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瞿依賢 北京報道 4月10日給醫院的職工發完工資，萬載誠濟醫院賬上現金只剩20多萬元。
萬載誠濟醫院是江西省宜春市的一家民營醫院，2018年5月開業。院長鄧漢成告訴經濟觀察報，疫情之前，醫院每天的門診病人大約300人，住院病人大約250人；而現在門診病人一天幾十人，住院病人只有大概100人。
病人的減少直接帶來的是收入的下降。鄧漢成算了一筆賬，1月底到現在大概3個月的時間，醫院的營收減少約五六百萬元。
收入減少了，支出卻在增加。萬載誠濟醫院在1月22日被定為萬載縣的發熱門診，隨後抽調了十幾位醫護人員在發熱門診上班，醫院還外派了醫護人員到縣裡的定點醫院工作、援助武漢，幾十位醫護人員期間的各項支出，再加上醫院購買的30多萬元防護物資，疫情給這家醫院帶來的損失達到八九百萬元。
2018年收入2900多萬元，2019年收入大約6700萬元，鄧漢成原本想的是，今年應該能盈利3%-5%，但是現在他覺得，“2020年能活下來就不錯了。”
萬載誠濟醫院的現狀不是個例。醫療智庫醫學界此前發起了“疫情期間醫院運行狀況問卷調查”，結果顯示，今年第一季度，95%的受訪醫院業務量和營收都出現了同比下滑。其中，84.8%的醫院門診量下滑20%以上，39.2%的醫院已出現資金斷流的情況。
調查還顯示，30.4%的公立醫院在疫情期間可以從財政上獲得補貼，21.5%的公立醫院有銀行貸款渠道，12.7%的民營醫院通過投資人追加進行資金補充。
經濟觀察報瞭解到，國家衛健委已經大規模收集公立醫院的虧損情況，且已經對一些醫院下發了補貼。疫情帶來的打擊之下，相較於公立醫院，民營醫院的抗風險能力更弱。
多家民營醫療機構的受訪者表示，連續幾個月沒有收入，帶來的打擊是致命的，也加劇了行業洗牌的速度：對開業時間長、有一定口碑、籌資渠道強的民營醫院來說，幾個月的衝擊還能挺過去；對很多開業時間不久的單體、特色專科民營醫療機構來說，關門、倒閉可能是不久後就要面對的現實。
現金流承壓
跟萬載誠濟醫院相比，六安世立醫院的規模更大，是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區唯一一家二甲醫院。作為區域內醫共體的牽頭單位，六安世立醫院還管理著裕安區11個鄉鎮，輻射人口有60萬人。
六安世立醫院在疫情期間也被定為發熱門診，一直開業，只關停了像口腔科、呼吸科的氣管鏡、消化科的胃鏡腸鏡等少數科室。
“我們還是恢復比較早的”，六安世立醫院院長姚紅表示，2月份醫院的收入只有去年同期的60%左右，減少了1000多萬元；但3月因為疫情好轉，積壓的就醫需求釋放，加上醫院內部加強了院感控制，就醫迴流明顯，收入同比只減少100多萬元。
姚紅說，六安市是勞務輸出型城市，因為疫情，這部分人員很多還在老家，3月的迴流也跟這個有關。
六安世立醫院2019年全年的收入大約4.5億元，兩三個月收入的減少雖然不是特別大的打擊，但是姚紅也坦言，現金流還是有壓力，員工工資都照常發放，但是醫院收入少了，員工的獎金也就少了。
相比起民營的綜合醫院，口腔、整形美容、體檢、眼科等特色專科在疫情期間則幾乎全部停業，受影響更大。
4月9日，愛爾眼科（300015.SZ）發佈今年一季度業績預告，其公司預計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同比下降60%-80%。
口腔也是受影響較大的專科。算上全資、控股和參股的醫療機構，億大口腔旗下目前有10家醫療機構，包括上海的7家門診部、雲南1家門診部以及四川和山西各一家口腔醫院。
