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林斤瀾（左二）與興安及浙江作家錢國丹
上世紀90年代剛任《北京文學》副主編的興安
現任作家出版社編審的興安
1987年興安與浩然（左一）在《北京文學》青年作家培訓班上
1987年林斤瀾（左二）與《北京文學》的編輯及作家在山東泰山
2018年李陀在興安水墨藝術展上簽名
2010年，《北京文學》六十年的時候，我曾在《文藝報》寫過一篇文章《〈北京文學〉：六十年的歷史，十五年的記憶》。所謂十五年的記憶，就是我曾經在《北京文學》工作了十五年，從大學畢業，二十三歲，一直到2000年，三十八歲。整整十五年。
離開《北京文學》的二十年裡，我幾乎沒參加過《北京文學》的活動，但它像個影子一樣，時常伴隨著我，揮之不去。至今，經常有人介紹我的時候還會說，曾任《北京文學》副主編，還有人甚至誤以為我還在那兒任職，向我投寄稿件。有一年，我參加臺灣作家張大春的長篇小說《城邦暴力團》的讀者見面會，我和敬澤、止庵等做嘉賓，敬澤那時是《人民文學》主編，會後某大報在發表綜述的時候竟然給我安的頭銜是《北京文學》主編，讓我好生不自在。
說句真心話，我非常感激《北京文學》，它讓我在大學剛一畢業，就能迅速地與文學靠得那麼近，接觸到了那麼多我心儀的大家，同時也讓我見證和參與了八十年代的文學變革和九十年代的輝煌。我能變成今天的我，《北京文學》是我最初也是最重要的階梯。
除了撰寫上面的文章之外，我還寫過一篇調查報告《1990年代前後〈北京文學〉的幾點考察》。之後再也沒有寫什麼，但我的很多文章，都會不自覺地涉及到那個時期的經歷或背景。
林斤瀾
“他的笑似乎是帶著永久迴響的，它保留在喜愛他的人的耳膜裡、刻在人的記憶中”
說起《北京文學》，真的有說不完的故事，很多人物如昨日般歷歷在目。還是先說說主編林斤瀾先生吧。多年前，我寫過一篇紀念他的文章，我說：“林斤瀾先生是那種即使不在了也不讓人相信他真的離去的人，他的笑聲是獨一無二的，滿含著達觀、幽默、健康、機智、深邃和神秘。而且他的笑似乎是帶著永久迴響的，它保留在喜愛他的人的耳膜裡、刻在人的記憶中。”如今，林老已經離開我們十一年了。
1985年7月我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文學》雜誌社，四個月後，林老和李陀先生便開始主掌《北京文學》。編輯部從上到下幾乎所有的人都躍躍欲試、熱情澎湃，準備迎接新的變化。那個時候的《北京文學》陣容強大，搭配合理：作家林斤瀾先生任主編，評論家李陀先生任副主編，陳世崇先生做執行副主編兼編輯部主任，傅用霖先生任副主任兼小說組長，編輯有作家劉恆、陳紅軍、章德寧、傅峰、趙李紅、劉英霞，還有我和呂晴（作曲家呂遠的兒子）。林老的周圍團結了一批老作家，有汪曾祺、王蒙、張潔、高曉聲、陸文夫、李國文、黃裳、章品鎮、林希等。李陀先生則更多地集結了中青年作家，有張承志、陳建功、鄭萬隆、韓少華、張欣辛、劉索拉、劉慶邦、莫言、餘華、蘇童、格非、馬原、孫甘露等。有這些老中青的國內一線作家的鼎力支持，《北京文學》辦得有聲有色，雖然只有不到五年的時間，但是卻贏得了至今被文壇津津樂道的聲譽和影響。
我作為他的手下有幸多次聆聽林老的教誨。那個我經常引用的高爾基與列夫·托爾斯泰討論和比試噩夢的軼事就是他親口講給我聽的，後來我找來原出處的那本書《文學寫照》，發現高爾基的記述並沒有林老講得精彩，我才知道，一個作家對另一個作家的解讀其實是一次新的文本闡釋，也可能是一種超越。記得有一回，我去當時他在西便門的家裡聊天，他非常高興，拿出一瓶馬爹利酒，給我足足倒了一杯，自己也倒了半杯。我們暢談文學、人生，還有那些難得的文壇趣事，喝得非常盡興。我喜歡聽林老講話，林老也喜歡我這個傾聽者。林老的夫人谷葉是鋼琴家，所以，我們的聊天通常是在隔壁琴房緩緩的鋼琴伴奏中展開。我的意念有時會被琴聲吸引過去，落下了林老的某句話，林老發現後只是呵呵一笑，自己舉起酒杯抿一口，然後重複一遍剛才的話，我們繼續交談。
