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終於，我也決心要寫一本杜拉斯傳。
計劃醞釀了很久，也擱置了很久，到最後，最初的熱情日漸冷卻，蹉跎成一個彷彿不得不兌現的蒼白諾言，為了履行一張白紙黑字的契約。
因為國內外關於杜拉斯的傳記，就我知道的，光法國就已經出了十幾種，國內已經翻譯引進的就不下六七種……我能有什麼新的材料、新的角度、新的發現？在杜拉斯真假莫辨的故事和盤根錯節的文本森林裡，我能尋找到什麼？一次次，她狡黠地砌築起文字的重重迷宮，又暗中留下一根甚至多根神話中的阿里阿德涅之線，指引讀者一步步深入她的領地，靠近寫作半明半暗的內核，在那裡，我能看清楚她“內心的影子”嗎？能觸及她深不可測的絕望和痛苦嗎？能觀察到客觀世界映入她心靈之鏡或長或短的反射弧嗎？僅憑對她幾十年不緊不慢的閱讀，一份日久生情的熱愛和一絲隱約模糊的責任感嗎？
二
1950年，《抵擋太平洋的堤壩》和龔古爾獎失之交臂；1961年，《長別離》獲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1964年，《勞兒之劫》出版，拉康撰文“向瑪格麗特·杜拉斯致敬”；1974年，《印度之歌》獲戛納電影節藝術和實驗電影獎；1984年，《情人》榮膺龔古爾獎；1992年讓-雅克·阿諾執導的同名電影海報貼得滿大街滿世界都是，梁家輝和珍·瑪琪演繹的情愛在慾望都市氾濫成災，小眾、先鋒和知識分子的杜拉斯終於成了一個“通俗作家”……
可以說，杜拉斯在生前就已經完成了對自身傳奇的建構，用母親抵擋太平洋的堤壩，用中國情人慾望氾濫的藍色格子間，用“不能忍受”的“概念”的印度，用寫作的黑色團塊，用殺死商業電影的作家電影。而傳奇的延續、闡釋和神化卻維繫在自覺不自覺的讀者對杜拉斯寫作的迷狂，小說-戲劇-電影的三重蠱惑，在市場冰冷的邏輯面前施展的靈與肉書寫的熱舞。而死亡會加快時間的篩選，要麼被讀者淡忘，要麼成為一種共同的文學記憶得以流傳。杜拉斯有自己的風格，她獨特的小音樂有一種咒語般的魔力，那些女人的名字，那些東方的地名，似乎只要一經她叫出口，一切就都中了魔，彷彿睡美人的城堡和森林。用那些“被解構、被挖空、深入骨髓的句子”，從慾望、激情、孤獨、絕望中勾勒出一個特殊的領地，杜拉斯的領地。
《私人文學史》 （法） 瑪格麗特·杜拉斯 / 著
2006年，杜拉斯辭世十週年之際，我們依然有種強烈的感受：杜拉斯的作品正在被經典化。那一年，《音樂》《痛苦》《廣場》《死亡的疾病》《夏雨》《廣島之戀》被再次改編搬上舞臺，巴黎電影影像中心（Forumdesimages）舉辦了杜拉斯電影回顧展，法國國家圖書館舉辦了她的手稿展和系列講座，岡城的現代出版檔案館推出“關於愛”的展覽，特魯維爾的黑巖旅店舉辦一年一度的“杜拉斯日”……與此同時，法國各大報紙雜誌也紛紛推出紀念專號或刊登大篇幅的紀念文章，如《歐羅巴》《文學雜誌》《讀書》《新觀察家》《觀點》《解放報》《世界報》《費加羅報》等等。據杜拉斯作品最主要的兩家法國出版社（伽利馬出版社和午夜出版社）透露，杜拉斯的大部分作品不僅是暢銷書，而且還是“長銷書”。