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我們沒辦法為世上其他地區，撰寫逐漸適應新疾病的詳盡歷史過程。假使具備中文素養的學者，願意從中國的資料中，搜尋遠東地區的疾病，很可能將看到類似模式：最初災情慘重，接下來是針對新流行病產生調適。
中文醫藥文獻既古老又豐富；而且無論在官方正史或是其他紀錄中，都經常提及不尋常的疾病暴發。但是在詮釋方面有很大的困難，而且所有關心古代中國和日本疾病的學者，在探討這個問題時，都沒有問對最重要的問題。因此，在缺乏專家仔細研究的狀況下，可能有許多答案，仍埋藏在大堆中文、日文典籍中。
鼠疫跨海東來
鼠疫（即黑死病）最早的中文記載，可以追溯回公元610年。公元642年，另一名作者再次提到它，而且觀察到很有意義的現象：鼠疫在廣東省很普遍，但在內陸省份則很罕見。有這些資料做為根據，我們似乎可以合理的相信，鼠疫是藉由海路來到中國，抵達的時代約在公元七世紀初，差不多與該症在公元542年侵入地中海後，相隔約兩個世代。
中國的情形和地中海一樣，鼠疫暴發必須等到黑鼠和牠們身上的跳蚤，事先散佈好位置。老鼠可能先花上好幾世紀的時間，適應當地生活，達到平衡狀態，讓族群數目高到足以創造出能讓人類鼠疫大規模流行的環境。無論如何，從公元762年開始，一系列流行病於中國沿海省份暴發，當時「山東省一半以上人口死亡」，而且還不時再發，直到公元806年，那時據報浙江省也有同樣高的死亡率。
於是，根據這份不完整的證據，中國在公元初期的疾病史，似乎和地中海地區很相似，因為全新且致命的傳染病，很可能已經由陸路和海路傳播到中國。此外，還有足夠的理由令人相信，中國總人口數由公元2年所登錄的五千八百五十萬陡然下降。和地中海地區相同，人口數衰減造成了統治上的崩潰，而且倖存的紀錄既零碎又不可靠。
中國在公元742年，展開了還算可靠的人口調查，當時記載的家庭數目約為八百九十萬戶，然而在公元2年，登記的家庭總數卻有一千二百三十萬戶。在上述兩個年代之間，各種零碎統計數字反覆暗示，在中國某些特定地區的人口數，更是猛然衰減，尤其是南方地區。雖然生活在南方地區，可以避免遊牧民族打家劫舍，但是對於遵循中國傳統耕種法的農夫來說，上述優勢仍抵不過更沉重的疾病風險。例如，到了公元五世紀中期，長江中下游南京一帶的家庭戶數，只及公元140年的五分之一。北方的人口衰減儘管規模不小，但比例還沒有這麼大。
比較中國與羅馬的情形
在這幾世紀中，羅馬的歷史和中國的歷史，還有其他著名的相似之處。隨著漢朝的結束，中國的帝國統治結構也在公元220年解體，緊接著的是來自歐亞大草原的侵略，以及政權的分裂。
到了公元四世紀，竟然有十六個敵對國家，爭相要控制中國北方省份。最大的一次政治崩潰，幾乎完全與天花（或麻疹）來到中國的推測年代（公元317年）相吻合。而且假使死亡率接近司馬光所記載的「倖存者僅百分之一、二」，那麼政治崩潰的原因就很明白了。
公元140年，中國北方地區有四百九十萬戶人家，到了公元370年，同樣地區只剩下二百五十萬戶人家，這樣因疾病而造成的人口銳減，比起鮮少思考疾病變量的學者所相信的論點，顯然可靠的多。
當中國於公元589年，再次達成政治統一時，查士丁尼大帝（在位期間為公元518年至565年）想重建羅馬帝國所做的類似努力，卻宣告失敗。其中一項差別在於，查士丁尼的帝國自從公元542年起，就被一再發生的疫病削弱；反觀中國，直到公元762年以後，似乎才再發生嚴重的疫病，而且也隻影響沿海省份。然而，公元755年的一次大規模武裝叛變後，中國君主專權隨之崩解，時間相當接近疫病的流行期間。
像鼠疫這樣能摧殘易感染族群的疾病，很可能使帝國當局無法自沿海省分（這兒是不受兵變影響的區域）搜刮到足夠物資，以便平反叛亂。於是，皇帝只有外召回紇族出兵襄助。身為平亂者，這些說土耳其語的回紇人，自然享有開價的權利，很快的就把可觀的帝國資源送進自己的荷包。
羅馬和中國的另一項相似之處為宗教史。佛教於公元一世紀開始傳入漢朝，而且很快就讓許多位高權重者改變信仰。從公元三世紀到九世紀，佛教盛行於宮中朝廷上下。
這一點，顯然類似基督教於同時期在羅馬帝國的成就。佛教也詮釋苦難，和基督教相同。佛教在中國立足的方式，同樣提供了慰藉給喪失親人的倖存者，以及暴力和疾病的受害者，正如同基督教信仰在羅馬世界的作為。
