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2日，清朝廷明發上諭：“湖廣總督瑞澂著即行革職，帶罪圖功，仍著暫署湖廣總督。”
在這道上諭中，朝廷同時命令陸軍部大臣蔭昌率領兩鎮新練陸軍赴武漢剿滅起義軍；配合陸軍行動的，是海軍大臣薩鎮冰率領的“兵輪”。
兩天後的10月14日，清朝廷再次明發上諭：“湖廣總督著袁世凱補授，並督辦剿撫事宜。”同日另一道上諭稱：“袁世凱現簡授湖廣總督。所有該省軍隊，暨各路援軍，均歸該督節制調遣。蔭昌、薩鎮冰所帶水陸各軍，並著袁世凱會同調遣。”（以上均見《宣統政紀》卷61）
袁世凱
被派去剿滅革命的新建陸軍包括：陸軍第四鎮，混成第三協和第十一協，編為第一軍。指揮官是蔭昌；陸軍第五鎮，混成第五協和混成第三十九協，編為第二軍。指揮官是馮國璋。
為保護京師周邊安全，清朝廷又將禁衛軍和陸軍第一鎮編為第三軍，指揮官是貝勒載濤。
陸軍第一、四、五鎮，均屬原北洋六鎮；混成第三協屬陸軍第二鎮，第十一協屬陸軍第六鎮；混成第五協屬陸軍第三鎮；混成第三十九協屬陸軍第二十鎮，這支部隊的老班底是徐世昌赴東北總督任時，從第二、第四鎮中抽調的部隊。
也就是說，上述所有部隊都有一個老長官——袁世凱。
袁世凱出山
10月14日，袁世凱的老部下阮忠樞趕到彰德，向袁傳達了朝廷的新任命。袁世凱沒有絲毫猶豫就答應了。很多傳聞稱，袁世凱提出了重新出山的六個條件，即，一、明年即開國會；二、組織責任內閣；三、寬容參與此次事變的人；四、解除黨禁；五、須委以指揮水陸各軍及關於軍隊編制的全權；六、須提供十分充足的軍費。其實這只是傳聞，純屬子虛烏有。
袁世凱在第二天給慶親王奕劻的信中即稱：“特近因入秋驟寒，突患痰喘作燒之症，頭眩心悸，思慮恍惚。現趕加醫治，一面料理籌備。一候稍可支撐，即力疾就道。”
10月16日，袁世凱的《謝恩折》抵達京師。
同日，蔭昌親赴安陽拜見袁世凱。二人在袁的臥室密談，“語秘不得聞”。
10月19日，袁世凱電請內閣代奏，稱自己“赤手空拳，無從籌措”，並提出了兩項具體要求：一、立即在“直隸、山東、河南等省，招募曾經入伍壯丁一萬二千五百人，照武衛左軍現行營制，編集二十五營，作為湖北巡防軍。此項營制，參仿湘、淮，以期易於成立。”；二、要求“度支部速撥的款四百萬兩，以備撥支。”
10月30日，袁世凱從安陽出發趕赴湖北。
袁世凱隱居洹上時的釣魚處
11月1日，袁世凱抵達湖北孝感。
而在此期間，袁世凱早已開始在鎮壓起義的人事問題上有所動作。10月20日，他在給內閣代奏的電文中點了幾個舊部下的名，正式向朝廷要人：卸署江北提督、開缺副都統王士珍，軍諮府正使、副都統馮國璋，副都統銜、開缺奉天度支使張錫鑾，已革黑龍江民政使倪嗣沖，直隸候補道段芝貴，山東軍事參議官陸錦，直隸補用副將張士鈺，直隸候補知府袁乃寬，第四鎮統制吳鳳嶺。
陽夏之戰
10月18日，革命軍開始進攻劉家廟火車站（今江岸貨車站）。海軍大臣薩鎮冰率領的艦艇，從江面上給張彪的第八鎮步兵提供了強大的火力支持，革命軍進攻受阻，被迫撤至大智門火車站，最終退回漢口市區。
大智門火車站
10月19日凌晨，革命軍再次發起進攻，他們以騎兵為前導，還有炮兵的火力支援。激戰至中午，清軍潰退，但散兵遊勇繼續在鐵路沿線棚戶區負隅頑抗。此時，江面上的清軍艦艇因彈藥用磬暫停了炮擊，革命軍乘此間隙，一舉佔領劉家廟。清軍退至三道橋，在灄口重新集結。
當夜，革命軍向灄口發動進攻。至21日清晨，革命軍進攻失利，退回三道橋至劉家廟間修築工事，阻擊清軍入城。兩軍在三道橋形成南北對峙，戰事進入膠著狀態。
此時，由於運輸問題和彈藥補給不力，清朝廷派遣的大量援軍被困在河南信陽無法入鄂。
10月27日，袁世凱被朝廷“授為欽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陸各軍並長江水師，暨此次派出各項軍隊均歸該大臣節制。”
