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抑鬱症的抗爭(上)


我與抑鬱症的抗爭(上)

(一)


“抑鬱症 ”對那時的我來說是陌生的,甚至根本就不知道那也是一種病。那是04年的夏天。


參加完高考,我知道自己又輸了。03年的試題非常難,我的成績還可以,雖然和二本線差了點,但還是被當地的一所本科院校的英語專業錄取了。


復讀是心有不甘,覺得自己本應考得更好。


但結局依然如此。第二天在學校裡對答案、填志願,我是一點也開心不起來。在宿舍收拾課本時,甚至想把所有的書都撕了……但最後還是挑了幾本做了很多筆記的書當做紀念品留了下來,其它通通賣了廢品。


在家等待成績的日子裡,特別痛苦。一方面急切地想知道成績,另一方面又怕成績出來。


成績出來後,果然又沒考好。但確定被東北某高校錄取後,家裡人舒了口氣,我卻愈來愈痛苦——為什麼會是這樣的結果?不可能。按我平時的成績,考上一所知名大學不成問題,但結果往往出人意料。


幾天後,突然某個瞬間,我感到自己的右胳膊震顫了一下,但沒當回事。和絕大多數就要步入高校的大學生來說,內心的期待是遠遠大於恐懼的。

我裝作什麼事也沒有發生的樣子,每天依然給家裡人做飯,和大家說說話,但情緒低了很多。


晚上睡覺再也沒有從前那麼踏實了。從小到大,我的睡眠質量都是很高的,幾乎一躺下就能睡著,但那段時間因為有了心事,再也沒睡過一天安穩覺……


我與抑鬱症的抗爭(上)


(二)


開學前的某一天,我突然不想看到外人了,任何人來我家,我就躲進另一個屋子裡。那時大家還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就像每一次進入一個新環境前會恐懼一樣,都以為這是正常反應。


回顧我的整個小學和中學時代,幾乎都將自己緊緊封閉起來。我的內心有很多苦惱,但從來不會給別人說起,平時也只會和她們分享快樂的事,所以,在我以前同學的眼中,我是天生的樂觀派。


小時候家境不錯,到後來爸爸做生意賠了,日子急轉直下。我開始小心地用每一分錢,從不亂花。高中三年,每個月生活費是100元(包括餐費),到月底也能留下三四十塊。


說到底,那時的我對自己是極度苛刻的,不論是精神上還是物質上。所以儘管我成績不錯,卻一直羨慕那些可以自由支配生活費的人,看她們穿著當時流行的服裝,活出了自己真實的樣子,有點嫉妒了。


有時我在想,抑鬱症不是突發病,雖然有時一個導火索就會觸發,但它一定是早就在自己的心中埋下了種子,只是我們都沒當回事罷了。


我和我爸去林大報到時,他陪我在外面買完洗漱用品,說要趕當晚的火車回家,在校門口分別時,看著他遠去的背影,想著從此要一個人面對,我哭了。


回到宿舍,和來自全國各地的舍友打完招呼,我便到挨近窗子的上鋪睡覺去了。但也只能躺著閉眼休息,偶爾能睡一會,一有響動,立馬驚醒——彷彿精神處於極度緊張中。


我發現自己的精神開始恍惚了,有時會久久直視某個物體,哪怕心裡想著別看了,但眼睛還是盯著那兒,能明顯感覺到,我的行動已經不受大腦指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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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剛入大學就要軍訓,而且強度很大,幾乎沒有自己的時間。


因為狀態很差,頭也開始疼起來,我能想到的唯一辦法就是去醫院。那時,學校隔壁就是林業總醫院,檢查結果是:雙大腦後動脈血管痙攣。


對醫學知識我一點也不瞭解,但覺得沒什麼大事。醫生當時是怎麼說的已經不記得了,我渾渾噩噩回到宿舍,只想趕快擺脫目前的狀況……


無論如何努力,還是睡不著,但軍訓是必須進行的。給輔導員請假,她說:不行,除非有特殊情況!那是我第一次來外地求學,我對什麼都不瞭解,輔導員的話如同聖旨不可違抗。我只能委屈自己。