有一次，我帶著作家餘華去看林老，恰巧林老臨時有事出去了。我和餘華坐在樓下的馬路牙子上等他回來。那時餘華剛剛有些小名氣，長相清秀，不大愛說話。我一邊抽菸，一邊和他聊著閒天，一直等到天色暗下來，林老終於回來了。林老在樓門口看見了我們，連說對不起，然後一定要留我們在家裡吃飯。林老是美食家，也好喝酒，席間不斷地給我們夾菜。他誇讚了餘華的突變，寫出了《十八歲出門遠行》《西北風呼嘯的中午》這兩篇讓文壇陌生的短篇作品。林老作為短篇小說大家，在寫作理念上一定與餘華有不小的差異，但這絲毫不會影響他對晚輩的呵護和鼓勵，他支持編輯部重點推出這兩篇作品。小說發表後，讀者叫好，評論界卻一片沉默。但是在林老和李陀先生的支持下，《北京文學》又推出了他的中篇小說《現實一種》，差不多同時，《收穫》也發表了他的《一九八六年》。直到李陀先生在《文藝報》撰寫了一篇重要評論《閱讀的顛覆：論餘華的小說創作》之後，似乎才一下子喚醒了評論界。餘華終於被文壇認可，且一路紅火起來。
上世紀90年代初，《北京文學》已經不好發表餘華的作品了，1992年《收穫》雜誌刊發了餘華的七萬多字的中篇小說《活著》（長篇《活著》的前身），已經卸任主編兩年的林老，專門打來電話，興奮地說，他最近讀了餘華的新作《活著》，是一篇傑作，勸我一定讀讀。那時候我們誰也想不到，包括林老，這本書在二十多年後，會發行到1000萬冊。
1999年底我離開《北京文學》，之後與他逐漸聯絡少了，但在一些文學的聚會上還能經常聽到他那獨一無二的笑聲，他對我的關注和關懷依然讓我感動。2008年，我主持編輯出版了他的自選集，厚重的一大本。這是他一生中出版的最後一本書，也可能是他最漂亮的一本書。老人家非常高興，可惜那天因為我臨時出差沒能親自把書送到老人手裡，後來也沒有時間去看望他一次，這成了我終生的一個遺憾。
在林老的告別會上，播放的是一首甲殼蟲樂隊的《黃色潛水艇》，節奏活潑而歡快，這使我想起當年汪曾祺先生的告別會，播放的是聖桑的大提琴曲《天鵝》，曲調優雅而溫柔。我想這兩首曲子應該都是兩位老人生前最喜歡的音樂，兩位老人以各自的樂觀方式，拒絕了哀樂，在音樂的選擇上達成了默契，從而也讓我們永遠地記住了那一刻。
浩然
是個中國農民文學的標誌性作家，但不一定是一個合適的辦刊者
1989年8月，作家浩然接替了林老，擔任《北京文學》主編。浩然先生與林老不同，他是農民出身的作家，對農民和農村作家有很深的感情。所以，他主政《北京文學》時期，比較多地關注並集中推出了一系列農村題材的作品。作者多是基層的遠郊區的作家，他們非常熟悉當下的農村生活，但是在藝術和思想深度的把握上還是有不少欠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一期刊物中以頭條的位置發表了北京平谷區農民作者陳紹謙的小小說25篇。在大家看來，這些作品按照《北京文學》的選稿要求，屬於勉強達到發表水平，而浩然先生如此大張旗鼓地推出，確實讓人意外，也自然引起文壇的非議。有一些作家甚至聯合起來，拒絕為《北京文學》寫稿。《北京文學》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
現在回想起來，我感覺，浩然先生肯定是新中國之後一位重要的作家，但不一定是一個合適的辦刊者。他那時居住在河北省三河縣，主編著當地的一家文學雜誌《蒼生文學》，刊名是以他的一部長篇小說的名字命名。有人甚至說，他是以《蒼生文學》的標準來辦《北京文學》。——這些往事我就不想深入地談論了。我只想說，浩然是一個好人。他一輩子保持了農民的本色，關心農民，並毫無保留地幫助農村的寫作者。作家劉恆（北京作家協會主席）就曾這樣評價浩然：“我一直敬重他的人品。”也正是他的人品、他的善良和寬容，讓他沒有固執己見。
