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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950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羅素，是20世紀最重要的西方哲學家之一。1921年，羅素曾應邀來華講學，在此期間，他通過對比中西文化的異同，對中國文化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與解讀，並提出很多新穎且極富啟發性的觀點。
羅素認為，中國獨特的文化，與以符號構成的漢字有著極大的關係。換句話說，漢字本身具有的優點和缺點，決定了中國文化當中的某些重要特徵。
在羅素看來，由於中國文字是由表意符號構成，和由字母構成的西方文字相比，“會帶來許多不方便之處”。例如，學寫漢字時，必須先學會各式各樣的偏旁部首，不像英文只要學會26個字母就行。
但同時羅素也指出：漢字作為全世界非常少見的表意文字，有一個最大的好處，那就是它的穩定性和持久性。
英語、法語等字母文字，都是一字代表一音，而漢字卻是一字代表一義。因此，雖然中國各地的方言有很大區別，但無論走到哪裡，人們都能讀懂漢字，不會產生溝通障礙。而且，藉助漢字的表意功能，今天的中國人仍然可以讀懂古老的經典，並從中獲取寶貴的歷史經驗。
羅素認為，中國文化之所以能歷經數千年而延綿不絕，足以讓後人追根溯源，“就是由於使用了漢字”。他還援引了中國學者李濟的一段話來論述自己的觀點：
“漢字雖然沒有字母文字的種種便利之處，但是它所體現的簡樸和終極真理卻牢不可破，不受狂風暴雨和艱難時日的侵襲，保護了中國文化達四千年之久。它堅固、方正而優美，恰如它所代表的精神！”
從上古時代的甲骨文開始，古老的漢字歷經商周、秦漢、魏晉、隋唐、宋元、明清，一路來到今天，時光的演進與歷史的積澱，讓漢字成為了中華文化的基本載體。無論是思想、文學，還是歷史、藝術，都仰賴於漢字才能傳承有序。正如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所說的那樣：“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那麼，在我們熟視無睹的漢字背後，究竟藏著哪些有趣的歷史秘密呢？
許進雄先生是國際知名的甲骨文研究專家，他提出的“以甲骨上的鑽鑿形態作為斷代的新標準”這個發現，曾在文字學界產生了深遠影響。許先生年輕時，偶然讀到清人王念孫所寫的《廣雅疏證》，其中提到：“古、昔、先、創、方、作、造、朔、萌、芽、本、根、櫱、鼃、昌、孟、鼻、業等這些字，都有‘開始’的意思。”
這個有趣的發現，讓許進雄對漢字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後來，他考入臺灣大學甲骨文專業，從此踏上了研究中國文字奧妙的旅程。
在這個領域深耕多年後，許進雄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精煉出來，並打磨成《漢字與文物的故事》這套書。在書中，許進雄別出心裁地將文字與文物結合起來，按照歷史年代及類型，將各種文物進行分類彙總，並向我們講述了文物背後的漢字故事：
《回到石器時代》講述的是包括石器、玉器及日常用具在內的史前文物，《戰國重金屬之歌》講述了先秦時期的青銅器和玉器，《返來長安過一天》側重於講述漢唐時期的陶器、漆器、瓷器、雕像等，至於《紫禁城外一抹清脆》，則講述了宋元明清時期最為典型的文物，例如瓷器、景泰藍以及其他奇珍異寶。
02
假如你想知道漢字的筆劃為什麼是今天這個樣子，就需要回到石器時代的生活現場，從石器時代先人的生活器具中，推敲現代漢字原始的起源，解開古器物的來歷與現代漢字的身世之謎。
就拿“父”字來說吧。在青銅器尚未被髮明出來之前，先民們使用最頻繁的工具，是以石頭製作的斤與斧，其中，切割面呈現為橫向的，稱作“斤”，而切割面呈現為直向的，則稱作“斧”。
“斧”字最初的字形是“父”字，在甲骨文中，這個字的形狀是一隻手拿著石斧的樣子，而金文的字形就更加傳神了，斧頭被畫成上面尖銳、下方圓弧的形狀，對側面的厚度加以描畫，因為只有剖面達到這種厚度，才能發揮斧頭的效能。
“父”字後來經過演化，用來指代和稱呼“父親”，因此，為了區別“石斧”的本義，就在“斧”的字形“父”下面加上“斤”，就變成了今天我們所用的“斧”字。