佛教發源於印度，那兒和位在氣候較涼爽地區的文明相比，疾病發生率可能總是居高不下；基督教也是一樣，成形於耶路撒冷、安提阿以及亞力山卓等城市環境中，如果把這些地方的傳染病發生率，拿來和環境較涼爽、較不擁擠的地區相比，前者一定會比較高。
因此，這兩種信仰打從一開始，就必須把驟然病逝當成必須接受的人生重大課題來處理。結果，我們毫不意外，這兩種宗教都教誨死亡乃是從痛苦中解脫，而且也是一條蒙福的通道，好讓死者前往身後的極樂世界，在那兒，相愛的人將會重聚，世上的不公平與痛苦也會得到大大的補償。
中國人口突破一億
人口恢復的節奏，也是另一項東、西方之間的相似處。到了公元十世紀末，中國人口和西北歐的人口一樣，似乎都已針對數世紀前痛擊他們祖先的新傳染病，達到了成功的生物調適。於是中國人口數開始成長，到了公元1200年時，全中國約達到一億人口。
人口要增長到這個數量，有兩大要件：一、長江流域以及更南方的生態環境，擁有適當的微寄生調適；二、有節制的巨寄生模式，以便讓農民保有足夠的物產，使他們能在多個世代內，維持旺盛的人口自然成長率。唯有在這個時候，數百萬名種植稻米的農夫，才能填滿中國中部以及南部的廣大空間。
在中國南部生存所需要的生物調適，很可能得花上好長一段時間。在公元八世紀以前，長江流域及其南方地區的人口，都算不上非常稠密；而且直到宋朝（公元960年至1279年），稍微類似古代黃河流域的人口密集度，才開始出現在長江流域及其他南方地區。
如同我們在第2章談到的，瘧疾、血吸蟲以及登革熱，很可能都是阻礙中國人南進的主要障礙。無疑的，控制這類疾病發生率和嚴重程度的因子包括：人體對抗這類疾病的先天抵抗力差異，再加上不同種蚊子間的微妙平衡，各式溫血動物的分佈（畢竟，人類只不過是蚊子眾多吸血對象之一），以及傳染病原本身的毒性等。但是，關於中國農民如何學會在當時的稻米耕種密度下，維持自身在南方地區生存，甚至欣欣向榮，我們是沒法找到詳細資料的。我們能瞭解的是，在公元700年之前，這種調適很可能並不完美，而且等它完全發展成熟後，已是公元1100年左右的事。
至於在巨寄生方面，當宋朝於公元960年建國後，一個相對成功的官僚體系，遍及大部分中國領土（北方省分依然歸蠻族統治），而且合理的高官選拔暨訓練模式也成了常態。雖然沒有人認為官方壓迫已在這時停止，但是壓迫程度可能較宋朝以前的朝代輕微些，至少官方的全面監督，能查核不當的貪汙和腐敗。
另外，大量的人口移向南方也證明了，傳統的租稅標準容許農民靠著辛苦種田而讓家族興旺，只要有足夠的新土地，能容納後代子孫來耕種。
因此在這段期間，中國的疾病經驗顯然和歐洲相當接近，也是在微寄生和巨寄生之間，達成了一項平衡，而且這項平衡至少就當時而言，比西方來得更成功。在歐洲，由強大騎士團組成的地方自衛組織，並不能永保和平，因為騎士和他們的封地領主經常會自相殘殺，毀損了農夫的生命及物產。
就這層觀點而言，中國官僚式的帝國統治，顯然高明些，因為它至少能持續抵抗北方及西方好戰的野蠻人。從微寄生層面來看也是一樣，我們大可公正的說，中國的成就更高一些，因為在學習如何成功定居於較溫暖、較潮溼的土地時，中國人口是逆著疾病梯度而發展；然而，歐洲的人口往北移時，卻是順著疾病梯度而發展，也就是說，他們所移居的土地，比較少有機會接觸到傳染病，這要多謝涼爽的氣溫以及漫長、寒冷的冬季。
中國在適應微寄生與巨寄生變化上的高超成就，反映在國家的宗教史及文化史上。因為自公元845年之後，佛教原本的國教地位，遭到捲土重來、闡釋精闢的儒家取代了。這就好比西羅馬帝國繼承人查理大帝，在重振羅馬帝國時，也同時把多神教保留為宮廷宗教。當然，佛教在中國還是繼續存在，主要是吸引農民以及其他未受教育的群眾階級。但是，勝利的儒家則吸納了佛教裡的一些抽象教義（這些抽象教義在早期時吸引朝廷靠向佛教），並轉化為儒家的內涵。
結語
因此，由外來疾病所激發、並長存於中國人血液中的抗體，就好比灌入官方儒家學說裡的佛教主旨。因為，被官方儒學所接收的新教義，構成了道德及智慧的抗體，以對抗佛教（或其他宗教）持續對低知識水平群眾的吸引力。
參考文獻：
《中華上下五千年》
《世界史》
《羅馬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