那時宿舍樓下有一個磁卡電話,我給家裡打了電話,但什麼也不敢說,只是哭。我媽覺得我可能是不適應那裡的生活,說慢慢就會好起來的。她又給我說了家裡的事,打了好長時間,直到後面等待的同學不耐煩了,我才掛了電話。


宿舍在五樓,我一步步挪上去——那是我一生中最無助最無力的時刻,我的精神好像水蒸氣一樣統統蒸發了,現在支撐我的只有一個軀體。


我就是在那個時候,第一次切身體會到什麼是“行屍走肉”。


又過了幾天,我感覺實在受不了了,便硬著頭皮又去請了一次假,輔導員依然板著臉:不行。這是規定!那一刻,我覺得自己已經毫無希望了……(後來我才知道,那個輔導員的父親是前黑龍江省林業廳廳長,所以她的囂張跋扈也可想而知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覺得那已經是我能承受的極限了。但還是抱著試試看的僥倖心理,想著也許第二天醒來就會奇蹟般好起來呢!


但終於沒有。第二天凌晨發生了一件震驚全校的事。黑龍江的高校裡流傳著這樣一句話:生在黑大,死在林大。那天,新紀錄又誕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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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幾天後,我在哈醫大醒來時,第一眼看到的是爸爸,他眼裡佈滿血絲。我問:這是在哪裡?他說:醫院。我問:我怎麼會在這裡?他說:你先休息好,其他事以後再說。


第二天好友劉萍打電話來,我才明白髮生了什麼事,突然我開始歇斯底里地哭:你們為什麼要救我?一了百了多好。我已經對這個世界失望透頂了……


其實甦醒時,我下意識地抬起胳膊時就發現問題了:右胳膊已經被石膏固定住,根本抬不動。想到自己以後將是個殘廢,無論如何是難以接受的。


那是我十九年人生裡最大的一次災難,誰也不會預料到。在此之前,我從沒打過點滴,但在醫院的一個多月裡,將我一生的點滴都打完了——手腕腳腕處輪流扎針,每一次護士考慮在哪裡扎針時都要花很長時間。


從小我和我爸的交流很少,雖然他對我格外偏愛,每次打工回來都會給我帶禮物,從小時候的髮夾到長大後的復讀機,他的愛和期望全部凝聚在禮物裡。


對父母,我很少向他們表達我的真情實感。有時想把內心的苦悶發洩下,一想到他們那麼辛苦地供我讀書,便把想說的話嚥進了肚子裡。在他們面前,只說好的,不談壞的。


多年後,我才知道,這些都為抑鬱症埋下了伏筆。


在醫院時,我的狀態時好時壞,好的時候會和隔壁床的病友聊聊天,不好的話就覺得前面的路都是黑暗的,我將永遠被隱沒在黑暗裡,無法自拔。


四十天後,我躺在擔架上,被幾個學生抬上了開往三門峽的火車上。想到就要見到家人,又期待又恐懼。那難熬的四十多個小時,也不知道是怎麼度過的。


小叔去接的我們,連夜開車送我們回家。回到家已是凌晨。家門敞開著,我媽迎出來:回來了。我沒敢回應她,羞愧難當。


他們將我抬進臥室,床上已經鋪好被褥。我媽說:終於回來了。到家了就能好好休息了。快睡吧。


我想著她會問我很多,但什麼也沒有。我把臉埋進被子裡,無聲地哭了。


我與抑鬱症的抗爭(上)


(五)


回到家的當晚,我睡了長久以來的第一個踏實覺,雖然沒幾個小時,但彷彿幾天幾夜。


第二天一早,聽到我爸和我媽在院子裡說話,我爸說:我這就要走了。以後孩子就交給你了。等好了,明年再去。


住院時,我爸專門去了一趟學校,他給我辦的是休學手續,儘管我堅持以後再也不要讀書了,他說:先休學一年,到時再說。


後來證明,我爸是對的。讀了那麼多年書,說不上就不上了,我心裡是不甘的。


我和我媽每晚睡覺前,關了燈,她就會給我講故事,像小時候一樣,唯一不同的是小時候都是童話,而我在十九歲那年深秋的晚上,聽到的都是一些歷經磨難、最終走向人生巔峰的真人真事。


