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張載因呂公著的推薦得到神宗皇帝的親自接見。神宗向其詢問治國之策，張載以漸復三代之禮闡述了自己的政治見解，他認為
“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因而受到神宗的讚賞。神宗皇帝想讓他加入到兩府（中樞省、樞密院）做事，可以為變法出一份力。但張載以尚不瞭解王安石的新法為由推辭，之後被任命為崇文院校書。王安石曾親自請其為新政助力，被張載含蓄婉拒，因此不悅。張載欲辭官，不許，反被派往浙東一帶審理獄案。等到他辦完事回來後，恰逢其弟監察御史張戩因與王安石意見不合，爭執激烈，而被貶於公安任知縣，於是張載又請辭，回到了故鄉鳳翔橫渠鎮。
回到家鄉的張載一邊試驗井田之法，一邊帶著學生企圖恢復禮教，以挽救時風。在這個時期，他也開始整理自己的著作，寫下了大量的學術專著，日以講習為業，關中學風為之一振。
他在講堂的左右牖窗之上寫下兩篇短小文章，本意在於訓誡學生。其文用語精悍淳然，理想恢宏，一篇叫作《訂頑》，一篇叫作《砭愚》，即糾正愚頑以正性命之意。後來程頤將之改為《西銘》和《東銘》。於是這兩篇文章流傳日廣，成為後來學者非常重要的指導性文章。
《西銘》不過兩百五十餘字，而《東銘》僅僅一百一十餘字。但它們就像《愛蓮說》、《陋室銘》那樣，成為了千古佳作。其思想的深厚更是使時人為之傾倒，
“民胞物與”的理念就是從《西銘》而出。我們且看同時代人是怎樣對其《西銘》一文作出評價的。
程顥說：“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又說“西銘，顥得此意，只是須他子厚有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已後，未有人及此文字，省多少言語。”
又說“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盡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
程頤則說：“橫渠道盡高，言盡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張載學問之深厚，由此可見一斑。今天我們先說《西銘》。
那麼《西銘》一文，究竟說了些什麼呢？
大道混一，“民胞物與”的思想底色
簡單來說，張載在《西銘》裡用了兩百多字，就把其思想的根本講完了。大到宇宙，小至個體，都從同一理同一性中而來，那麼天地即與我同其身，萬物與我同其友，天地之動，萬物之變，都和我同一性而已。所以他開篇即說，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渺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也。”
這樣一種天地同懷抱、民物同一體的寬博廣大的精神，使人甫一聽聞，就為之聳震不已。他比現代的源自西方的所謂民主的思想還要恢弘廣大。民主尚有少數服從多數的基本原則，而在他的理念裡，一開始，就是純然的體道之心，大悲之心，其學說的根基在於萬物在道的層面是完全平等的。而且必須得先獲得這樣一種認知，才有可能談及其餘，否則談論得再精細也沒有必要了，因為根本認知的偏差會使一切都遠離真相。
從這樣一種思想出發，他試圖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找到人生的基本原則。當然，一個人再偉大也只能在形而上的層面去談論真理，當涉及具體，就不可能不受時代環境的制約。所以當他要把理念推行於實際的時候，就不可能離開那個社會的框架，即傳統的君主專制體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只能在現有的框架之中去進一步鋪展其理念。
建立宗法，以正時風
所以他繼續說道，天子好比父母宗子，大臣好比宗子的家相，每個人應該安於本位，尊重年長的人，愛護孤弱的人，聖人應該合於德行，賢人應該才能出秀。凡是天下所有癃殘鰥寡、顛沛流離、無處安身的人，都是我們的兄弟，能夠小心翼翼的保護他們，樂於助人，生性純孝，才是人生安身的基本。至於違背仁義道德的人，猶如民賊，只會助長邪惡，又缺乏應有的才能。能夠踏實地實踐道義的人，只有那些遵從仁愛之本的人才可以做得到吧。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他希望以恢復人性的良知良能來使人迴歸於那個淳樸正大的理想之中，也就是古人常常用來標榜的“
三代之風”。這裡且不討論三代之時究竟有沒有儒家說的那樣理想，僅從其理想與願望來看，他的思想完全是崇高的。因為他了解人一旦失去道德會走向哪裡，也知道社會風氣的敗壞會導致什麼樣的結局，但儒家正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代表，要於逆流中爭其上也。更何況當時由於佛道的興盛和浸潤繁滋，與儒家的衰微氣象形成鮮明的對照。有感於此，張載對兩者都進行了批判，“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佛家追求涅槃寂靜，道家希冀長生，都失卻了對於現實的關注，從而引發社會的惰性，所以帶來很多不良的社會風氣。那麼在一個“民胞物與”的思想前提之下，他進而提出社會性的架構，讓人在宗法的框架內互相扶助，企圖以道德良知重新拯救陷溺的人心，實在可謂是用心良苦。
個人修養才是基石
在完成了社會層面的建設意見之後，他又回到自身，回到個體，強調每個人都應以修身務德為基礎，這與《大學》中的“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的主張是統一的。他追求人格的博大，如同孟子教人養其浩然之氣，他也希望每個人都能恢復坦誠天真，真誠相待，仰不愧，俯不怍，勤於行，敏於事。接著舉出六位古人來，即大禹、潁考叔、大舜、申生、曾參、伯奇，以弘揚孝道。他認為一個人的品德建設的基礎就在於孝，孝之在人，則是愛敬躬養父母，在社會，則是敬上而行忠義，在天地，則是復歸於天然，窮神而知化。
一個人能夠這樣做的基礎在於，不因出身的貧窮富貴而輕移其志，有著正大而高潔的操守。所以他說富貴所以厚吾生也，貧賤所以玉汝於成也，生，我順於事，沒，我歸於寧靜而已。這樣灑脫的心態，其實是每一個人都可以保有的，只要你能夠端正自己的人生態度，改正自己的行為，每一步都向著正大光明，仁愛慈悲行去，就有可能做到。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至此，兩百餘字的《西銘》一文就講完了。
當下的現實意義
《西銘》其文，雖然是近一千年前所作，但其內在的思想和精神對於今天仍然有借鑑的意義。就像每一個恪守儒家精神的前人那樣，雖然一生未必顯達富貴，但一個人只要能夠順於本性和良知，安於動亂之洪流，其精神必然日益堅固而廣大，且終將成為一個品格高尚的人。
這可能就是張載《西銘》能夠給予我們這個時代的最寶貴的財富了吧。而這寫在窗戶上的文字，也正好成為了我們窺見古人之精神的窗戶。
本文參考資料：
1、《宋史·張載傳》；
2、呂大臨《橫渠先生形狀》；
3、張載《正蒙·乾稱篇》。
本文作者：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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