“我們1月23號放假了，沒想到一放放了兩個多月。每個地方衛健委批的復工時間都不一樣，但大多都3月中下旬復工的，像我們上海靜安門店，是3月24號復工的。”億大口腔董事長田力寧表示，2月門店收入為零，3月開業時間並不長，大多是做一些準備性工作、處理複診病人的需求，“從營業額的角度來說，也幾乎等同於零”。
按照慣例，春節帶來的“空檔期”一般是半個月，但後面一個半月的關門是田力寧始料不及的。以上海靜安門店為例，疫情之前的單月收入在100萬元以上，現在收入為零，但員工工資、門店房租、牙冠等材料的工程款還是要付。“現在來看，疫情是中期的事情，不是短期行為，說不定一整年都要受到影響，這樣的話肯定有壓力了”。
田力寧介紹，億大口腔的業務主要有三大塊：正畸、美白修復和牙周種植，按照衛生部門的要求，牙周種植業務現在所有的門店都不能開展，正畸和美白修復則各地要求不一樣。按照疫情向好的趨勢，他判斷4月的業務量能恢復到原來的50%左右。
但他依然持樂觀態度，“雖然短期受影響很大，但是中長期看，疫情後口腔市場可能會爆發式增長”。
自救和融資
賬上只剩二十幾萬元，醫院如何週轉？鄧漢成在等3月的醫保結算款，這筆錢接近200萬元，預計在4月到賬，能幫助醫院再支撐一段時間。如果5月疫情繼續向好，病人逐漸多起來，這一關儘管艱難，也算是過去了。
疫情給鄧漢成帶來更多危機意識。在被動等待形勢好轉之外，他也進行了一些自救，比如讓醫院的醫生主動電話回訪病人，包括全部住院病人和門診的慢病病人，對病人進行生活問候、告訴他們一些防疫知識、問問病人服用藥的剩餘量等等。對一些不能出門就診的慢病病人，醫生還會送藥到小區門口。
鄧漢成認為，這樣的回訪是主動關愛，會對疫情之後病人的“迴流”有幫助，也建立了醫院負責任的形象。
單體醫院“船小好調頭”，醫療集團面臨的情況則更加複雜。
華東地區一家醫院集團的全資、控股、參股、託管醫院總計20家左右，該集團副總裁估計，20家醫院第一季度減收大多數在50%以上，目前有20%-30%的醫院發不出工資，人員流失也達到了10%左右。
“疫情使民營醫院病人減少、收入減少。當然公立醫院也有減少，但民營醫院規模小、底子薄，很多負債經營，因此受到的衝擊更大。” 該集團副總裁說。
2019年，這家集團主動關了旗下兩三家“發展前景不好的醫院”，被關掉的醫院都存在人員技術弱、管理不夠規範、經濟效益不好的情況。對於這次發不出工資的醫院，這家集團是否有關閉打算？
“大部分（醫院）現在看來還可以，除了一兩家不太行，我們也準備採取一些措施讓他們生存下去。能運營的還是運營下去，運營不了的到時候就清算一下。” 該集團副總裁說，目前對於狀況不好的醫院，一是集團會扶持，二是抓緊時間彌補，趕快擴大業務量，想辦法擴大以質量、技術、服務、安全為基礎的全員營銷。
跟零售業疫情期間努力開拓線上業務一樣，田力寧也在琢磨能不能再線上開闢一些新的業務，但是矯牙、鑲牙、種牙這些診療服務，每個患者的治療計劃是私人定製的，不易在線上成交。他嘗試了向數字化智能口腔醫院轉型，如直播課程、微信小程序等，希望拓展新業務。
除了內部自救，融資，是經濟觀察報採訪的多位民營醫療機構管理者都提到的補救手段。但跟公立醫療機構相比，民營醫療機構能享受到的貸款額度相對受限。
鄧漢成2019年向當地的銀行貸款了1000萬元，去年用了700萬購買設備，今年因為疫情把300萬拿來當作現金流。跟萬載縣當地的公立醫院相比，萬載誠濟醫院的醫生薪資偏高，但是護士的薪資總體偏低，鄧漢成想提高護理團隊的薪資，他想再向銀行貸款500萬元。