我第一次在我媽的攙扶下站起來時,有一種天旋地轉的感覺。那時距離我出事已經兩個多月了。我曾以為一輩子是殘廢了,想著我要在輪椅上度過下半生——當然,那是我為自己設想的最壞的結果。


我媽也一樣,沒見到我之前,她以為我摔得特別嚴重,每天在家裡以淚洗面,等我回來,她覺得比預想中的好多了,有一天晚上,她和我講:其實人這一生,只要活著,就沒有什麼過不去的坎。你先養病,等你好了再決定去不去讀書,我們會尊重你的決定。


我的身體慢慢恢復了,胳膊上的石膏也去城裡的骨科醫院取了,我下意識地彎曲胳膊,卻發現不能打彎了,醫生說:根據你們以前拍的片看,右胳膊關節是粉碎性骨折,裡面現在固定著幾個鋼板,以後應該也不能和正常人一樣彎曲了……不過,你回去鍛鍊鍛鍊,也許彎曲的幅度能大點。


此後的每一天,無論是坐著躺著還是走著,我總會下意識地鍛鍊胳膊,甚至每天將一桶水提好幾個來回。不過,事實證明,我的右胳膊確實再也回不到從前了,這麼多年過去了,只能彎曲在15°以內。


身體恢復得差不多了,我媽帶我去看心理醫生。她不相信我會做出傻事,一定是哪裡出了問題,她相信自己的直覺。


我們去的是地區醫院心理科,還沒等醫生問完,我就焦躁地要回家,我說:我受不了了!心理醫生不過是分析了下我的情況,我卻覺得她就像個間諜,把我的所有秘密都探聽了。這對我來說是極大的恥辱。


但我媽很有主意,即便我再反抗,她也一個人聽完了醫生的話。後來,我們又去了另一傢俬人開的心理診所,綜合了兩個醫生的意見,又根據我們當時的經濟狀況,選擇了一種叫“鹽酸多塞平片”的藥。


休學在家的一年裡,我一直吃的是這種藥,價格不高,雖然沒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但也感覺一切都在好轉。


不過,隨著第二年開學日子的臨近,我的精神狀態急轉直下,開始做噩夢,醒來時頭上都是汗……我才明白,我的心理疾病只是表面上好轉,真實情況遠比看到的要複雜的多。


我與抑鬱症的抗爭(上)


(六)


開學的日子到了,爸媽和我一起去學校,拿著那張在家裡的木盒子裡躺了近一年的休學證明書。火車上,我的心情落到冰點。


雖然平時和他們說起只不過是比別人晚讀了一年書,但一想到又要去面對那麼多學生,想著我的往事會拿來作為大家的笑料,便驚恐不已。


手續辦理的一點兒也不順利,學院方面不斷阻撓,他們打著“可以來繼續讀書,但必須先還了前一年手術費用”的旗號,想著我們農村人是不經嚇的,這麼說我們大概就會回老家去,再也不來了。


事實是,我爸媽為了能讓我進入學校就讀,費了很大的勁,和學院理論,直到寫了保證書說以後若出了什麼事故都不會找學校的麻煩,才罷休。


不過,最後一刻,我卻不幹了——新生們正在準備軍訓,看到他們的樣子,想起之前的自己,痛苦加倍襲來——我想我真的在那裡一分鐘也待不下去了,我要回家,馬上!


