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范仲淹，想必你首先想到的便是他那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經典傳世名言了。而范仲淹也自始至終都在身體力行地努力著，他辛勞社稷，憂國憂民，不敢有絲毫怠慢。
在他的身上，我們彷彿又看到了一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國士形象。
早年經歷
范仲淹祖籍邠州，後來移居到蘇州吳縣。范仲淹的先祖是唐朝高宗時期著名的宰相範履冰，素以忠諫敢言，不畏權勢得名，時稱“良相”。到了范仲淹高祖範隋，早年間隨著唐懿宗渡江南下，在麗水擔任縣丞。
唐朝滅亡後，其曾祖和祖父均在吳越國做官，其父範墉早年的時候也曾在吳越為官，等到宋朝建立之後，範墉便跟隨吳越王歸降宋朝，並擔任武寧軍節度掌書記一職。
淳化元年，範墉病逝，而此時的范仲淹才剛滿兩歲。因家中貧困，範母只能帶著年幼的范仲淹改嫁淄州長山朱氏，范仲淹也隨之改名為朱說！
為官經歷
在當時，對於很多年輕人來說，出人頭地的最好辦法就是參加科舉。加上范仲淹從小也有立志報效國家之心，因此便開始發奮苦讀，數年之後，范仲淹已經有所成就，而此時他，慷慨兼濟天下的抱負之心更為強烈。
公元1015年，范仲淹金榜題名，以乙科第九十七名的優異成績，成功從一介寒儒搖身一變成了進士，後被任命為廣德軍司理參軍，官居九品。雖然只是一個“九品芝麻官”，但畢竟幹工作就得從基層幹起，哪有一入仕就當大官呢？只要肯在基層多鍛鍊，多學習，恪守初心，將來勢必會有升遷的機會。
果然，兩年後，范仲淹因工作認真，且為人正直，被升為文林郎、任集慶軍節度推官。
公元1040年（即宋康定元年），范仲淹與韓琦共任陝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負責鞏固西北邊防。三年後，范仲淹出任參知政事，並在此期間發起了“慶曆新政”，試圖通過改革來整飭仁宗時期的龐大、繁雜，且效率低下的官僚隊伍。但無奈，此項變革最後還是以失敗告終了。
而范仲淹則被罷去了參知政事一職，轉而擔任知邠州、兼陝西四路緣邊安撫使。其他主張變革的大臣，也大都受到了牽連。
公元1052年（即宋皇祐四年），范仲淹改知潁州，然此時范仲淹已經疾病纏身，行將就木了，隨後便在上任的途中去世，終年64歲。後被贈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楚國公，諡號為“文正”，因此世人也稱他為“范文正公”。
范仲淹政績突出，官風優良，深受百姓愛戴。而他倡導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思想和仁人志士的節操，對後世的影響都很大。
但除了這些斐然的成績之外，范仲淹還頗具有現代的經濟頭腦！
比如在宋仁宗皇祐元年，花甲之年的范仲淹被調到杭州擔任知州，次年江浙一帶百年發生了百年不遇的饑荒，頓時間餓殍滿地，慘不忍睹。為了應對這樣饑荒，朝廷甚至下令：“兩浙流民，男女不能自存者，聽人收養，後不得復取”，由此可見其嚴重程度。
范仲淹治下的杭州，米價並沒有降低，反而還被提升了不少。據記載，當時一斗米就需要一百二十文錢，而這對於災民來說無異於就是天價。
面對如此多的災民，范仲淹當然也是心急如焚，此刻想要解決災民的困難，最好的辦法就是提供足夠多的糧食。但是一些商販就地起價，造成物價上升，這簡直就是將災民們往絕路上逼。
但范仲淹並沒有下令將米價下調，反而從原來的一百二十文一斗，上升到一百五十文一斗。范仲淹的這波操作，立即引來了朝中大臣們的彈劾，紛紛指責他不顧災民的死活，就地起價，謀求私利。然而事實上，災民們卻對范仲淹讚不絕口，還紛紛稱讚他：“不愧是好官”。這究竟是為何呢？
原來，范仲淹是利用了商人逐利這一特點，提高米價，讓他們以為在杭州有利可圖，於是便紛紛將大米運到杭州進行售賣。時間一久，杭州地區的大米數量便越來越多，逐漸趨於市場飽和狀態。而就在這時，范仲淹下令開倉放糧，於是百姓們就都去領救濟糧去了，哪裡還會來買這些商人的米。
既然高價賣不出去，那就只能搞低價促銷了。因而杭州地區的米價很快就恢復到了正常水平。所以在事後，百姓們范仲淹都十分感激。
范仲淹作為北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其文武兼備，智勇雙全。雖然他的仕途之路坎坷，大起大落，但是他始終都將國家和人民放在心上，全心全意做到為人民服務。即便是在基層，他也是殫精竭慮，鞠躬盡瘁。
清朝康熙年間大臣李光地曾這樣評價他：範文正事業不必勝人，而為第一流者，功在推獎人才，故陳止齋謂“百年用其餘”也！
參考文獻：《宋史》、《范文正公年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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