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島日報2020年5月6日5版
碧海潮生是故鄉——青島100個故事連環話
第一部分 歷史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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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多年前，以今天的城陽區為中心，涵蓋膠州灣以東青島各區及即墨區東南部
不其縣：漢武帝東巡締造“東方秘境”
遙想公元前93年春夏之交的某日，漢武帝東巡到琅琊郡治所在的琅琊縣，從那裡乘樓船北上，穿越海上瀰漫的仙雲霧靄，抵達膠州灣東北部不其(fú jī)城附近的某處海岸：華蓋林立，帝王登岸，祭祀的盛典在一處叫作交門宮的宮殿開啟，人、神，於此間交遇、禮拜……
這是《漢書·禮樂志》中所載的一首名為《赤蛟》的郊祀歌中描摹的情境，而它正與《漢書·武帝志》和《漢書·郊祀志》中提及的一次武帝東巡的情形相互映照：“夏四月，幸不其，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作《交門之歌》。”雖只有寥寥數語，卻是漢武帝抵達2000多年前的“不其”，以今天的城陽區為中心，涵蓋膠州灣以東青島各區及即墨區東南部的明證。
半兩錢石範，1958年李村樓山後出土[所在地漢代屬於不其(fú jī)縣]。
一直苦尋此交門之歌的青島文史學者鞏升起，經過眾多比對與旁證，最終確認，名為《赤蛟》的郊祀歌，就是漢武帝為此次不其之行所作的交門之歌；而漢武帝與神交遇的“不其”一地，絕不僅僅是東巡路上偶然經歷的“過客”，而是他一生心嚮往之、並一手打造的“東方秘境”。
自公元前113年至公元前89年的24年中，漢武帝曾先後11次東巡，其中9次抵達山東半島，抵達不其的次數雖不確定，也有數次。有關不其作為地名的最早記載，正在西漢時：漢代把秦時的即墨縣分成了三部分，膠東國、不其縣和皋虞縣，那時實行的是中央以下州、郡、縣三級行政體制，不其縣屬徐州刺史部琅琊郡。琅琊郡治則在琅琊縣，它的故城就在今天的西海岸新區琅琊鎮。
不其，從漢初興立縣制，便以東方海標的形象矗立海岸，此後綿延歷朝歷代竟有公式”族，隱含著莫測神秘的東夷往事。
然而，真正為不其賦予了“神聖使命”，使之抵達文化巔峰的，還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代名君漢武帝。漢武之時，不其集結著諸多與漢朝知識、思想和信仰相關的“秘跡”，其中最具文化史分量者有三：明堂、太一祠和交門宮。學者鞏升起稱此三者為“漢代不其文化的三大支柱”。即便今天已難尋其遺蹤，它們卻把一代帝王與不其永久捆綁定位於青島這片山海之間。從某種程度上說，漢武帝就是漢代不其文化秘境的締造者。
《漢書·地理志》有記：“不其，有太一、仙人祠九所，及明堂。武帝所起。”在不其八百年的滄桑路上，明堂、太一祠
何為太一祠？因武帝時所拜祭的神仙名為太一神，所以祠堂名為太一。恰因漢武祭祀太一神之故，不其歷史性地成為道教史前史的肇始之地。
何為明堂？簡言之，它是中國古代等級最高的皇家禮制建築，是帝王祭祀諸神，問政於天的場所。在《史記·孝武本紀》中有關於漢武帝與明堂的初遇故事。那是在公元前110年，其東巡在泰山之巔舉行了封禪大典後，下山時在泰山東北麓偶然發現了周時的明堂遺址，遍詢一干博士大臣，竟無人知其詳。幸得濟南一方士獻上黃帝時的“明堂圖”，方知明堂的形制。得圖之後，武帝就下旨，在今天的泰安以東的汶水上建造明堂，名為泰山明堂；之後又下詔在不其縣建造海上明堂，它們與在長安南郊的第三處漢時明堂基本處於同一緯度，自此武帝的東巡之路似乎都變得溫暖而熟悉了，每次東臨，他幾乎都要置身其中，諦聽天意，昭告天下。明堂似乎成為漢武帝東巡的驛站，精神家園，天人交互的秘府。
鞏升起推測，兩千多年前的明堂、太一祠和交門宮，應當分佈於膠州灣西北岸近海地帶，他推斷：今天的女姑山狀若平臺的山頂，極有可能就是昔日漢武帝敕建海上明堂的所在。而秘藏於膠州灣深處的紅島，初有蔭島之稱，取帝王廕庇之意，當與交門宮的選址有關，島嶼南端至今矗立的兩根海蝕柱，又恰與秦始皇東巡時的碣石宮自然地貌頗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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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書法藝術瑰寶，經歷1500餘年的風風雨雨保留至今