為什麼用石斧的形象來稱呼父親呢，有人認為，這是表示男性對女性、父親對兒女的權威。不過，在許進雄看來，它可能只是表示源自新石器時代的兩性職業分工。因為石器時代是母系氏族社會，養育孩子的責任主要由母親擔負，男子的地位並不像後來那麼尊貴，更談不上權威了。在商代，父親與叔、伯、舅一律都被稱為“父”，到了周代以後，才逐漸確立起更周全的人倫稱呼。
還有“磬”這個字，磬是一種用扁平狀石板製成的敲打樂器。在甲骨文中，它的字形就是手拿木槌，敲擊懸掛著的石磬的形象。在江淹的《別賦》中有這樣一句：“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這裡的“石”字就是指“石磬”。
在上古時期，當敵人入侵部落時，首領就會敲擊石磬，發出示警，因此，甲骨文裡“攻”字的形狀，就是一個人手持樂槌，敲打一件懸吊著的長方形石磬。
由於擁有石磬的人，大都是王公貴族，所以，磬也被看作是位高權重者的象徵。在《禮記·樂記》中就有“君子聽磬聲，則思封疆之臣”的說法。你看，古人聽到石磬的聲音，就會聯想到鎮守邊境的官吏，足可見磬的地位之尊崇。
由於“磬”字的讀音與“慶”相同，因此早在商代，先民們就特意把石磬雕刻成魚的形狀，用來表示“餘慶”的好兆頭。在河南安陽出土的一件商代魚形石磬上，還裝飾著雕工精緻且圖案悅目的“陽起虎紋”。在鑽鑿工具還沒有被髮明的時代，這種複雜的紋路，就代表著雕琢玉材的最高工藝。
03
到了商周時代，中國的工藝技術進入全新境界，冶金術的發明使人們走出漫長的石器時代，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此時，青銅器成為最重要的代表性器物，而當時的文字也圍繞著青銅生活而造形。
可以說，每一件商周文物都有它隱藏的趣味，每一個漢文字都有它演變的智慧。
在河南洛陽附近的一處古墓，曾經出土過一個造型精緻的酒壺，五道環繞又密集的相互糾纏的龍紋，盤旋在這個製造於東周時期的青銅酒壺上，龍紋之間以凹下的環帶相隔。在壺頸上，刻有50個字的銘文，上曰：
“唯十年四月吉日，命瓜君嗣子乍鑄尊壺，柬柬獸獸，康樂我家。遲遲康叔，承受屯德，祈無疆至於萬億年，子之子，孫之孫，其永用之。”
這段銘文中的“命瓜”應當讀作“令狐”，整段銘文的意思是希望令狐家族能夠康樂，長官康叔能受厚德，家族的傳承能時代綿延下去。因此，這個青銅酒壺被稱為“令狐君嗣子銅壺”。
我們知道，中國的酒是用穀物釀造的，因此酒體中含有大量酒渣。在祭祀中使用的酒，必須是把渣滓濾掉之後，得到的品質更好的清酒。只有如此，才能表達對神靈和祖先的虔敬之情。
在《左傳》中，齊相管仲細數楚國所犯的大罪，其中就有“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之罪。這句話是說，楚王向周王室進貢的酒，是未經過濾的粗酒。此舉是對周天子的大不敬，因此齊國以此為由，發兵討伐楚國。
古人過濾酒的方法，是把香茅放在酒壺上面，然後往上倒酒，酒就從香茅的縫隙間滴入壺中。這樣一來，不但可以濾去酒中的渣滓，還能讓酒體沾染香草的芬芳。因此，在甲骨文中，“茜”字的字形就是兩手拿著一束茅草放在酒壺旁邊，表示用香茅濾酒之意。
周朝末年，王室逐漸失去了對諸侯的約束力，於是便進入了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代。隨後，就進入了歷史上最多元、最開放，也最充滿逸趣的漢唐時代。
隨著西域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萌生出許多不同於前代的文化、藝術與工藝，因此，漢唐時代的文物與文字，煥發出與商周時期大為不同的光彩。
新的字應運而生，舊的字也產生變化，無論是鬼斧神工的藝術巧思，還是與時俱進的漢字趣味，都讓人嘖嘖驚豔。
到了宋元明清時代，景泰藍、青花瓷、景德鎮等瓷器享譽國際。大氣恢弘的帝國文化，催生出神奇的技藝，其中蘊藏的人文素養，也透過文字一一展現。
漢字作為傳播文化的載體，是連接文物與文化的最佳紐帶。通過古老的漢字，我們才得以窺見遙遠而神秘的華夏文明，傾聽文物與歷史背後的故事。
法國哲學家薩特曾經說過：“世界上有兩樣東西是亙古不變的，一是高懸在我們頭頂上的日月星辰，一是深藏在每個人心底的高貴信仰。”而文物與漢字就是中華民族永恆的文化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