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Ian Goldin
本文內容由海邦灃華編譯
萊昂納多·達芬奇在死後的第五個世紀名聲大噪。每年有六百萬人湧進盧浮宮觀看他的《蒙娜麗莎》，《最後的晚餐》依然是最具複雜性的宗教作品。2017年，最後一幅私人收藏的《薩爾瓦多·蒙迪》以4.5億美元的高價賣出。他塑造的維特魯維亞人裝飾著無數的牆壁，書籍封面和歐元硬幣。
世人折服於萊昂納多的藝術造詣，但實際上只有十幾幅畫是完全由他一人創作的。在生活中，他給自己的定位並不是藝術家，而是工程師和建築師。他的手稿筆記本，顯示了其不受學科界限約束的思想運作，是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和創造力的最終體現。
歷史不會重演，但卻有其規律。文藝復興使中世紀的意大利一躍成為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1500年時，意大利的平均收入比西歐高出30%。
現如今，時代變革給部分人帶來了巨大的財富，同時使其他人產生了越來越多的焦慮和失望。生活在加速變革時代的我們可以從萊昂納多和他的實踐中吸取什麼教訓，以確保我們從新的繁榮中獲益的同時，保持持續性的進步？
提到文藝復興，我們會想到佛羅倫薩。萊昂納多於16世紀60年代中期抵達佛羅倫薩，在十幾歲時成為畫家Verrocchio的學徒。這個城市已經成為思想的孵化器。14世紀末，佛羅倫薩已成為富裕商人的家園，其中包括曾是教皇法院銀行家的美第奇人。他們對人文哲學思想的興趣，對藝術的廣泛讚譽，以及精心裝飾的建築的委託，催生了創造性的工作坊，並吸引了來自意大利其他地區的工匠、藝術家、作家和哲學家。
“繪製飛行器”，c，1480 。 照片：Print Collector / Getty Images
佛羅倫薩的快速發展與文藝復興的信息和思想革命息息相關。Johann Gutenberg在14世紀50年代早期用活字印刷了他的《聖經》，從1452年Leonardo出生到他20歲生日，大約有1500萬冊書籍被印刷出來，超過了過去1500年中所有歐洲文人的作品。
信息革命並沒有使地域的重要性降低：它使地域變得更重要。那些希望身處變革前沿的人會前往充滿活力的地方，尋找志同道合的創新者，激發創意和融資。今天，這可能是硅谷；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也變得同樣吸引人。佛羅倫薩對多樣性和移民的包容，吸收了大量的穆斯林和猶太人，外來者貢獻了定義其藝術的思想和技術，催生了文藝復興時期的繁榮。
機械翼與齒輪，技術和機械圖紙從筆記本，萊昂納多達芬奇（1452年至1519年）。
今天，全球化和數字經濟的好處集中在多元化的大城市，如舊金山，紐約，倫敦，巴黎，新德里和深圳，他們與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有著的多樣性和包容性。
因此，文藝復興的第一個教訓是：天才不是簡單地出現，而需要被培養。非凡天賦-天才-隨機分佈，這意味著大量的現代達芬奇正等待著被髮掘。文藝復興時期僅有5億人活著，其中大約1000萬人識字。如今，中國有77億人口，其中識字人數約為65億。由於人數眾多，在孟買、上海、聖保羅或索韋託這樣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極有可能湧現出才華橫溢的人才。未來的達芬奇會在他們的努力中得到支持嗎？我們會歡迎革命思想的不同起源嗎？
第二個教訓是：天才的思維跨越了學科界限。萊昂納多古怪的頭腦在如今劃分明確的各大領域中暢遊。他的日記揭示了數百項發明，包括飛機、直升機、坦克、潛艇、降落傘、潛水設備、閱讀眼鏡、樂器、織布機等等。這其中的許多創新在當時看來天馬行空，無法實現。但是幾百年後，冶金、製造和機械的技術發展終於趕上了萊昂納多，將他的遠見卓識化為實際的產品。
萊昂納多達芬奇繪製的兩幅心圖，c，1513 。 照片： Print Collector / Ge
萊昂納多的方法是觀察和演繹。他對周圍的世界進行細緻的考察，依靠的是經驗證據，而不是概念理論。他通過解剖屍體來研究解剖學，並繪製了數百幅詳細的圖畫。這些圖畫首次揭示了人體以及馬、牛、鳥、熊、青蛙和其他動物的不同器官和系統之間異常複雜和分層的生理和生物力學關係。
“對子宮內胎兒的研究”（1510年）。照片：Print Collector / Getty Imag
如今，任何領域的知識深度都在不斷增加，這意味著需要更細緻的分工和專業化。然而，這抑制了創造力和應對現實問題的能力，現實問題的混亂複雜性與日益分散的學科之間的共同點越來越少。
文藝復興的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教訓是：當事物變化得越快，人們就會被迅速地拋棄。文藝復興的結束，是因為全球商業和信息的快速革命導致了極大地不確定性和社會焦慮。印刷革命為民粹主義者提供了挑戰舊政府的手段，消除了由於商業全球化和加速的技術變革帶來的財富分配失衡引起的強烈不滿。
事情變化越快，人們被拋棄的風險就越大，他們的憤怒也就越大。
我們不應該對人們的憤怒感到驚訝。因為大量不平等現象地滋生，只有少數人能從與新世界的貿易中受益，大部分人根本負擔不起市場上的香料和其他奢侈品。對進步的強烈抵制助長了廣泛的不公正感。經濟、社會和技術動盪帶來的收益和損失分佈嚴重不均衡。文藝復興時期，雖然有些人蓬勃發展，但其他人卻被拋在後面，也就不難理解人們為何變得焦慮和憤怒。
“用操作它的人繪製飛行器”，c 。照片：照片Josse / Leemage / Getty Imag
互聯網創造了蜂巢式生活，人們可以利用雲數據幫助癌症研究人員，或動員抵禦氣候變化。進步思想從一個人身上傳播的速度和程度，在全球氣候變化抗議的“梅託運動”（Greta Thunberg）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不同的群體可以合併成基於問題的聯盟，這在滅絕叛亂也明顯可見。
但是，硅谷的技術傳播者往往忽視了一點。信息革命除了讓新穎的想法蓬勃發展之外，也為危險的念頭提供了平臺。在思想之戰中，民粹主義者比腦科學家、訓練有素的創新者和溫和寡言的大多數人更能煽動心懷不滿者。為了取得成功，基於證據、創新和理性的思維必須取得勝利。
天才的想法能在文藝復興時期蓬勃發展，仰賴於有助於創造和傳播知識的支持性生態系統，這一系統隨後被可怕的宗教所粉碎。在包容性和基於證據的論點再次受到威脅的今天，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向這位超凡的前輩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