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突破七言古體歷來囿於歌行式取材的傳統,使七古不限於吟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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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言古詩和七言歌行的查關於七古和七言歌行是否為同一種體裁,向來存在爭論。大致說來,明中葉以前,歌行和古詩並不混同。明中葉以後往往以七言歌行代指七言古詩。從杜甫到韓愈,七言古詩和歌行的差別愈益明顯。因此二者的關係是在一種發展的變動狀態中。杜甫作為體式意識特強的詩人,有沒有區分古詩和歌行的意識呢?這要對他的三類不同詩題的作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才能得出結論。從杜甫的短篇七古可以看出,他的七言古詩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有歌行題目的,無論取題方式還是句調、體制都突出了歌行的特色。另一類是非歌行題目的,體制既不同於七律,不同於歌行,而是更接近五古。這說明杜甫是注意到將非歌行題的七古和歌行區別開來的。

杜甫突破七言古體歷來囿於歌行式取材的傳統,使七古不限於吟歎

他的長篇七言古詩也與短篇一樣分為三類題目那麼古詩和歌行之間有沒有體制聲調的差別呢?長篇七古由於篇幅較長,體調的特色主要體現在節奏和體勢。歷來將七言古體一概視為樂府歌行的論者,都特別強調其音節的特點。如王世貞《藝苑卮言》認為“七言歌行,靡非樂府,然至唐始暢。其發也,如千鈞之弩,一舉透革。縱之則文漪落霞,舒捲絢爛。一入促節,則悽風急雨,窈冥變幻。轉折頓挫,如天驥下坂明珠走盤。收之則如橐聲一擊,萬騎忽斂,寂然無聲”。這段話將七言歌行的文勢與節奏變化聯繫在一起形容,頗為形象。那麼七言歌行的這種節奏感是如何形成的呢?

杜甫突破七言古體歷來囿於歌行式取材的傳統,使七古不限於吟歎

黃子云《野鴻詩的》說:“七古歌行,別有音節。音節非平仄之謂,又非語言可曉。如撾鼓者,輕重疾徐,得之心而自應之手耳。”認為歌行的音節不同於律詩的平仄,是一種隨著感情起伏而自然形成的節奏。此說已有追尋歌行節奏原理的意圖,但又認為很難用語言表達。有的論者認為七言歌行的音節出於自然,如朱庭珍《筱園詩話》指出七古長短句“音節既貴自然,又貴清脆鏗鏘,可歌可頌”,“蓋以人聲合天地元音,幾於化工矣!此七古長短句之極則神功”。但更多的論者力圖找到七言歌行抒情節奏的竅門,清代詩論有不少從歌行的押韻和轉韻上下功夫,如《師友詩傳錄》《詩辯坻》《圍爐詩話》《退庵隨筆》等等。

杜甫突破七言古體歷來囿於歌行式取材的傳統,使七古不限於吟歎

七言歌行內在的節奏感與句式、用字、章法的復沓、押韻的變化等多方面因素有關,更與其以詠歎語調貫穿抒情節奏的基本表現方式有關。在長篇裡,表現為由歌行的詩節和層意構成的波瀾層疊式的結構,這就形成了其體勢的特色。前人論七言歌行長篇,往往指出其法在於波瀾壯闊。從結構和體勢來看長篇歌行的波瀾層疊,固然不錯,但從實質上看,這種波瀾是抒情節奏推進的需要所造成的。所以也有不少論者注意到,波瀾壯闊和音韻節奏聯繫在一起,是七言歌行最重要的特點。由於七古歌行在南朝形成雙句一行,四句乃至六句、八句一個詩節的結構,每一行的寬度達到14個字,詩情的發展往往呈現出詩行或詩節的層遞式推進,而且南朝末期和初唐時期的長篇歌行更多層意的重疊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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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七言歌行詠歎語調的低昂抑揚與層意的起伏跌宕一致,使抒情節奏自然以層波疊浪的方式推進。杜甫的非歌行題長篇七古,有一部分的節奏和體勢與歌行近似。這與七古歷來隨樂府歌行發展的創作傳統有關。其中最重要的是被視為新題樂府的《哀江頭》《哀王孫》《悲陳陶》《悲青坂》等篇章,它們雖不用“歌”“行”類題目,但是取題學習漢樂府《陌上桑》《羽林郎》《董嬌嬈》等以三字題概括篇意的方式,而且以“悲”“哀”冠題,已經標明瞭歌行式的悲嘆基調。另外杜甫的詠物類七古也有近於“歌”詩的,雖為酬贈之作,但都具有強烈的詠歎語調和抑揚頓挫的抒情節奏。七古和歌行的這種密切關係正是前人很難分辨二者體式的原因。

杜甫突破七言古體歷來囿於歌行式取材的傳統,使七古不限於吟歎

但是杜甫確實還有另外一些長篇七古,體格更接近五古,而離歌行漸遠。主要見於兩類題材,一類是應酬寄贈,如《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攜酒泛江》《寄狄明府博濟》《寄裴施州》等,這些七古不僅以散句主導意脈,而且沒有“行”詩的重疊復沓之意。有些七古內容複雜,不用“歌”“行”類題目,或許是因為歌行大都有集中歌詠的一事一物一景,易於立題,而在沒有集中的歌詠對象時,用古詩式的取題較便於照應繁多的頭緒。如《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近呈蘇渙侍御》《可嘆》,都充分發揮了七古用單句成行的節奏概括敘述的潛能。杜甫的五古大多摒棄偶句,用連貫的散句構成線性節奏,使五言古詩充分發揮其宜於敘事的功能。

杜甫突破七言古體歷來囿於歌行式取材的傳統,使七古不限於吟歎

這類七古其實與他的五古一樣,發掘了七古散句本來適宜於敘述的表現力,部分地以線性推進的節奏取代了層遞式推進的節奏,使敘事、抒情和議論融為一體,與歌行以雙句詩行為基礎的抒情節奏不同。電過理圖來古另一類七古取材於由日常生活中晴雨變化或偶發事件引起的雜感。如《晚晴》《久雨期王將軍不至》《醉為馬墜,群公攜酒相看》《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等,這類即事即景的七古也都是以散句為主或者全散句,句意和層意的連貫承接,雖與“行”詩相近,卻又沒有詠歎聲調的抑揚頓挫和層遞復沓的節奏推進,因而更接近五古。以上兩類題材的七古多見於杜甫到夔州以後。

杜甫突破七言古體歷來囿於歌行式取材的傳統,使七古不限於吟歎

它們顯然從取材、內容到體式都與歌行有明顯差別,最突出的特點是沒有集中歌詠一事一物的題目,只是抒發生活中的雜感或偶然的意趣。其抒情節奏往往借鑑五古敘述節奏的線性推進方式,因而給人以整秩平順之感,沒有歌行的軼蕩頓挫。因此可以說,杜甫對盛唐以來就出現的歌行與七古的大致差別是有敏銳覺察的,他通過自己的探索將這種差別從各方面顯示出來,有意突破七言古體歷來囿於歌行式取材和體調的傳統,使七古不限於歌詠吟歎,可適用於紀事、議論、雜感、遊賞等不一定以詠歎為主調的題材範圍,與五古一樣無所不能。這類七古到韓愈手裡有更為長足的發展,其獨立於傳統歌行的體調也可以看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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