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創始至今，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已然走過了三十餘年。眾所周知，華為公司經歷了大大小小無數的挫折，甚至是劫難，但在任正非的帶領下，華為在每一次的困難面前都成功化險為夷、轉危為機。那麼一直以來，給任正非以啟發與引領的又是誰呢？
在《華爾街日報》對任正非的採訪內容中我們看到，對上述問題感興趣的不僅僅是國人——《華爾街日報》記者Dan Strumpf問到“我讀了您這些年撰寫的很多關於華為的文章。很多內容是關於您的過去和您對美國各地的訪問。在美國的所有技術企業家中，誰對您的啟發最大？我知道您寫了很多關於IBM的文章，如關於郭士納的文章。您也曾多次訪問這些公司。誰啟發了您，或者說誰引領了您？”
雖然這段鋪墊與問話涉及到了不同國家的企業，甚至是以貿易戰主導者美國作為問題的限定因素，但任正非不僅沒有迴避或者言辭閃躲，直接給出了讓人信服的且具有一定思考價值的回答：
“整個美國的科技界都是讓人感到振奮的，硅谷不滅的燈光，這種奮鬥精神都給我們注入了巨大力量。不僅是喬布斯、比爾蓋茨、郭士納，也不僅是谷歌、Facebook、亞馬遜……，很多中小企業的創新精神都值得我們學習，給了我們很大鼓舞，美國的創新土壤還是非常肥沃的。美國在未來人類信息社會中還會擔負最重的責任，因為信息社會的發展速度很快，美國有這麼強的能力，特別那麼多名牌大學，而且大學的教育質量也非常高，這些都是美國振興的重要基礎。
美國這個國家是高度注重教育的。一個生病的年輕人用幾十英鎊創辦了哈佛大學；美國的鐵路大王創辦了斯坦福大學，因為斯坦福大學的開放、開明，才造就了硅谷。我認為，美國這種科技創新精神，這種踏踏實實努力奮鬥的精神，都是我們長期要認真學習的。”
不僅限於早前的情況，對於時下環境，《華爾街日報》記者Neil Western問到“據我所知，您創立華為時擔心中國在創新方面遠遠落後於全球水平。如今，與美國和全球相比，您認為中國的創新能力處在什麼水平？”
“中國這七十年來，從一個主體是文盲的國家到今天幾乎很少有文盲，教育有很大功勞。中國現在教育上還是沿著工業時期的道路在走，對孩子的創新精神鼓勵和表揚不夠，幼兒園裡調皮的小孩總是挨批評的，媽媽總是在努力把他們教育成乖孩子，而且太多的考試把他們的天真給埋沒了。孩子是最富有想象力的，而且孩子的想象力沒有邊界，如果沿著窄窄的一條路往上走，越走邊界越清晰，創新的動力越被抑制了。現在衡量一個學生好不好，還是看考試成績，中國偉大的數學家華羅庚如果活在今天，他可能是考不上大學的。中國教育未來要像美國一樣，更加多元化，更多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讓他們在不同的方向上獲得突破。
美國把不同學校分成不同類型，有不同的教學方法。比如非常名牌的大學，功課非常重，晚上兩點能睡覺是功課輕鬆的時候，他們在上算法課的時候，晚上四、五點睡覺也是常事。而一般院校最主要是學習遵紀守法，在此基礎上主要培養他們謀生的手段，比如學學划船、騎馬、打高爾夫球、滑雪……，他們認為這些人將來要走入社會做買賣，交朋友要有共同愛好。當然，他們還要完成基礎課程，但是沒有名牌大學、常青藤大學的課程負擔那麼重。
常青藤大學在入學考試時就要考核他們，比如去沒有去過孤兒院做過貢獻，給孤寡老人做過貢獻沒有？做領袖最重要的宗旨要愛這個社會，為社會服務。因為美國的名牌大學培養的是領袖，政治的、商業的、科學的……。他們的責任重大，必須愛社會，奉獻社會。越是重點大學，越不能培養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樣社會才能振興。總的來說，美國現在的教育是領先中國的，否則為什麼會有幾百萬中國青年到西方去留學呢？”
從這兩大段採訪內容中我們不難看出，任正非對於教育的普及、教育的方式，以及教育的理念均有著十分深刻的思考與追求。並且即使是拋開國家環境的對比，教育對於個人的成長同樣至關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