天柱山魏碑：孤峰秀峙 隸楷之極
截至目前，青島全市共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8處，而僅僅平度大澤山鎮就佔了3席，分別為天柱山摩崖石刻、東嶽石遺址、大澤山石刻及智藏寺墓塔林，更為耀眼的是，“天柱山魏碑”是青島首個“國字號”文物保護單位。作為中國書法藝術的瑰寶,這一有“海鷗雲鶴之致”的書鐫，受到了近代海內外書家的敬仰與讚譽。
平度市大澤山鎮天柱山摩崖石刻現狀。胡相洋 攝
古人云:“齊之山海天下冠，而東萊之間，山水形勢雄深偉麗又為齊冠，而大澤之秀又為東萊之最。”天柱山屬於東萊大澤山脈，這裡不雨而潤，青日生煙，歷來被認為是人間仙境，有“神窟仙宅”之說。尤其是秦始皇、漢武帝，更是把這裡看成神域仙鄉，留有“始皇遊而忘返，武帝過以樂留”的千古佳話。
而使天柱山更為顯名的，則是山上的摩崖石刻。據相關文史研究者統計，天柱山上有東漢刻石1處，北魏鄭道昭刻石5處（其中一處已損毀，餘200餘字，現藏平度市博物館），東魏石窟造像題記1處，北齊鄭述祖刻石2處，以及金、元代著名碑刻。其中，特別以鄭道昭、鄭述祖父子為代表的北朝刻石，連同萊州市雲峰山、大基山和青州市玲瓏山，共計四十餘處刻石，構成了北碑文人書法的重要體系。這個以書法、石刻藝術聞名遐邇的石刻藝術群，是中國書法由隸到楷大變革體現之瑰寶，有“隸楷之極”的美譽。而使這座山青史留名的，正是得益於一代書家——鄭道昭。
提起“書聖”王羲之的名字，可謂無人不曉，但說起鄭道昭，可能很多人比較陌生。實際在中國書法史上，王羲之與鄭道昭被人稱為“南王北鄭”，書法造詣相互比肩。魏晉南北朝特別重視世家大族，鄭道昭家族累世公卿，“滎陽鄭氏”自西漢時期就屢出高官 ，到北魏時期已經和博陵崔氏、隴西李氏、趙郡李氏、范陽盧氏、清河崔氏、太原王氏並稱為“五姓七家”。鄭道昭在北魏官至中書侍郎、國子監酒等職，早年深得孝文帝喜愛，但宣武帝時期失寵，出任光州（今萊州）刺史，後又任青州刺史。由於離天柱山很近，他便經常登臨這仙域神鄉，在山上鐫有多處刻石，留下傳世瑰寶。
公元511年，鄭道昭於天柱山半山腰上，選擇了一塊天然碑狀巨石，稍加琢磨，篆刻了“魏故中書令秘書監鄭文公之碑”。此碑，碑體略微前傾，高3.5米，寬1.5米，文19行，每行50字左右，計881字，碑文內容記載其父——兗州刺史鄭羲的生平事蹟。通篇碑文格調高雅，文采華麗，書法寬博，筆力雄健，是不可多得的寶貴書法藝術。因鄭道昭在萊州雲峰山上鐫有相似的一塊碑，後人就把天柱山魏碑稱之為“鄭文公上碑”，把雲峰山魏碑稱之為“鄭文公下碑”。
據史家統計，由於年代久遠，保存到現在的魏碑全國不到200種，其中自成流派的大概只有10家。而鄭道昭的碑銘，現存有40餘種，不論從數量還是藝術造詣來講，都冠群家之首。鄭道昭是“魏碑體”鼻祖。他在青州玲瓏山的魏碑石刻，與萊州雲峰山、平度天柱山的《鄭文公碑》並稱“魏碑三奇”。
然而，在清代以前，《鄭文公上碑》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只是北宋金石學家趙明誠（李清照之夫），將鄭道昭父子的刻石記入他的權威著作《金石錄》中。到了清代，隨著“尊碑、備魏、取隋、卑唐”之風興起，沉悶麻木的書法界，一改帖學一統天下的局面，“由碑入書”為書法藝術注入了一股活力，由此，《鄭文公上碑》得到尊崇。清代著名書學理論家包世臣在《藝舟雙楫》評說：“北魏體多旁出，此碑字獨真正，而篆勢、分韻、草情必具……真文苑奇珍也”；康有為說：“體高氣逸，密緻而通理，如仙人嘯樹，海客泛槎，令人想象無盡。”並贊其有“十美”，即：“魄力雄強、氣象渾穆、筆法跳躍、點畫峻厚、意態奇逸、精神飛動、興趣酣足、骨法洞達、結構天成、血肉豐滿”。1984年，著名藝術大師劉海粟在89歲高齡時登上此山，並題寫“瑰瑋博達，絕壁生輝”，以示敬仰與讚譽。
山不在高，有文則名。天柱山因魏碑成中國書法名山，在經歷了1500餘年的風風雨雨，保留至今實屬不易。在近人評出的“平度八景”中，“天柱魏碑”名列其中。這個有“孤峰秀峙，高冠霄星”之譽的天柱山摩崖石刻，不僅在大澤山系石刻藝術群中獨領風騷，也是中國書法史上一顆“耀眼明星”。
9 北宋在全國共設8處市舶司，北方唯一一個即為——
板橋鎮：“東方海上絲綢之路”起始點之一
繼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提出“絲綢之路”概念後，1913年，“海上絲綢之路”又被法國東方學家沙畹首次提及。學界認為，古“海上絲綢之路”可分為東海航線和南海航線，東線絲路是春秋戰國時期齊國在膠東半島開闢的“循海岸水行”，經遼東半島到達朝鮮半島、日本列島；南海絲路是西漢時始發於廣東徐聞港，到東南亞各國甚至後來延續到西亞、非洲和歐洲的海上貿易黃金通道。
