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嘉琳/文近日，上海證券交易所向本土創新藥領軍企業君實生物發出問詢函，要求就“臨床試驗不良反應發生率水平”“原研專利獨家許可是否符合一般商業邏輯”“公司研發人員的具體構成”等問題進行公開答覆。監管層的書面關注讓國產創新藥再次捲入公共爭論。筆者無意對君實生物及其關聯方的所有公司業務、研發管線進行任何評論，僅希望以上交所問詢為起點，提醒本土創新藥更加重視藥物療效、患者安全，並確保新藥專利交易更加合規。
2015年以來，隨著國務院持續推進新藥審評審批制度改革，業界長期詬病的藥品註冊申請積壓問題基本得到解決。數據顯示，2019年，國產1類創新藥的臨床申請多達503件，這意味著，接下來幾年，上述新藥如能順利通過臨床試驗的“壓力測試”將順利上市——中國創新藥產業後勁十足。
然而，表面上欣欣向榮的本土創新藥，仍然存在三大“命門”，並被本次上交所問詢函一一點到。筆者具體分析如下：
一是臨床療效關。《中國新藥》雜誌的一篇文章揭示，我國新藥靶點的源頭創新不足，在研靶點以追隨為主；基礎研究嚮應用的轉化匱乏等。在新藥臨床試驗申請、上市申請環節，與抗腫瘤藥領域一家獨大相比，疫情防控工作急缺的抗感染藥物、預防性疫苗品種有限，兒童、罕見病等特殊患者的大量臨床需求未被滿足；體現一國生物藥研發“高峰”水平的神經系統、循環系統創新藥佔比較小。
當風險投資、產業資本紛紛湧向抗腫瘤藥物賽道，甚至押寶PD-1、PD-L1（免疫治療藥物類別），扎堆上市的創新藥難免被資本“催熟”，為搶佔首個（批）上市銷售、醫院開方、醫保談判而壓縮臨床試驗週期，聘用頻繁跳槽、追求漲薪的臨床試驗人員，引發業界對臨床療效確證性的質疑。由於我國尚未對創新藥適用於更精細化的分級管理，當部分創業公司搭上政策與產業便車，將“尖端創新藥”的定義從全球首創的“突破性療法”降格為“療效與境外原研藥對標有優勢”，甚至只滿足於“在臨床試驗的理想狀態下療效比得上境外原研藥”，“創新”的成色已經被蒙上了陰影。
二是患者安全關。今年，中央巡視組向國家藥監局反饋的巡視意見中有一條：“按照‘最嚴謹的標準、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要求履行藥品監管職責不夠到位。”國家藥監局近日也將“‘十四五’國家藥品安全及高質量發展規劃”作為下一階段首要工作。然而，一個尷尬的事實是，與境外原研藥相比，暫無任何一款國產一類原研藥品被國家藥監局推薦為參比試劑，即入選為後來者研發創新藥和仿製藥的“模範”對標物。由於本土創新藥上市時間晚，患者數量有限，藥物不良反應仍有待進一步跟蹤，這需要儘快在全國建立藥品全生命週期監管體系，特別是加強對上市後藥物的真實世界研究，並應用於藥品附帶條件暫停使用、退出上市等政策中。
此外，大部分PD-1、PD-L1具有跨適應症（跨癌種）用藥的特性，因此要遏制部分創新藥企業為擴大市場份額，違規對主治醫生開展遊說或收買，在“處方自主權”的掩蓋下跨適應症濫用藥物，從而嚴重威脅患者安全。
三是合規交易關。公開資料顯示，2020年第三季度，至少有66家中國生物醫藥公司完成融資。生物醫藥產業作為朝陽產業，吸引到許多外行業資本湧入，特別是資金體量大、轉型訴求強、利潤要求高的房地產、金融行業資本。部分投資方“重科學輕療效”“重產業輕政策”，對創新技術的療效確證性、不良反應發生率缺乏足夠興趣，對相關在研管線未來三五年將面臨的醫保準入政策、醫院准入政策可能缺乏充分洞察。這些投資方普遍預期在5至7年內收割套現，一旦入錯坑，只能將錯就錯，甚至錯上加錯。因此，迫切需要對外行業資本開展生物醫藥投資輔導，並大力發展投資諮詢、政策諮詢等中介服務業，逐步提高投資方專業水平，確保投資方不會成為本土創新藥行業深度洗牌、優勝劣汰的阻力。
（作者為中國價值醫療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