同年4月法國《費加羅報》對杜拉斯作品在法國的發行做過一個統計：自《平靜的生活》（1944）出版以來，杜拉斯的作品單單在伽利馬出版社一家就已經累計賣掉了400多萬冊，每年Folio叢書售出杜拉斯作品的口袋本就有10萬冊。《廣島之戀》1972年以來已經賣了60萬冊口袋本，《抵擋太平洋的堤壩》1978年以來已賣出62萬冊（2005年賣出1,2萬冊），《來自中國北方的情人》1991年以來已賣出16萬冊。在午夜出版社，《琴聲如訴》從1958年出版以來賣了96,7萬冊，現在每年還保持1,1萬冊的銷量，《情人》1984年以來在書店賣了140萬冊，在讀書俱樂部賣了240萬冊，現在還保持每年1,8萬冊的銷量。而隨著杜拉斯作品全集一二卷於2011年、三四卷於2014年在“七星文庫”出版，杜拉斯已然是端坐文學先賢祠的標準姿態：不朽。
而隨著百年誕辰的到來，國內外各種出版、學術研討、文化交流、電影回顧展、戲劇演出、作品朗誦會更是此起彼伏，熱鬧非凡，有時甚至是你方還未唱罷我方就已粉墨登場。單說國內，從2014年4月4日開始，從北到南，從東到西，報刊媒體掀起了一陣鋪天蓋地的“杜拉斯風”，中央和地方的報紙都或嚴肅或矯情地向法國女作家致了敬緬了懷抒熱情。從發表文章的標題和內容來看，“情人”和“愛情”無疑是杜拉斯的關鍵詞，加上“慾望”的發酵，給人的第一印象是整個中國文壇都在如痴如狂地愛著杜拉斯那“備受摧殘”的容顏。
三
布封說“風格即人”，認為風格就是作家人格的外化，展現了創作素材在作家思想深處的層次和調度，是作家智商和情商共同作用產生的審美感染力，也是作家的主觀因素留在作品中不可磨滅的印記和標誌。但不少單純的讀者容易把布封的話簡單理解成“作品即人”，把作品和作家、虛構的小說和真實的人生劃上等號，尤其是在一個現實和小說一樣魔幻甚至更加魔幻的時代。埃倫娜·西蘇在1969年獲美第奇獎的小說《裡面》寫過一段話，很好地詮釋了作家和作品之間的關係：“對我而言，寫作的故事一如生活的故事，似乎總是首先始於地獄，最初是始於自我（ego）的地獄，始於我們內在的原始而悠遠的混沌，始於我們年輕時曾與之搏鬥過的黑暗力量，我們也正是從那裡長大成人。”
《廣島之戀》劇照
2006年3月，法國文本出版社推出大開本的畫傳《瑪格麗特·杜拉斯：生活就像小說》，作者讓·瓦里爾前後花了9年時間收集整理材料，用300多楨原始圖片、照片和手稿重構了杜拉斯的人生和創作軌跡。當作家的生活成了創作的底色和素材，當寫作變成“充滿我生活的惟一的事，它使我的生活無比喜悅”，紙上的生活在不知不覺中漸漸侵蝕甚或替代了真實的生活。儘管文字呈現的“自我”和“作家本人”是有距離的，這也是真實和“神話”的距離，而杜拉斯最擅長的就是把這種距離模糊化，讓它變得曖昧不清。所以杜拉斯說：“當我越寫，我就越不存在。我不能走出來，我迷失在文字裡。”一方面，她越來越習慣用第三人稱談論起自己；另一方面，她說“我寫作並無目的。我覺得我寫就是因為非寫不可。我不是有所為而寫。我也不為女人寫。我寫女人是為了寫我，寫那個貫穿在多少世紀中的我自己。”於是，杜拉斯隱身在自我虛構重重疊疊的文本里，成為作品中的一個個似是而非的“人物”，懷著對文字的信仰，等待“無限的閱讀”。
四
