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明清通俗及文言小說，隨處可見形形色色的男風故事。
就像明朝博文學家謝肇淛（zhe）（1567—1624）說的：“今天下言男色者，動以閩廣為口實，然從吳越至燕雲，未有不知此好者也。”
謝肇淛之墓
明清時期的男風小說可謂“不勝枚舉”：
明朝王世貞（1526—1590）的《豔異編· 男寵部》、馮夢龍的《情史· 情外類》及清朝吳下阿蒙的《斷袖篇》等。
王世貞著《豔異編》
值得玩味的是，相比於“異彩紛呈”的男風小說，指代女同性戀的小說作品少之又少。從同性戀小說中出現隱晦語，便能窺知一二：
- 指代男同性戀者的隱晦語非常多，如老官、契父、契兄、老斗、龍陽、孌童等；
- 指代女同性戀的隱晦語，只有“對食”、“磨鏡”兩詞。
由此可見，在明清的同性戀小說中，“男風”佔據著絕對的“統治地位”。
明清小說中，什麼樣的人“好男風”？
首先我們要說明的是，我國古代的“同性戀”與今天的“同性戀”，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明清小說中同性戀者，一般都按雙方的社會和經濟地位來進行角色分配的，如尊對卑、富對貧、主對僕等等。“主動方”與“被動方”，可謂涇渭分明，決不混淆。
吳下阿蒙著《斷袖篇》
同性戀的“主動方”，一般都是權力結構中的強勢方，以官員、商賈、富人、名士居多。他們或有金錢，或有權力，或有地位，且都有家有室”。
之所以選擇“同性”，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原因：
- 滿足畸形性慾或有獵奇心理；
- 尋求情感慰藉；
- 附庸風雅，純粹的“跟風”。
同性戀“被動方”則更為弱勢，還有“職業”和“非職業”之分。基本都出身寒微，“不得不”出賣色相。
- “職業”主要由小官、小唱、相公等構成；
- “非職業”主要由年幼書生、門子、僕童、沙彌、道童等組成。
《博古葉子·董賢(斷袖)圖》版畫紙本墨印
雙方很少有“感情”可言，更多的是“金錢”與“男色”的交易，甚至還經常出現“小官跳槽”的情況。“被動方”的社會地位，在得到強勢“上升”後，其“角色”也會隨之發生變化，但“成功”的概率相對很低。
有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同性戀”？
實際上，明清男風小說中的“主動方”，基本是都是“雙性戀”。形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有兩種，即社會原因和心理原因。
1）社會原因
儒家主流文化以及祖先崇拜和宗嗣觀念，是古代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倫理的基礎，而家庭作為構成社會的最小單元，為維持社會穩定與和諧，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為了保證種族的繁衍、宗嗣的延續與家族的興旺，結婚和生育便成為超神聖的性義務。
儘管古人說過“食色，性也” ，
但這裡的“性”有著很強的目的性，即“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的“神聖任務”。
在遠古時代，生育是大事
因此，與生育無關的“聲色之好”、“體膚之悅”，統統被道學家們扣上了“淫”的帽子。所謂“萬惡淫為首”，本質上是對與生育毫無瓜葛的性行為的否定。只是單純“娛樂”的同性性行為，必然為主流社會所側目和不容。
在當時看來，“抵制婚姻”的男人，是對社會、家族極不負責的“不忠不孝”之人，對這些明清士人而言，即便再“大逆不道”，也必須把“”成家作為立足於社會的基本條件。
道學家：這可使不得啊使不得....
因此，撰寫“男風”小說的文人們，也不會冒天下之大不韙，將“反家庭、反婚姻、反生育”的“絕對同性戀者”當做主人公。
畢竟，“男風小說”的受眾還是蠻多的。2）心理原因
我們所說的雙性戀者，既對異性感興趣亦對同性感興趣的人。不過，每個人對異性與同性“感興趣”的程度不盡相同。
有些人的性取向，會在某一時段/環境中比較明顯地傾向同性。如寺廟僧道、學塾書生、監獄犯人、行伍士卒等境遇型同性戀者。
- 由於環境的侷限，缺少女性性慰藉，他們只能去同性那裡尋找性通道；
- 當環境改善時，他們便迴歸常態。
《迦陵填詞圖》卷，版刻、紙本墨印
另外，男人普遍具有追求新鮮刺激的冒險欲。在條件與環境允許的情況下，倘若沒有道德規範的約束，很容易沉溺於性獵奇中不能自拔，並在其過程中體會冒險與佔有的愉悅。
因此，大部分“雙性戀”的性取向，仍舊偏向異性戀，也深知結婚生育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責任與義務。中國古代的“男風”，本質上就是“將男色想象成女色而加以褻玩”的風氣。