作為東方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城市，板橋鎮的輝煌出現在唐宋，但板橋鎮與“海洋”“貿易”“文化”三個關鍵詞產生關聯的，則經歷了史前文明沉澱，萌芽於商周，發展於春秋戰國，形成於秦漢的過程。這一漫長的時期，有三里河遺址所代表的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經歷過琅琊海戰，秦始皇三次來過，還派徐福去東海尋求長生不老之藥，曾為膠東王的漢武帝劉徹，也多次巡幸琅琊、不其城，也先後派人入海求仙……這些事件，均標誌著這條由膠東半島經朝鮮半島到達日本列島的航線，成為名副其實的成熟的古“海上絲綢之路”了。
真正使“板橋鎮”這三個字進入歷史視野的，得益於公元623年（唐武德六年）在此建置，屬密州（治諸城）。雖然板橋鎮在唐代正在悄悄興起,但在北方海港中的地位尚不及登州和萊州。“東方海上絲綢之路”的輝煌，是以板橋鎮古港口在宋朝時期成為北方唯一市舶司為標誌的。
為更好管理貨物和對外貿易,宋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在膠州板橋鎮設置市舶司(市舶司是宋、元及明初在各海港設立的管理海上對外貿易的官府，相當於現在的海關)，用來管理港航、徵收稅鈔、鼓勵貿易往來和保護外商外僑等。當時全國設有8處市舶司，分別設在廣州、杭州、明州、泉州、溫州、密州等地，北方唯一一個就設在密州板橋鎮。其進出口貨物量“必倍於杭、明二州”(《宋史·食貨志下·互市舶法》)。同年，以“板橋鎮為膠西縣，兼臨海軍使”。金熙宗皇統二年（公元1142年），在膠西板橋鎮設立板橋榷場，後改名為膠西榷場，與南宋互市貿易。
昔日的板橋鎮有多繁盛？《宋史》裡有載：“膠西當寧海之衝，百貨輻輳……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於膠西。” 清乾隆年間膠州知府周於智，寫“少海連檣”有序雲：“每秋冬之交，估客駢集，千檣林立，與潮波上下，時而風正帆懸，中流蕭鼓，轉瞬在隱約間；又令人想蜃樓海市，咫尺雲煙矣。”“少海連檣”作為“古膠州八景”之一，描寫的正是板橋鎮昔日的繁盛景象。
經過了宋朝的隆盛，板橋鎮作為“東方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及樞紐，也沒能逃脫式微的命運，儘管這個式微的過程比較漫長。元明以後，隨著云溪河、膠萊河、大沽河等河流的淤積，海岸外移，板橋鎮港口逐漸讓位於它的外港塔埠頭碼頭。尤其是明末清初的海禁政策，膠東半島諸海港被關，板橋鎮作為北方重要古港的優勢也逐步消失。
板橋鎮遺址發掘現場。 （資料圖片）
隨著歷史變遷與城市建設，文物部門多次對板橋鎮遺址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和調查勘探。通過考古勘探，大致確認了宋金時期板橋鎮遺址的分佈範圍，進一步確定了膠州市湖州路附近云溪河路段地下文化遺址分佈狀況及文化內涵，為青島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研究提供了有利的實物佐證。瓷器為板橋鎮出土數量最多的器物，這些瓷器生產使用時代最早可上溯到唐、五代時期，晚則到清、民國時期，其中以宋金元三個時期為主，這也是板橋鎮遺址歷史上最為繁盛的時期。此外，板橋鎮遺址還有兩組宋代大型建築基址，包括磚、瓦當、脊獸、螭首等建築構件，以及夯具、碑刻殘件等建築用器。2013年3月5日，板橋鎮遺址由國務院公佈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板橋鎮遺址出土青釉蓮瓣紋碗。 （資料圖片）
大沽河博物館館長王磊曾參與板橋鎮古遺址的挖掘及研究，他說，儘管現代化的巨輪取代了早先的蒙艟帆檣，青島港取代了早已落寞的板橋港，但是，無論基於何種判斷，板橋鎮作為古代海上金融、商貿以及文化交流的樞紐地位昭然若揭，作為歷史古港的板橋鎮，見證了青島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它的存在與發現，使得以海洋為中心的青島文化發展脈絡愈加清晰。
（本組稿件撰稿 李 魏 胡相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