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前，高宏霞是風光無限的女足國腳，非典期間的香河基地，她和隊友們是當時被保護得很好的那一批人，在嚴格的防護措施下封閉集訓，備戰亞洲盃和世界盃；17年後，高宏霞成為了一名廣受好評的城管，新冠肺炎籠罩下的上海，她和同事們成為了保護這座城市的人，用嚴謹的態度和熱情的服務，幫助市民解決顧慮。這位昔日球場上的鏗鏘玫瑰，已然成為抵禦新冠肺炎戰場上的防疫後衛。
疫線新鐵衛
跟大多數政府單位的工作人員一樣，高宏霞2月3日就結束假期，回到城管隊上班了。疫情當頭，什麼事都怠慢不得，加之中隊好幾名年輕隊員被抽調去上海火車站參與防疫志願者活動了，像高宏霞一樣還留在隊裡的人便承擔起了絕大部分的日常工作。
那會兒，高宏霞除了像平常一樣處理投訴，還多了聯合市場監管部門與聯合街道一起按規定對部分小型餐飲店執行暫時封門的任務，不過隨著復工復產有序地開展，這些店面也逐步解封，重新營業。
儘管任務種類有所增加，但好在這段時間的訴件較往年同期減少了很多，就算中隊人力捉襟見肘，她也能自如地處理完每個案子，甚至一些原本就不在工作範圍內的訴件，熱心如她也統統聯繫了相關單位幫投訴人解決問題，“疫情防控期間，我們執法部門是不分家的嘛。”
復工後不久，高宏霞和中隊的領導一起去上海火車站看望了正在那裡做志願工作的年輕同事。“每個人都穿著全套的防護裝備，只能從身高和體形辨認誰是誰。”高宏霞心疼道，“他們天天在車站工作不吃不喝工作六個小時，真的很辛苦。”
到火車站的時候，返程高峰已經過去一陣子了，又正好暫無沒有列車到站，往日熙熙攘攘的南廣場空空蕩蕩，視線所及幾乎沒有逗留的旅客，倒是一些全副武裝的工作人員在給各個角落消毒，在人心惶惶的當下，這幅景象反倒叫人安心了起來。高宏霞後來想起，這樣的場景她17年前在北京機場也見過一回。
2003年，30歲的高宏霞又收到了國家隊的徵召，上一年剛參加完釜山亞運會的她需要參加女足國家隊在香河的集訓，備戰下半年的亞運會和世界盃。
當時聽到這個消息，這位身經百戰的後衛沒有流露出以往那樣的喜悅之情，她有些發愁：因為患了甲亢的緣故，自己近幾年需要大量服藥，身體也變得浮腫，各項條件不比當年，雖然狀態已經逐步恢復，但訓練時還需要點特殊照顧，她擔心自己不能在國家隊有所表現。不過後來，在時任上海女足主教練林志樺的支持下，她還是收拾行李和上海女足隊友一起踏上了前往香河基地的旅途。
那是2003年5月初，“非典”疫情仍未解除，首都尚屬疫區，小湯山醫院名聲在外，一提到“去北京”，多數人聞之色變。
高宏霞一行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奔赴國家隊報到的，她們不僅需要降落北京機場，還得深入北京腹區做身體檢查，待確認無恙才能入住香河基地。此前在收到國家隊通知的同時，女足國腳們也被告知必須“全副武裝”才能進京，口罩、眼鏡、手套缺一不可。
在高宏霞的記憶中，從上海到北京的飛行和往常基本無異，“非典”似乎只是一個傳說中的妖魔，沒有對自己的家鄉產生什麼影響，但當下飛機踏入北京機場，高宏霞才真正意識到“非典”這個兩個字究竟有多駭人。
