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多方表達妥協的意願，但停止進攻武昌絕不是清朝廷的本意。
1911年11月20日，朝廷將御史齊忠甲的一道奏摺抄送給正在武昌前線的段祺瑞：“御史齊忠甲奏各省獨立，大局垂危，急宜攻克武昌以速成君主立憲一折。著段祺瑞妥慎籌維，相機辦理。原折著鈔給閱看。”（《宣統政紀》卷64）
而據張達驤《我所知道的徐世昌》一文記載：“恭親王等質問袁世凱：龜山大捷，漢陽收復，乘勝渡江，武昌指日可下，為何既打勝仗，尤須停戰言和？”
但我們從朝廷1911年11月29日的上諭的措辭中就會發現，清朝廷無論是心甘情願還是被迫，最終還是接受了停止進攻武昌的事實：“昨接軍報，已克漢陽。反覆思維，轉增忉怛。比月以來，鋒鏑交加，死亡枕藉。加以地方糜爛，元氣大傷。小民蕩析離居，轉徙溝壑，慘痛情狀，至不忍言。雖殺機起自革黨，而四境之內，皆吾赤子，一經戰開，兩有損傷。哀我國民，橫遭荼毒。瘡痍滿目，良用心惻。著段祺瑞協商慈善救濟會，遴派多員，前往戰地，不分畛域，掩埋骸骼，醫治傷殘，並將被難人民，設法拯救，加意撫卹。俾死者免致暴露，生者賴以保全，用副朝廷哀矜庶民、痌瘝在抱之至意。欽此。”（見《袁世凱全集》第19卷第95頁）
英國人的居間調停
12月1日，北洋軍與革命軍達成臨時停火協議：“一、息戰時各守現據界線。彼此不得稍有侵犯、窺探等情；二、息戰之期。訂期由某日某時止，計三日。兩軍不得於此期內開戰；三、軍艦不得藉息戰期內，泊近武漢南北岸，以佔優勝，須遠駛武漢下游，至息戰期滿為止；四、停戰期內，兩軍不得添軍修壘，及一切補助戰力等事；五、息戰之約，須有駐漢英總領事官畫押，為中證人，庶免彼此違背條件，以重公法。”（《宣統政紀》卷65）
居間調停的是兩個英國人：駐華公使朱爾典和駐漢總領事葛福。
雙方約定，停火從12月1日開始。但就在2日，形勢卻發生了重大變化。當天，革命軍攻克南京。這就使得袁世凱原本計劃好的議和基礎——君主立憲政體發生了動搖。革命軍一方愈發堅定了自己建立共和政體的決心和信心。
12月3日，袁世凱向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透露：“各方情況愈益證明，為挽救時局，攝政王之廢黜已成為不可避免。為此，特派唐紹儀前往南方探詢意向。唐紹儀將負此使命於一兩日內動身。”（見《袁世凱全集》第19卷第110頁）
唐紹儀蠟像
12月4日，雙方3日臨時停火期滿，又續期15日。“一、總理大臣派北方居留各省代表人前往與南軍各代表討論大局；一、唐紹怡（原文如此，應為“儀”-引者）充總理大臣之代表，與黎軍門或其代表人討論大局。”（見《袁世凱全集》第19卷第112頁）
12月6日，載灃辭去攝政王之職，“仍以醇親王退歸藩邸，不再預政。……嗣後用人行政，均責成內閣總理大臣、各國務大臣，擔承責任。”（《宣統政紀》卷66）
12月7日，朝廷授權袁世凱“為全權大臣，由該大臣委託代表人，馳赴南方，切實討論，以定大局。”（《宣統政紀》卷66）
同一天，袁世凱正式任命郵傳大臣唐紹儀為自己的“全權代表”，“遵旨委託貴前大臣為本大臣之全權代表，即希剋日遵旨前往。”（見《袁世凱全集》第19卷第125頁）
立憲還是共和？
12月8日，清朝廷與革命軍的代表在上海開始“南北議和”的談判。北方全權代表是唐紹儀，南方全權代表是伍廷芳。兩人一為留美幼童，一為洋務外交元老，年齡相差了20歲。
伍廷芳墓
談判的核心焦點即是，立憲還是共和？
談判開始前，袁世凱曾公開表態：非君主立憲不開談；而革命軍的態度是：共和已為人心所向，非承認共和不開談。
當談判在12月10日進入實質性階段後，伍廷芳即提出了共和的議題。但出人意料的是，“萬不料伍（廷芳）甫提及民主，唐（紹儀）即滿口贊成”。也就是說，南北雙方根本沒有就立憲還共和進行過任何交鋒，北方代表團即“繳械投降”了。
這一情況可以被當時談判現場會議記錄彙集成的文字材料——《共和關鍵錄》一書完全證實。
唐紹儀在奉命南下之前，肯定曾與袁世凱就談判的底線和分寸做過溝通，但二人就此都沒向外界有過任何披露，其真相不得而知。
但有幾個細節值得玩味：第一，袁世凱並沒有馬上免去唐紹儀全權代表的職務，且沒有削減其權限；第二，《袁世凱全集》中收錄了1911年12月13日羅惇曧給梁啟超的一封信：“汪兆銘自共濟會後，時來往京津之間，先由嚴修介紹見袁。袁謂：國民會議，我極贊成，惟我站之地位，不便主張民主，仍系主君主立憲，萬一議決後，仍系君主多數，君當如何？汪答：議決後我必服從多數；惟以我觀察時論之趨向，必系民主多數。如議決民主，公當如何？袁謂：既經議決，王室一面我不敢知，我個人必服從多數。汪復至津見唐，唐言此事是我發起，必以多數為服從。汪已屢與唐協商。唐為正，楊士琦、嚴修為副，有嚴不願行之說。”（第19卷第151頁）