1993年，浩然先生感到了外界的牴觸和壓力，於是決定不再過問編輯部稿子的事情。於是也就有了年底的“新體驗小說”這個曾引起國內文壇轟動的文學實踐。這次活動將陳建功、鄭萬隆、劉恆、劉慶邦、劉震雲、畢淑敏、李功達、徐小斌、邱華棟、徐坤、關仁山等這些有影響的中青年作家重新拉回到《北京文學》的周圍。在1994年至1995年的一年時間裡，《北京文學》連續發表了畢淑敏的《預約死亡》、劉慶邦的《家道》、劉恆的《九月感應》、徐小斌的《緬甸玉》、關仁山的《落魂天》等二十幾篇引起文壇關注的作品。我的那篇《新體驗小說：作家重新捲入當代歷史的一種方式——紀念“新體驗小說”倡導一週年》的文章，就是在這個時候發表在《北京文學》1995年第4期上。這篇文章讓我後來從事文學批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更讓我敬佩的是浩然先生雖然不介入刊物的編稿工作，但是依然關注刊物的發展和建設。那個階段《北京文學》正處於辦刊經費不足，四處化緣，以維持刊物正常運轉的困難時期。我們的編輯經常會花相當大的精力去找企業拉廣告、找贊助。而浩然作為《豔陽天》《金光大道》的作者，在大眾中尤其是在郊區縣的影響力還是蠻大的。有些鄉鎮企業就是看在浩然的面上，才願意給我們贊助。有些重要場合，在需要他出場和站臺的時候，他會毫不猶豫地給我們以支持。而對青年作家尤其是基層作者的培養和扶持，他也會義不容辭。
1996年我出任《北京文學》副主編之後，經常組織作家聚會，一次是1996年在北京順義召開的北京新生代作家筆會，他特地從三河趕來參會。另一次是1998年在雁棲湖召開的北京郊區作家筆會，他恰好在平谷深入生活，聽說我們在此開會，主動來看望大家。就是在這次會上，他送給我了他剛剛出版的自選集，並給我題寫了“作家靠作品活著”的贈言。
1999年底，浩然先生辭去了《北京文學》主編。2000年春節，我與作家陸濤專程到三河，給浩然先生拜年。他非常高興，拉著我的手不放。那時候我也離開了《北京文學》。我們兩個人從上下屬關係，變成了文學前輩與晚輩的關係，彼此顯得更加輕鬆和自然。臨走，他送我和陸濤一人一套他重新再版的長篇小說《豔陽天》。
2008年，浩然先生逝世，我沒能參加他的告別儀式，但我寫了一篇短文，發表在我的博客上。我寫道：“我有幸曾在他擔任《北京文學》主編時和他共事過8年。我認為他不光是個中國農民文學的標誌性作家，更是中國‘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文學的實踐者和代表人物，同時他還是一個和藹可親的老人。確實，浩然先生的人品在北京文學界是共識的。我非常懷念他。浩然先生的作品《豔陽天》《金光大道》《蒼生》在今天也許讀的人已經不多了，但是他小說中那些充滿個性和時代特徵的人物（蕭長春、馬立本、滾刀肉等）依然鮮活地留在我們的記憶裡。他的短篇小說，比如《喜鵲登枝》在今天看來依然那麼清新、乾淨，富有新時代的鄉土氣息，表達了剛剛翻身後的農民的喜悅和單純。”這算是我與他的最後道別。
李陀
上世紀80年代後期對《北京文學》起著關鍵性作用的人物
再說說李陀先生。他在林斤瀾主編《北京文學》時期擔任過副主編，同時他也是上世紀80年代後期對《北京文學》起著關鍵性作用的人物。他是生長在北京的達斡爾族人，我是少年時期來到北京的蒙古族人，兩個人的老家都在呼倫貝爾，所以，我與他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而且我一直在內心中把他當做自己的老師，因為，在《北京文學》期間，他是對我影響最多的人。
李陀先生首先是個小說家，寫過《願你聽到這首歌》《自由落體》等，前者獲得了首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後者是“文革”後最早帶有實驗性的短篇作品之一。後來他又涉足電影領域，然後專事文學批評。他是80年代重要的文學批評家，很多當時的文學事件和作家成名都與他有直接的關聯。比如關於“現代派”的討論，關於“偽現代派”的論爭，關於“尋根文學”的緣起等等。他思維敏銳、敢於直言，不留情面。記得在一次文學討論會上，一個很有名的評論家發言，他剛剛說了幾句，就被李陀一句“你說得不對”給弄得下不來臺。而對他喜歡的作家，他則絕不吝惜讚美之詞。比如餘華、馬原、格非、劉索拉等等。