爸媽千哄萬勸都沒用,我是鐵了心要回去的。就這樣,我們又坐上了返程的火車,在天津中轉時,我爸去了內蒙(那時舅舅在那裡承包了一個打井的工程,爸爸在那裡幹活賺錢),我們則回家。幾十個小時的車程都在沉悶壓抑的氛圍裡度過,直到火車抵達運城站。


不過一回到家我又後悔了——有一天從老屋往我家走時,經過一個土坯砌成的老舊牆體時,我突然反應過來:如果這次不去,那我一輩子可能都逃不出在農村的宿命了,曾經的那些豪言壯志此後都和我無關……


後來,我讀到村上春樹寫的他為什麼要寫小說,就是有一天在觀看球賽時,突然腦子裡冒出了做小說家的想法,於是,一切都改變了。


我一直想,假如當時任頭腦空白,什麼也不想,那最後的結局必然是慘烈的。所幸的是,雖然沒有非去不可的那種意志力,但至少我開始主動了。


想到這裡,回去我就給我媽說:咱們再去一次吧。這次我肯定會留在學校裡。那時軍訓快結束了,我想著只要能趕上上課,就沒什麼損失,畢竟,我是參加不了軍訓了。


後來遇到的麻煩是迄今為止最棘手的,當年學校裡有十六個學院,除非有重大的事,否則都是各學院負責的。第一年我的事輔導員應該受到了牽連,她聯合黨委書記百般阻撓,找出種種理由拒絕我的入學申請。


為此,我哥和當時的嫂子坐火車來到哈爾濱,抵達的當天,他們就在學院專門召開的“是否同意姚曼入學”的專題會議上發了言、經過大家的反覆討論和辯論,我哥和嫂子陰沉著臉回到出租屋……我和我媽一看就知道事態不好……


那天晚上,哥嫂和我媽很晚都沒睡著,我哥在出租屋裡打地鋪,我在迷糊中聽到他和我媽說:他們一直強調姚曼有病?是的,我承認她有,誰經歷了那麼大的挫折能一下子站起來呢?!不行!我一定要讓妹妹入學!


那天晚上我哥沒睡,他去網吧構思怎麼寫材料,第二天一早,他把打印好的幾十份寫好的《關於姚曼問題的告學院書》交給我,讓我到學校的行政大樓去,每個校長門下塞一份。另外,我們也撥通了當時正火的《焦點訪談》欄目電話……


最後,是副校長出面解決了此事。我記得那天在副校長的辦公室裡,他對我媽說:大姐,你放心,我們一定讓姚曼入學。農村家庭培養一個孩子不容易,這麼多年的心血不能白費了。然後他轉向我:好好表現哦。


學校答應我入學的條件是:必須有人陪讀。我媽為了讓我安心讀書,一下午的時間都在學校附近找出租的房子,當天晚上,我們就住在王阿姨家(我的第一任房東)。


我的情緒依然波動很大,我媽說:平時你就好好上課,週末了咱們一起去看心理醫生。那時我吃的藥還是鹽酸多塞平片,因為在路上耽擱的時間太久,我們都忽略了病情,但藥沒停。


明天就要上課了,想著這一波三折的入學過程,比電視劇還要驚險,確實有些後怕。還好,我在心裡安慰自己:終於可以又走進教室了。心裡的迷霧慢慢散開,但恐懼依然還在——我不知道自己將要面臨著怎樣的道路。


我與抑鬱症的抗爭(上)


(七)


第二天我走進教室,同學們都用異樣的眼光看著我,儘管之前設想了第一次見面的種種場景,也做好了心理準備,但那一刻,卻還是想找個地縫鑽進去。


中學時我一直是大家心目中的榜樣,不論成績還是為人。這種事第一次經歷,就以這種猝不及防的方式,我有點應對不過來了。


不過,還是強忍著,在教室裡找個座位坐下,有人喊我:喂,你是傳說中的曼姐?!我哭笑不得,這時候來一句這樣的話,是在諷刺我吧?


不過,後來證明,我錯了。那是來自天津的於同學,他坐在後排,胖乎乎的臉上鑲嵌著黑如明珠的眼睛。


一個人合不合群,一開始就能看出來。於同學、姜同學和我,我們仨從來都是獨自一個人,在教室裡,偶爾聊幾句無關痛癢的話題,也便滿足了。


我的事早就在班裡傳得沸沸揚揚,上一屆學生在給學弟學妹們講起那件事時用的都是神秘的口吻,在他們一生的經歷裡,我是個近在眼前的“奇蹟”。


週末的時候,我和我媽去道外區的心理醫院。從我們學校所在的區到那裡得坐將近兩個小時的公交車,如果換做現在,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堅持去。當時,每次都是我媽主動提出,必須去!