明清小說中“好男風”者的特質
中國幾千年的“男權體制”，不僅讓女性長時間處於次要和服從的第二性地位，甚至滲透到了男性內部。
年少貌美、性格溫順的男童，被“好男風”的士人們“戲擬”成女性，對他們的性別作故意的、暫時的誤認同，因此得以實現對他們的性壓迫、性侵犯。
這種將男作女的“戲擬”現象，在明清男風小說中表現得非常普遍。男風小說中，處處展露出對男寵、孌童、優伶的“雌化心態”，所有作者均刻意強化他們的女性特徵。
明朝時妓女因為客人被搶走和男娼互罵
他們不僅有女性化的名字和外貌，還被賦予了女性的性格及氣質，甚至還被要求以所謂的“三從四德”的標準來行事。
《宜春香質· 雪集》第一回中的小官伊人愛“生得骨清眼媚，體秀容嬌，韻度幽閒，丰神綽約，威儀瀲豔，紅白時生” ，可謂人見人愛.。
然而，正所謂“美人易老”，男色比女色更難保鮮。花樣少年一旦出現了男性性徵，就會被迅速踢出“受寵”的行列，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亞男性。
充當男寵的優伶及男娼，其青春期一般只能維持五年左右，即從十三四歲至十八九歲，短暫如曇花一現，二十歲往上當男性體徵出現後，便被被人拋棄遺忘。
王振鵬款《漁家樂讀》
由於“被動方”處於弱勢地位，他們不得不接受“被雌化”，按照“主動方”的獵奇心態將自己“變”成女性。更可怕的是，“被動者”還被要求對“主動方”專一忠貞，一“女”不侍二夫。
封建男權社會的“貞節觀”，就是要求女性用身體“踐行”所謂“男尊女卑”、三從四德的道德觀念，在身心兩方面將她們牢牢主宰掌控，實現男性霸權主義終極佔有的慾望。
主流文化如何“看男風”
主流文化對於“男同性戀”的態度，是持鄙視甚至是反對態度的。
《二刻拍案驚奇》十七卷“同窗友認假作真”中，書生魏撰之與聞俊卿有一段有趣的對話，反映了明代士人對同性戀的看法：
（魏撰之）便取笑道：“而今世界盛行男色，久已顛倒陰陽，那見得兩男便嫁娶不得?”聞俊卿正色道：“我輩俱是孔門弟子，以文藝相知，彼此愛重，豈不有趣? 若想著淫暱，便把面目放在何處? 我輩堂堂男子，誰肯把身子做頑童乎?”
《二刻拍案驚奇》
他們認為，男風是不光彩的淫暱行為，身為頑童更是一個男人最大的恥辱。對於同性戀者的行為，大部分異性戀者是無法理解的。
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闡述了這種困惑：
- 男女居室，為夫婦之大倫；
- 燥溼互通，乃陰陽之正竅。迎風待月，尚有蕩檢之譏；
- 斷袖分桃，難免掩鼻之醜。
儘管自古以來，我國沒有嚴刑峻法來“懲治”同性戀行為。但在某種意義上，社會的歧視比刑法還要嚴酷。大部分同性戀者（尤其是被動者），由於深受傳統主流文化的浸淫，對自己的行為都懷有深重的羞恥感。
《閱微草堂筆記》十二卷中就描述了這樣一個孌童：
某公眷一孌童，性柔婉，無市井態，亦無恃寵驕縱意。忽泣涕數日，目盡腫。怪詰其故，慨然曰：“吾日日薦枕蓆，殊不自覺。昨寓中某與某童狎，吾穴隙竊窺，醜難言狀，與橫陳之女迥殊。因自思吾一男子，而受汙如是，悔不可追，故愧憤欲死耳。”某公譬解百方，終怏怏不釋，後竟逃去……
根深蒂固的傳統價值觀念，使這位孌童最終“愧憤欲死“。可見來自於內心的負罪感，遠強於任何外來的壓力。
即便一部分同性戀者厭惡女性、仇視婚姻，但他們中的絕大部分都成家生子，這是中國同性戀文化中的又一個悖論。
《閱微草堂筆記》的作者，便是大名鼎鼎的紀曉嵐
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知識分子儘管對男風並不認同，但開始主動調整自我的觀念，試圖容忍、理解、同情這一現象。
譬如在《紅樓夢》中，寶玉與秦鍾等人的少年愛中，“進化”出了與以往“男風”小說中完全不同的“平等的同性愛”。
87版《紅樓夢》裡的賈寶玉和秦鍾
賈寶玉出自富有的侯門公府，秦鍾儘管也出自小康之家，但社會及經濟地位與前者相比，可謂相差懸殊。
但在他們的感情中，物質條件並不佔重要地位，雙方也不以對方為依附對象，更看重的是性格品性上的頗多契合。他們互為知己，互相傾慕，體現了一種極為寶貴的平等相愛觀念。
小結
總的來說，明清小說中有關同性戀的描寫，大部分是欲多於情，是性與情的悖離。
小說充斥著低級露骨的性描寫，只表達著低層本能的慾念，“性”不能讓讀者看到人生與社會，更不能讓讀者從肉慾表現中昇華到情感層次。
好在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於同性戀的關注也更趨於理解和認同。同性戀從被醜化、妖魔化，到試圖寬容、理解與同情，再到對平等、互愛的同性戀產生審美與認同，人類社會在這一過程中逐步走向進步和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