“偌大一個北京機場真的是空蕩蕩的，基本上看不到人。當時我們國家隊的隊醫孟醫生來現場接機了，他讓我們趕緊把口罩戴上，搞得我們也很緊張。”高宏霞回憶道，那種清冷的感覺令她第一次對“非典”產生了恐慌情緒，“其實我們之前都沒有意識到要戴口罩。”
交流只靠電話，無聊只能追劇
回想“非典”那年，抵京的女足球員沒有在機場多做停留，立即趕往了國家體育總局檢測中心做胸透、驗血和體溫三項身體機能測試，全部確認健康後方坐上剛消毒過的大巴趕赴香河。
為了加強空氣流通，大巴的車窗大都打開，就連逃生用的天窗也掀了起來。一路上，有的姑娘因為沒買到更為厚實的16層口罩，只好疊戴兩個12層口罩以求心安，全程被憋得滿臉通紅。
出於安全考慮，不是所有隊員都和大部隊一起去的香河。來自河南的範運傑選擇了自駕，她千里迢迢地從鄭州開車到香河，為的便是能最大程度降低感染“非典”的風險，時任主帥的馬良行當時還讚揚了她的安全意識。
廣東女足的幾名隊員則是在集訓開始大約一週後才到達的基地，鑑於廣東是北京和香港以外的國內第二大疫區，她們在到隊的首個星期沒有和其他隊友合練。
“到了香河以後，隊裡也開了會，告訴我們這麼嚴重的疫情下我們該怎麼防治，怎麼訓練。”高宏霞印象最深的，是出於防範需求，大家得到了一項以前從來沒有過的待遇：從兩人住一個標間變成了單人單間，23名球員被分別安排住在了兩層。“那段時間住得是挺爽的。”高宏霞笑道，“在房間裡很自由。”
雖說單人間的待遇足夠享受，但禁止扎堆和串門還是讓姑娘們在訓練之餘感受到了些許乏味，她們只好用看電視打發時光。
“反正我覺得在香河基地那日子，一個是挺苦的，因為訓練的量比較大，第二個也挺無聊的，只有晚上回去休息的時候看看電視追追劇。”高宏霞記得很清楚，自己那陣子正在追一部名叫《美麗的日子》的韓劇，李秉憲和崔智友兩人演繹的虐戀情深讓她惆悵了好久。
除了住宿上的特殊安置，球隊也向國腳們下達了諸如不許隨便串門等臨時隊規，要求隊員和教練或是隊員之間靠電話交流，連平時常見的隊內會議也都取消了。在一日三餐的問題上，隊裡也想盡了辦法減少姑娘們之間的接觸。
雖然香河基地的運動員餐廳足以容納所有國字號球隊同時就餐，但女足仍在保持分食制用餐方式的基礎上，每天分兩批去餐廳用三餐，平時能坐10個人的大桌也只容許最多坐三人，每個人之間的距離都要保持在1.5米以上，吃飯前甚至還有專人監督隊員們反覆洗手。“當時我們吃火鍋也是一人一個小鍋，自己取了菜回到座位上自個兒吃。”
關於“非典”時期香河集訓的記憶，最後歸到了“枯燥”二字上，“確實那段時間好無聊，所以說我覺得那期集訓日子非常長，因為訓練比較苦，當時是真的覺得很難熬的。”好不容易熬到6月初發兵曼谷，大家才鬆了口氣，“終於又能出國打比賽了。”
那年的泰國亞洲盃從6月上旬開始，當時國內的“非典”疫情已經得到了很大的緩解，距離危機的解除只有一步之遙。出發曼谷之前，姑娘們在國內做完了身體檢查，拿著醫療機構出具的健康證明的她們在曼谷機場沒有被當地的衛生檢疫部門為難，很順利地入了境，沒有被隔離。
“在曼谷的時候，馬導有時也會和我們一起在酒店的露天泳池游泳，一些日本隊員看到我們教練都喜歡得不得了，覺得他像中國版的高倉健一樣。”高宏霞笑道，“這種事情我倒是記得特別深。如果當時被隔離在特定的酒店，氛圍肯定不會這麼輕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