記得第一次找的是心理醫院的副院長,是個五十歲左右的婦女,她簡單問了下我的情況,就開了一種抗抑鬱藥(好像是“鹽酸帕羅西汀片”),說是先買兩盒試試。


當時一盒是65元,我記得清清楚楚。我給我媽說:咱們先買一盒吧,等有效果了再來買。我媽口袋裡就帶了二百塊,她說:買。你的病要緊。


回到出租屋的第一件事就是喝藥。我心存僥倖,以為能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卻不知道抑鬱症的治療過程是異常緩慢的。


當時,大家都以為我就是普通的抑鬱症,只要按照醫生的吩咐做就好了。但我媽發現不是這樣的,我的表現分為兩個極端。


有一段時間我非常消沉,外面的天氣陰沉我立馬就會想到“世界末日”,如果經過時兩三個人在一起說話,我就會馬上確信她們在嘲笑我。


而過了這段時間,我心情好起來,每天意氣風發去上課,將老師佈置的作業寫得工工整整交上去……彷彿一瞬間世界變得美好了,我會和遇見的每個人打招呼,管他認識不認識。


那個週末,我們又照常去心理醫院諮詢,副院長正好不在,她房間的隔壁坐著一個男醫生,我們便掛了他的號。


而正是這個醫生,改變了我此後的命運……


我與抑鬱症的抗爭(上)


(八)


那個男醫生仔細地詢問了我的病情,包括平時生活裡的一些小細節,最後他說:你的病不是單純的抑鬱症,而是躁鬱症,它是抑鬱症裡最複雜的一種。


那是我第一次聽說“躁鬱症”,儘管不知道它有多嚴重,但可以確信更甚於抑鬱症。我轉過身,看到我媽的臉色都變了,她緊張地問:醫生,那我們該怎麼辦?


男醫生說:我重新給孩子開一種藥,讓她先試試,看有什麼反應。另外,每週過來複查一次,有什麼新狀況一定要如實告訴我。


走的時候,他遞上自己的名片:我姓高,下次來之前給我打個電話。


他開的藥是:鹽酸氟西汀膠囊,也就是百憂解。


回去以後,我按醫生的囑咐按時喝藥,正常上課,情緒逐漸穩定下來。


我們的房東姓王,我叫她王阿姨。她家住的是平房,有兩間,一間他們自己住,另一間租給了我們。


因為她家就在學校的後門附近,她們平時就做點小生意,比如在新生剛來時會賣點日常用品之類的,賺錢補貼家用。


沒事的時候,她和我媽聊天,知道我生病,家裡就我爸一個人賺錢,有一天她問我媽:大妹子,你想不想去做清潔工?就掃林大門前的那條路,活倒不重,你也能賺點錢,畢竟,在外面處處都要花錢。


我媽毫不猶豫就答應了。接下來的日子,每天早上四點多她就出門,快八點回來,休息一會再去。午飯是我在食堂打回來的,我們倆面對面吃完,記得那時無論吃什麼飯都沒有味道。


躺下來休息時,我媽會問我:今天感覺怎麼樣?我說:還好。她就放心了,然後會和我說起掃馬路時發生的事,不管是問路的還是無意間和她打了個招呼的人,當她說起時,眼裡都會閃爍著光芒。


讀中學時,每次開學,走之前,我都要和我媽鬧一場,雖然一回到學校就後悔,但有時候真的控制不了自己。記得有一次,我在書上讀到一句話:愛之愈深,恨之愈切。當時就覺得這句話寫出了我對我媽最真實的情感。


但在我最困難的時候,一直都是我媽陪伴著我。為了讓我儘快入學,她和學院黨委書記當面爭吵,甚至甩門而去;為了看好我的病,她每週陪我坐近兩個小時的公交車去心理醫院,而到那裡停留的時間也不過半小時……