愛情是杜拉斯寫作和生活的主題，但究其底，《情人》不只是一個愛情故事，《廣島之戀》《長別離》《琴聲如訴》《印度之歌》《黑夜號輪船》……都不是，它們只是用一種連貫、反覆的方式展現了印度支那湄公河畔的瑪格麗特如何“生成”紙上的“杜拉斯”的過程，就像在暗房裡洗照片，膠捲在黑暗中慢慢發生化學反應，慢慢顯影，生活的“負片（底片）”最終變成了黑白或彩色的相片，在時間或記憶的長河中漂浮。
所以，我要寫的，不僅僅是杜拉斯自身的傳奇，剪不斷理還亂、才下眉頭卻上心頭的愛恨情仇，也是，或者說更是一個樸素的、關於寫作的故事，看她如何用文字構築起自身的神話，一點點壘起抵擋時間侵蝕的堤壩。
五
今年1月初，書稿寫到一半的時候，我去巴黎一個月，參加各種文化活動和學術交流。女性出版社社長安排我住在卡奈特街（ruedesCanettes）一棟中世紀的老房子裡，離女性書店&出版社、雙偶咖啡館、花神咖啡館、立普咖啡館、聖日耳曼德普雷教堂和聖伯努瓦街都只有幾步之遙。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左岸這個最文藝的街區就是杜拉斯生活、寫作、介入政治的地方，走在路上，我甚至可以腦補她在上個世紀1950、1960年代坐在街頭露天咖啡座的樣子：短髮，左手食指和中指夾著一根香菸，右手端著一杯波爾多紅葡萄酒，閉著眼，彷彿看到了過去和未來。
花神咖啡館
記憶之場。也是遺忘之場。1977年，杜拉斯在和米歇爾·波爾特談論《卡車》這部電影時說：“生活中百分之九十的事要被人遺忘的，不然人會發瘋，人會死亡，如果這些經歷過的時間都留在記憶中，人會死亡，這是不可忍受的……人們總說遺忘是一種遺憾，但是幸而存在遺忘，若一切痛苦、情慾、歡樂全都可以回憶起來，瞬間就會蒼白無力，破壞殆盡，也就不會存在了……遺忘，這是真正的記憶……生活、作品、遺忘、記憶，對一切我只相信那種生理解釋，我相信這一切都錯得很有道理。”
我很喜歡她的“一切都亂得很有道理”這個說法，儘管這種“聽之任之”的態度在我寫關於她的傳記的時候並不可取，也不能讓我用它為自己一再的惰怠和拖沓開脫。我必須讓自己沉在一堆堆故紙堆裡，努力去復原記憶，甚至還有遺忘。“消失的記憶需要花很長時間才會重新浮現。這些記憶的蛛絲馬跡殘留在本子上，不知道本子藏在哪裡，由誰來看管，那些看管本子的人是不是願意拿給你看。或許他們忘記了這些本子的存在，如此而已”。帕特里克·莫迪亞諾在《多拉·布呂代》中這樣寫道，但復原並非完全沒有可能，莫迪亞諾認為那“需要一點點耐心”。要儘可能去找到那些本子，找到那些殘留的記憶的蛛絲馬跡。
六
24號除夕那天，我和另外兩位中國廚娘一起，在巴黎近郊一個藝術家的公寓裡準備年夜飯，約好了和六位法國老朋友一起過年。炸春捲的炸春捲，燒魚的燒魚，燉肉的燉肉，炒菜的炒菜……紅色喜慶的餐巾紙搭配著高高低低的玻璃酒杯，熱鬧的人間煙火。快樂是真實的，但揮之不去的隱隱的煩憂也是真實的，大家都已經從新聞和各種社交網絡上得知了冠狀病毒（Coron－avirus），看不見摸不著卻同樣真實的存在。大家都寬慰幾天後就要回國的我，說很快一切就會好起來的，中國有經驗，SARS和禽流感不都扛過來了嗎？
