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正統年間，瓦剌逐漸發展壯大，多次侵犯明朝北部的邊塞，嚴重威脅著明朝的安全。正統十四年七月，瓦剌首領也先借口明廷侮辱貢使、削減馬價、拒絕聯姻，率四路大軍南下，侵犯明朝邊境，兵鋒直指大同。大太監王振慫恿明英宗朱祁鎮率二十萬大軍七月十六日冒險親征，明朝大軍剛到山西大同，就傳來各路明軍潰敗的消息。因此王振不敢隨意進軍，便下令大軍撤退。等到退到土木堡時，瓦剌的軍隊追來，明軍潰不成軍，王振及眾多將領死於亂軍之中，可憐的明英宗也成為了俘虜，這就是
土木堡之變。明英宗被俘後，也先並沒有殺掉他，而是將他看做一個籌碼，用來換取金銀財寶。正統十四年九月，也先在喜寧（一個背叛的太監）的唆使下，把明英宗當做人質，打算趁機進取北京。土木堡之變帶來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可以說當土木堡之變的消息傳到京城的時候，無異於一場大地震，二十萬大軍毀於一旦，無數文官武將戰死，最為精銳的三大營全軍覆沒，京城已經變得不堪一擊。舉朝震驚，城內人心惶惶。皇太后及時命令皇帝的弟弟郕王朱祁鈺監國，召集群臣商討戰守大計。在這種時候，朝廷裡出現了兩派，一派是以徐有貞為首的一些大臣主張還都南京的主降派，這一幕何其相似，北宋靖康元年，盤踞北方的金兵向北宋發動進攻，並且金軍渡過黃河，直抵京都。宋欽宗驚慌失措，不知該怎麼辦，而大臣們全無戰意，紛紛主張投降，最後宋欽宗投降，是為靖康之恥，北宋滅亡。但是大明最終沒有淪落到和北宋一樣的結局，因為此時的大明多了一個人，多了一聲怒吼：“建議南遷之人，該殺！”發言者正是我們的主角，兵部侍郎于謙。以于謙為首的主戰派，曉以遷都的危害，得到了皇太后的支持。最後的廷議結果為固守北京。
洪武三十一年，明帝國送走了它的締造者—朱元璋，這對於帝國而言，是個不小的損失。但也就在這一年，杭州府錢塘縣的一個普通家庭裡誕生了一個帝國未來的拯救者，這個人就是民族英雄于謙。
于謙小的時候就非常刻苦讀書，除了學習四書五經，他還喜歡研讀兵法，志向高遠。于謙在小的時候，就非常仰慕文天祥的氣節，常常懸文天祥像於座位之側，幾十年如一日。在他七歲時，曾有個和尚驚奇於他的相貌說：“這是將來拯救時局的宰相。”
正所謂時勢造英雄，那麼于謙是如何在北京保衛戰中力挽狂瀾，挽救明帝國於水深火熱之中？
第一，政治方面，明朝一開始是居於劣勢的。瓦剌也先最大的優勢就在於他抓住了明英宗，以此作為籌碼，處處受到掣肘。俗話說群龍不可無首，國不可一日無君。因為英宗的兒子比較年幼，於是上奏太后立英宗的弟弟朱祁鈺為帝，是為明代宗，穩定了朝局，這一點至關重要。
第二，堅決主張守衛北京，認為一旦還都南京必然會出現南宋的局面。這一主張得到皇太后以及皇帝和吏部尚書王直、內閣學士陳循等人的支持。
第三，不拘一格的選用人才，調兵遣將，妥善安排。任用了戰敗的石亨，讓他擔任京師總兵官，統一指揮京師步兵部隊。于謙還改革了軍制，把傳統的“三大營”改為10個團營，使其更加適應防禦作戰的需要，並嚴懲了一批貪生怕死、翫忽職守的將校。
第四，誅除宦黨，平息民憤。明廷將招致土木堡之變的罪魁禍首王振抄家滅族，用來打擊宦黨的氣焰，此舉深得民心，為後來軍民協同作戰打下良好的基礎。
第五，後勤保障充足，日夜趕造武器，裝備軍隊。在北京周圍，佈置兵力，嚴把九門。日夜操練軍隊，迅速地提高軍隊戰鬥力。隨後兩京、河南、山東等地的勤王部隊也陸續趕到。于謙嚴整軍紀，並選撥新進將領操練軍兵，分守九城，並命令邊防部隊加緊修固沿邊大小關隘。
正是因為作戰準備充分，軍民同心加上北方邊陲重鎮的守兵，抱著與城共存亡，誓死保衛國土的決心，于謙指揮的這場京師保衛戰，最終才取得勝利，挽救了大明王朝。
在長期的戰爭中，也先損失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又失去了與明朝經商的機會。萬般無奈之下，在景泰元年八月無條件地釋放了明英宗，恢復與明朝的臣屬關係。這在中國歷史上，漢族君主被外族掠去，又無條件釋放回國的還是第一次。其後，在蒙古族內部的相王爭鬥中，也先的勢力一落千丈，日漸衰竭。
可惜，最後于謙陷入了皇帝之爭中。景泰八年，徐有貞、石亨、曹吉祥等人，趁明代宗病重，未立太子之機，發動了“奪門之變”，迎接被瓦剌放回的英宗復辟，廢代宗皇帝為郕王，將於謙等朝廷棟樑之臣逮捕下獄，並殺害，釀成“天下奇冤”。悲夫！當時不僅“陰霾翳天，京郊婦孺，無不灑泣”，皇太后聞訊，也“嗟悼數日”。
于謙一生為官清廉、憂國忘家、重成仁，輕殺身、重名節，輕名利。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這可以說是于謙的一生寫照，以石灰作比喻，來表達自己為國盡忠，不怕犧牲的意願和堅守高潔情操的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