田力寧也向銀行申請了2000多萬元的貸款：“我們公司整體信譽良好，原來在銀行也沒有欠款。現在所有的貸款材料已經提交給他們（銀行）了，正常情況在一個月內，走完流程就會審批下來，只是審批多和少的問題，比如說是1000萬，還是2000萬的問題”。
原本打算今年將口腔門診擴張的田力寧，此前已經儲備了一些現金，但是現在，他放緩了擴張計劃。
大浪淘沙
在中國醫院協會民營醫院分會會長趙淳看來，民營醫療機構的發展是大浪淘沙的過程，而疫情加快了這個過程。
根據國家衛健委官網數據，截至2018年底，全國醫院共有3.3萬家，其中公立醫院1.2萬家，非公立醫院2.1萬家，佔比63.5%。
趙淳認為，儘管民營醫療機構數量很多，但提供的醫療服務量卻不到20%，並且相當於公立三級醫院的不到10%，90%以上的民營醫療機構抗風險能力都很低，也沒有國家在財力上的支持。
另一方面，2萬多家民營醫療機構中，大部分都是“小舢板，以中小型專科醫院為主，如口腔、婦產、眼科等專科，在疫情下，一旦失去病源，現金流出現困難，又沒有儲備資金，“一定會有一些撐不下去了”。
“開不了業，員工損失不得，醫療人員要經過很多年才能培養出來，而且跟醫院已經磨合得很好，所以工資還是要發，並且房租也是很大一筆支出。”趙淳說，中國醫院協會民營醫院分會正在做調查，內容主要包括後疫情時代，民營醫院如何發展？
儘管調查結果還要半個月出來，但趙淳已經感受到了民營醫院的艱難：不少民營醫療機構管理者來向他訴苦，也跟他“取經”。
趙淳呼籲，參照中小企業的一些扶持政策，對民營醫療機構也給予房租減免、稅收減免，但他也認為，這些起不到太大的作用，“怎麼活下去還得靠自己”。
中國價值醫療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梁嘉琳表示，一些非連鎖性的、非上市公司的單體民營醫院，他們對於疫情的耐受力、抗壓性比較差，而且即便是中小型民營醫院也得上億投資，從投資額來看並不適合小微企業的認定標準，不適用於國家有關部委在疫情期間出臺的小微企業扶持政策。
“所以現在出現了一個夾心層的問題，很多社會辦醫機構一方面比小微企業大，另一方面沒辦法像上市公司一樣使用創新性金融創新（如：發行專項企業債），他們夾在中間，上不上、下不下。”梁嘉琳說。
社會辦醫在醫療體系中的角色，在2018年之前的定位是“公立醫院補充”。2019年6月，國家衛健委等十部委聯合發佈《關於促進社會辦醫持續健康規範發展的意見》，對社會辦醫的定位明確為“醫療衛生服務體系重要組成部分”，同時提出拓展社會辦醫空間、擴大用地供給、推廣政府購買服務、落實稅收優惠政策等措施。
疫情之後非公醫療怎麼辦，在業內是關注焦點。在醫療自媒體八點健聞4月15日的一場直播中，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協會醫院管理分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丁劍表示，疫情過後，醫療衛生行業當然會有大發展，但對於非公醫院短期之內是“唱衰”。因為疫情過後一些地方政府對公立醫院會有報復性擴大的舉動，這會更進一步限制非公醫療機構的發展。非公醫療面臨的幾大挑戰，一個是監管加強，二是信用缺失，三是人才競爭，四是管理滯後。
趙淳也認為，經過這次疫情，肯定有一部分民營醫療機構要“離開”：“無論是做大的綜合型醫院，還是做專科醫院，一定要提升自己的醫療質量，加強專科建設。打鐵還需自身硬，只有這樣才能夠有更強的抗風險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