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蠱害人，有兩種含義，一種是“蠱毒”，一種是“巫蠱”。《魏書-刑罰志》記5世紀時有這樣的分別：“為蠱毒者，男女皆斬，而焚其家；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沉諸淵。”為什麼有這樣的不同？因為“為蠱毒者”，只是造蓄蠱毒殺人，殺之可也（在唐朝是絞，在明朝清朝是斬，但不燒罪犯房子）；但是為“巫蠱者”，就是把罪人背羊抱狗在河中淹死，這是因為巫蠱中有邪術，要加上一點“儀式制裁”（Ritual Sanction）才能清潔溜溜。“蠱毒”是放蠱殺人的行為，《誌異續編-放蠱》所謂“與人有仇，輒置蠱於飲食內”是也；“巫蠱”只是一種咒詛，但處罰起來，後者卻重於前者，這是中國思想中的一個差異。人們厭惡“巫蠱”，尤其厭惡禍首巫者，所以為祓不祥，處罰特嚴。
漢朝的巫蠱之禍，是由江充找胡巫指引，找漢武帝太子麻煩的。《漢書-戾太子傳》記太子最後被逼反了，“乃斬〔江〕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一殺一燒之間，就看出這一差異；《宋書-二兇傳》記宋文帝太子劉邵和女巫嚴道育、婢女王鸚鵡“為巫蠱，以玉人為上形象，埋於含章殿前”。後來劉劭被斬，投“屍首於江”，“毀劭東宮所住齋，汙瀦其處。”但是嚴道育、王鸚鵡卻“並都街鞭殺，於石頭四望山下焚其屍，揚灰於江”。一殺一燒之間，又可看出這一差異。
巫蠱之禍以後，巫蠱之事，史不乏書。《後漢書-皇后紀上》記“和帝陰皇后……自和熹鄧後入宮，愛寵稍衰，數有恚恨。後外祖母鄧朱出入宮掖。〔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夏，有言後與朱共挾巫蠱道，事發覺，帝遂使中常侍張慎與尚書陳褒於掖庭獄雜考案之。朱及二子奉、毅與後弟軼、輔、敞辭語相連及，以為祠祭祝詛，大逆無道”。《魏書-古弼傳》記古弼“有怨謗之言，其家人告巫蠱，〔與張黎〕俱伏法，時人冤之”。《隋書-后妃傳》記文獻獨孤皇后“異母弟陀，以貓鬼巫蠱，咒詛於後，坐當死。後三日不食，為之請命曰：‘陀若蠢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坐為妾身，敢請其命。’陀於是減死一等”。
“巫蠱”也叫“厭蠱”，並不全由女巫行之。《北史-鄭譯傳》記鄭譯“自以被疏，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蠱左道。帝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又《北史-滕穆王瓚傳》記楊綸“憂懼，呼術者王琛問之。……有沙門惠恩、崛多等，頗解占候，綸每與交通，嘗令此三人為厭勝法。有人告綸怨望咒詛，帝令黃門侍郎王弘窮驗之。弘希旨奏綸厭蠱惡逆，坐當死”。又《北史-衛昭王爽傳》記楊集“優懼，乃呼術者俞普明章醮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咒詛，憲司希旨，鍛成其獄，奏集惡逆，坐當死。詔下其議，楊素等曰：‘集密懷左道，厭蠱君親，是君父之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請論如律。’”以上都由“道士”“術者”行之。
1990年2月28日
《中國迷信新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