1987年以後，文壇突然湧現出了一批“新”作家，餘華、蘇童、葉兆言、李銳、劉恆、格非、孫甘露、北村等，他們嶄新的面目，陌生的敘事形式，讓評論界手足無措，尤其是曾經在1985年以後十分活躍的一批青年批評家處於無語狀態。李陀先生敏銳地發現了這一點，撰寫了《昔日頑童今何在》的文章，發出了“批評落後於創作”的質問，並希望這些曾經的“頑童”——青年批評家們坐下來，認真地讀這些新人的作品。當然，他對這些“新”作家的創作也並非一味稱頌，而是褒貶分明，且絕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和好惡，尤其是對兩個風格相似的作家，評價竟然是天上地下。比如他喜歡劉索拉，不喜歡徐星，他喜歡馬原，對洪峰卻嗤之以鼻。他認為一個批評家必須有獨立的批評精神，不應被金錢和人情左右。記得90年代，他剛從美國回國，我們一起去參加了一個很有錢的女作家的作品研討會，他剛剛入座，就有會議方給在坐的評論家們分發紅包，就是現在所說的專家費。當發到李陀時，他竟然將厚厚的信封甩到一邊，起身離去。
1986年至1989年初，他經常叫我去他在東大橋的寓所，給我介紹認識從各地來訪的年輕作家，格非、孫甘露，還有後來的沈宏非都是那個時候結識的。記得他的客廳很小，書架、沙發、地上摞滿了各種書籍。他講話中會時不時抽出一本書推薦給我。
90年代以後，李陀先生多數時間在美國生活，每年有一兩個月時間回國講學或遊歷。他每次回國，我們差不多都會見上一面，雖然他出國後關注的重點不在當代文學上，而專心於中國當代思想和文化研究，但依然關心國內當下文學的動態與發展，多次讓我推薦年輕作家的作品，發現好的作者依然會興奮，並且極力推薦給周圍的人。每次我們見面他都會詢問我的近況，尤其對我近幾年的水墨創作給予了非常大的鼓勵。
2018年7月，我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辦“白馬照夜明，青山無古今：興安水墨藝術展”，他和夫人、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化學者劉禾，還有藝術評論家鮑昆專程前來觀展。他對我開始的水墨實踐非常吃驚，給予了熱情的讚譽，同時也從專業的角度給我提出了建議，他尤其對我寫的舊體詩和題畫詩給予了表揚。我知道，他對中國古典詩詞有特殊的偏好，記得那會在《北京文學》的時候，他發言到關鍵的時候，經常會隨口背出一句古詩詞來，而且引用得恰到妙處，讓在座的人很是驚訝。他們原以為一個熱衷搞“現代派”的人，對傳統或古典的東西一定是或者蔑視或者無知。我清楚地記得他說過一句話：帶球過人。這是他借用足球比賽裡的一句話，就是通過運球，甚至假動作，出其不意地突破對方的防線。李陀先生就是這樣，他常常會給人意外之舉，在你還沒回過神來，就已經被他甩在身後。
70歲以後的李陀先生比起80年代時的性情舒緩了許多，笑容裡也是有了謙和，但他批評家的獨立的品格和對事物的敏感一點也沒有減弱。有一年，他回國，我試圖組織一次當年與李陀先生常在一起的作家老友聚會，卻被他謝絕了。他告訴我，三十年沒見了，每個人的思想、經歷都發生了變化，尤其是思想，甚至包括立場都產生分化和分歧，所以沒有必要見面，有些人我也不想見，即使見了面，也不知道該說什麼，況且我很忙，我不想把時間浪費在這些無用的事情上。我理解他的想法，便放棄了這種聚會。
如今他已經年過八十，比我父親小一歲，應該是81歲的老人了，可是在我的意識裡，他依然像是一箇中年人，甚至是年輕人，思想活躍，精神矍鑠。去年夏天，我問他什麼時候回國，他說，他今年就不回了，想集中時間寫東西，包括他的新長篇小說《無名指》，小說在《收穫》發表後，引起了文壇的熱議，他徵求了一些好友的意見，需要做些修改。之後又是一年，今年疫情肆虐全世界，美國尤其嚴重。他在美國應該還好吧，我非常惦念他。
文並供圖/興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