當天，馮國璋奉袁世凱命令，率部從水陸兩線猛攻劉家廟。據熊炳坤當天寫的日記記載，革命軍遭到清軍的猛烈進攻，中午之前已經從劉家廟敗退。之後，“各協在大智門集合，收集殘餘兵士，五協有三百餘人。九標統帶杜武庫為前衛，炮隊統帶姜明經為臨時總指揮，分兩路進攻：一順鐵路而下；一由競馬場西南端小道前進，與敵遭遇於競馬場，互有勝負。但敵之地勢較優，又有機關槍之利，我軍死傷甚多，不能支持，且戰且退。日暮停戰，在歆生路集合檢點人數，所剩無幾。”（見熊炳坤《陽夏戰爭日記》）
28日，兩軍在大智門火車站展開爭奪戰，車站幾易其手。當日，黃興和宋教仁從香港趕到武昌。
29日，清軍攻陷循禮門，革命軍向南退往漢口華埠區，雙方展開了激烈的巷戰。
30日，漢口大火焚城。毋庸置疑，這就是馮國璋手下放的火。
大火連燒了3天，大火“所存者，下惟花樓一帶，上惟礄口一帶，不及全鎮（指漢口-引者）十分之一者。此二處下路因與洋街近，不敢縱火；上路則留作巢穴，故倖免於難。”
舊漢口租界江漢關
更為可恨的是，民眾自發組織救火時，“北軍轍以手槍恫嚇之”。漢口有民間消防組織“救患會”、“如善堂”、“公益會”等，他們都參與了救火。但北洋軍居然槍殺了正在全力救火的漢口“救患會”費姓救火員。
漢口大火後，連馮國璋的幾位“老朋友”：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第三鎮協統盧永祥、第二混成協統領藍天蔚、第三十九協協統伍祥幀、第四十協協統潘矩楹等都聯名致電清朝廷，要求懲辦馮國璋。
不過，這場大火確實幫了北洋軍的忙。11月2日，漢口失守，革命軍退防漢陽。
11月17日，革命軍在炮火掩護下，在漢水的琴斷口附近架起浮橋，兵分兩路反攻漢口，結果遭遇重大傷亡，進攻失利，被迫於第二天傍晚撤回漢陽。
11月21日，清軍發動了對漢陽的進攻。
27日，革命軍放棄漢陽，退回武昌。
陽夏保衛戰的失利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也不能忽視：黃興本人的專業軍事素養並不如大家所期望的那麼高。
“養寇自重”還是審時度勢
11月1日，袁世凱被清朝廷任命為內閣總理大臣。11月13日，袁世凱抵達京師，16日組織新內閣，以梁郭彥為外務大臣，趙秉鈞為民政大臣，嚴修為度支大臣，唐景崇為學務大臣，王士珍為陸軍大臣，薩鎮冰為海軍大臣，沈家本為司法大臣，張謇為農工商大臣，楊士琦為郵傳部大臣，達壽為理藩大臣。
袁世凱
11月9日，袁世凱派到武昌的“招安使”劉承恩、蔡廷幹到達武昌，與黃興等人談判數日，後帶回了黃興代表起義軍以中國拿破崙、華盛頓相期許的信函。
北洋軍攻陷漢口和漢陽之後，開始按兵不動。這是事實。
中國有句成語，叫“養寇自重”，《資治通鑑》也稱之為“養寇自資”。
那麼，袁世凱此時命令北洋軍停止進攻一水之隔的武昌，是否就是“養寇自重”的老套路呢？
我個人認為，這並不是事實。
首先，與革命黨人妥協，此時已經是清朝廷的意願。
1911年10月30日，清朝廷即批准了資政院的奏摺：開黨禁，“所有戊戌以來，因政變獲咎，與先後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懼罪逃匿，以及此次亂事被脅自拔來歸者，悉皆赦其既往。”
11月6日，主謀刺殺攝政王載灃的汪精衛、黃復生和羅世勳被釋放。
這是一個非常明確的信號——朝廷希望與革命黨人妥協。
其次，自10月10日武昌首義，到北洋軍攻陷漢陽的11月27日，全國已經陸續有十多個省宣佈“【立獨】”，併成立了軍政府。
這種形勢之下，北洋軍拿下武昌又當如何？難道要靠著這麼點兵力轉戰全國各地“剿殺”？
所以我個人認為，袁世凱當時停止在武昌的軍事行動並非“養寇自重”，而是審時度勢之後的明智之舉。
當然，這肯定並不是清朝廷的本意所在。
1911年11月27日，袁世凱會見了列強駐京公使團，他在與各國公使的談話中說：“本國已實行立憲，業經派員分赴各省調停。預料於四星期內決可望和。尚請貴使等轉致本國政府，嚴守中立到底，以敦國誼。”（見《袁世凱全集》第19卷第90頁）
下一步，轟轟烈烈的“南北和談”大戲，即將上演了。
康濤
2020年9月14日於北京研磨時光咖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