是從工業革命到冷戰時期的，已經根深蒂固。
隨著covid-19大流行病的惡化，情況正在發生變化，美國許多州長正在接受科學家的忠告，包括福西。州長已經在做特朗普不想做的事情。
特朗普仍然忽視專家如福西的提議，提倡自己的直覺，特別是在瘧疾藥物羥氯喹未經證實的有效性方面。總統在最近的新聞發佈會上說：“那我知道什麼？我不是醫生。我不是醫生，但是我有常識。”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政治家對科學的早期拒絕，意味著更多的人死亡，經濟惡化。
皮尤研究中心報道，去年，美國人對科學為公共利益而採取行動的信任有所上升，並且超過了他們對商業，宗教，媒體和政府領導人的信仰。但是，民主黨和共和黨人在信任科學家的工作上存在分歧，他們的工作涉及環境。民主黨人更傾向於歡迎科學家參加政策辯論，而大多數共和黨人表示，科學家應該只是提供可靠的信息，而不要參與政策。
展望未來，對涉及大流行的科學家和專家的尊重程度，不僅取決於民選官員和媒體，還取決於美國人本身。
目前，美國人正在要求專家給他們一些指導，有關生死方面。專家們可以通過簡潔和鼓舞性地陳述真相，來幫助自己的事業。科學家還必須成為更好的溝通者，但許多人做不到。
遺憾的是，在感染病例超過60萬，死亡超過2萬後，美國人終於意識到依賴科學來挽救生命，人們終於意識到科學將使他們擺脫這一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