而當她在哈爾濱的冬天裡冒著嚴寒掃雪時,心裡又該承受著怎樣的壓力。


我從未關心過她,從來都只為自己著想。當我心情不好時,就會朝她發脾氣,她說我幾句,我立馬就會頂撞,然後甩門而去。晚上回來,我固執地不開口,因為知道一定是她先和我說話。


這麼多年過去了,那段往事一直是我心裡的梗。我終於明白了,在這個世界上,只有父母對兒女是全心全意付出的,他們從未想過回報,只求兒女平安。


【後記:每個人的成長過程中都要經歷很多,之所以記錄下這段故事,是為了讓更多有抑鬱症前兆的朋友能提前做好準備,在病情惡化前採取措施積極應對。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只要你相信你能戰勝它,就可以。】


我與抑鬱症的抗爭(上)


親愛的夥伴們,今晚我在村裡的露天廣場看電影時,無意中翻到曾經的這個系列文章,記得那時我還和公子白關係很好,還花了399元加入了他的創業群,又在他的不斷鼓動下花了998元入了德佳的群……他曾在他的群裡公開說:她的文章我連打開都沒打開過!因為那標題一看就是負能量的!


我的好友阿華氣不過,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回擊他:也許你將來會成為那個人人羨慕、人人仰望的陳安之,可是,在我眼裡,小曼不是,也不會成為那樣的人。為此,公子白又把截圖發在了他的群裡,還配上酸溜溜的明顯帶有諷刺意味的話:看來,以後再也不能在我的文章裡點名道姓了!


如今,我和公子白早就失去了聯繫,去年我的病情復發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造成的,毫無疑問。記得那個月我賺了960塊錢,然後在他的不斷鼓動和誘惑下又自己貼了二三十塊錢交給了他,他當即就賺了400塊錢,然後馬上又退了我200,還裝出一副自己做了好事的高高在上的姿態。那一刻,我覺得自己渺小的簡直想找個地縫鑽進去……


後來聽說我尋死的消息後,他要求我立馬把他辦理的水果年費退給他,我沒有錢,妹妹冬梅知道後,馬上給我轉了五千塊錢,她說:曼姐,我相信你的為人,你一定是遇到了什麼困難,沒事,這錢對我來說是小事,你什麼時候還都行。我當即退給了公子白1500塊,然後,他把我拉黑了……


我與抑鬱症的抗爭(上)


後來從別人口中,我聽到了以下故事:我鬧著要跳死海的消息很快傳遍了朋友圈,遠在益陽的我的小溢弟弟(我們是網絡上非常好的朋友,親如姐弟,迄今為止見過兩面)加了公子白的微信,揚言要去深圳找他算賬,他害怕了,轉了一萬塊錢給小溢弟弟,說是給我賠不是了。後來那錢都被用作我的治療費用了。


後來,各地的網友又給我捐了好多錢,我一時之間有了這麼多錢竟然不知怎麼花,我和橙爸專門去了中國最好的心理醫院——北京安定醫院,又為了我胳膊裡鑲嵌的三塊德國進口鋼板要不要取出來專程去了一趟哈爾濱,後來哈醫大的資深老醫生說:取不取出來都意義不大了,沒事,你想取出來也行,但建議就近取,比如你們離西安近,那就去西京醫院吧。


我們回來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剩下的錢裝修樓上的房間,把一個大大的客廳隔成了兩間,我給爸媽說:這樣再裝兩個空調,我各地的朋友來了,就可以在咱們家住下,不用花錢住酒店了……爸媽都同意。做水果這幾年,每年都會有幾撥全國各地的朋友來,有的是自己來,有的是帶家人朋友來,我爸媽都是格外高興,他們覺得,自己女兒能認識這麼多人也是我們家的榮幸。


很多朋友回去以後都會想念媽媽做的炸油餅、想念爸爸炒的菜,想念我們一起在村外馬路慢跑時隨手採摘水果就塞入口中的那種暢快淋漓的場景……其實,我也想念每個和我有過接觸的人,雖然表面看起來我很開朗很豪爽,實際上,骨子裡我是個傳統且矜持的人,我在心裡默默記著每一個細節,等她們離開後,再用鍵盤一個字一個字去敲打出來……那便構成了一個又一個溫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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