這封信透露出兩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南北何談前，唐紹儀已經有“國民會議”之議，其本人表示，立憲還是民主？自己服從“國民會議”最終的投票結果；而袁世凱亦持此論。
由此，我個人認為，在立憲還是共和的問題上，唐紹儀未經抵抗即“繳械投降”，可能讓袁世凱不滿，但贊成共和，本就是其選項之一。
妥協的藝術
1911年12月27日，袁世凱接受了“召開國民大會公決國體案”。此案由唐紹儀在議和中提出，也得到南方代表伍廷芳的認同。
但是，袁世凱不接受唐伍二人達成的國民大會組成辦法；更重要的是，12月27日，各獨立省份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選舉了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這觸碰了袁世凱的真正底線。
1911年12月31日，唐紹儀向伍廷芳表示，自己將辭去全權代表一職。
1912年1月1日，唐紹儀正式向袁世凱提交辭呈。
1912年1月2日，袁世凱免去唐紹儀全權代表職務，親自與伍廷芳進行電文談判。
南北和議陷入僵局。
1912年1月1日，中國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宣佈就任臨時大總統。孫當即致電袁世凱：“公方以旋轉乾坤自任，即知億兆矚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雖暫時承之，而虛位以待之心，終可大白於將來。望早定大計，以慰四萬萬人之渴望。”這是給袁世凱預備的“定心丸”。只要袁世凱支持共和，我孫文立馬讓賢。
為給袁世凱施加壓力，孫中山在做出讓賢承諾的同時，還公佈了一個“六路北伐”的方案。但最終，北伐軍僅在蘇北、淮南幾個地區有所動作，並沒有產生什麼實際效果。
1912年1月14日，袁世凱讓梁土詒密電唐紹儀：“清廷正籌商退處之方……前雲孫君肯讓袁，有何把握，乞速詳示！”
16日，孫中山覆電：“如清帝實行退位，宣佈共和，則臨時政府決不食言，文即正式宣佈辭職。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迫清帝退位，已經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事了。
一場“桌子底下”的秘密談判
其實，就在唐紹儀與伍廷芳南北議和談判進行的同時，另一場軍事層面的秘密談判也在同步進行。
北方代表是直隸陸軍學堂總監廖宇春（少遊）和段祺瑞的軍參議靳雲鵬等3人，南方代表是代表黃興和江蘇都督程德全的浙江新軍參謀長顧琮琛等人。
1911年12月3日，廖宇春與靳雲鵬在火車上偶遇，二人在車上即達成共識：一、保皇室尊榮；二、建立共和政體，袁世凱為大總統；三、優待戰時將士；四、恢復各省秩序。二人分別遊說南北，靳雲鵬負責遊說北方，廖宇春負責遊說南方。
12月8日，廖宇春，上海開明書店創始人夏清貽，保定陸軍預備大學堂總辦張鴻逵與雲南臨元鎮總兵孔文池4人，在北京泰安樓密商。4人決定，由廖夏二人先至漢口，再到上海，尋找與革命軍密談的機會；張鴻逵在京師和保定間遊說軍界高官；孔文池到漢口，會同靳雲鵬遊說段祺瑞和馮國璋。等，此前，廖與靳有過一談，兩人在此事上面已有共識。
12月14日，廖、夏、孔3人抵達漢口。靳雲鵬告訴廖宇春，他已經開始了遊說工作，段祺瑞身邊的參謀徐樹錚、曾毓雋都贊成這個方案。
之後，廖宇春等在上海與顧忠琛也接上了關係。
12月20日，幾人達成了一個有5項內容的協議：一、確定共和政體；二、優待清帝；三、推舉先推翻清政府者為大總統；四、南北滿漢出力將士，各享其應得之優待，並不負戰時害敵之責任；五、組織臨時議會，恢復各地秩序。
廖宇春本人在北洋系中不是什麼大人物，他此舉是否獲得了袁世凱的授意，還無法確定；但顧忠琛肯定獲得了黃興本人的授權，因為他持有黃興委任他與廖宇春“商訂一切”的委任書。顧忠琛本名顧忠深，黃興還因筆誤，將“深”寫成了“琛”。
而南北議和談判最後達成的協議，與此協議的大框架一般無二。
康濤
2020年9月15日於北京無遺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