離開巴黎的前一天，我去了住所附近的兩家藥店，所有口罩都已售罄，店員抱歉地說不知道什麼時候能補貨，聖日耳曼德普雷區的所有藥店應該都是同樣的情況，讓我不用再跑了。我慶幸自己在武漢宣佈封城的當天就在15區路過的一家藥店買了十個FFP2口罩備著。沉睡的記憶被喚醒了，2003年國內發生非典的時候，我也在巴黎，那是我在法國註冊讀博的第二年，四月初回國前，也是各種讓人慌張的消息不斷傳來傳去，“法國老媽”特意給我準備了一大包口罩，叮囑我回國後自己留一半，還有一半捎給她外派在馬鞍山工廠上班的丈夫。
又一次，棲棲遑遑地去機場。尤其是這次來接我的網約車華人司機一路上咳嗽了好幾次。為了避開早高峰，我們很早就出發了，天還是黑的。穿過巴黎一條條冷清的街道，昏暗而潮溼，有一種在莫迪亞諾的小說中穿行的感覺，只是我很清楚，這一切都不是虛構。
機場上只要是亞洲面孔，幾乎清一色都戴了口罩，大家都憋著嗓子小聲說話，實在忍不住要咳嗽，也是剋制的，眼神中閃現出一絲歉意和慌張。漫長的等待，漫長的飛行。飛機上的位置還比較空，從巴黎到廣州轉機再飛回南京，我始終一個人坐一排，全程戴著口罩，悶得有些昏昏沉沉。
七
老曾開車來機場接我回家，一路上車輛比平時少了許多，開到市區也難得見到幾個行人。回到家，洗過澡收拾完行李吃過東西后，我的一顆心終於放下來了。平時幾乎不買菜不燒飯的老曾已經屯了一陽臺的菜、一冰箱的肉、蛋和海鮮，進門的櫃子上整齊地擺著幾包口罩、酒精免洗洗手液、還有兩大包板藍根。他說爸媽家吃的用的也屯好了，現在全南京的人都宅在家裡儘量閉門不出。
我本來就宅，平時多半也是在家弄弄花草、燒菜煮飯、翻譯寫作備課改作業、刷刷新聞和微信朋友圈。武漢和湖北的形勢越來越嚴峻，南京也開始有幾例確證和疑似。老曾去仙林和園家裡給我搬來一大摞杜拉斯的書，我準備靜下心來繼續寫我一拖再拖的書，但心很難完全靜下來，一看新聞就有起伏，堵得慌。我的書寫得很慢，我的靈感似乎也停擺了。
片場中的杜拉斯
2月4日，南京開始實行小區封閉管理，每次老曾去超市購物或去父母家看望二老我都有些隱隱的擔心。時間的概念淡化了，模糊了，不看手機便不知道是幾號，也不知道是星期幾。朋友圈已經有人開始寫封城日記，也有人開始重讀《鼠疫》《禁閉》和《瘟疫時代的愛情》。德勒茲說：“文學是向著不完美或未完成的方向運動的……寫作是一個關於生成的問題，它總是未完成的，總是處於形成之中，超越了任何可經歷的和已經經歷過的體驗之內容。它是一個過程，即一個穿越了可經歷的和已經經歷過的生活的生命過程。”其實閱讀也一樣，也是未完成的，也在不斷地生成，也是一個（重複）穿越他人或/和自己可經歷和已經歷過的（差異）生活的生命過程。
比小說更荒誕的現實，冷清的春節，空無一人的街巷，都因為一個長得像水團花一樣的病毒。
八
在城裡宅了兩週後，老曾開車和我一起搬回了仙林住。我得回我的書房寫杜拉斯，我需要的不是一摞、而是我收集了二十多年滿滿一書櫥和杜拉斯有關的書和資料，而且我也想念我一露臺的花花草草。小區已經封了好幾個門，只留了一個西門供車輛和行人出入，刷卡、測體溫，門衛和保安一絲不苟。
很快，“雲”上的日子開始了，學校開始各種網上授課和線上論文指導，寂寞的人開始“雲擁抱”，無聊的人開始“雲聚會”，熱愛工作的人開始“雲辦公”……我開始“雲購物”，像松鼠一樣屯一堆吃的，再像松鼠一樣咔嚓咔嚓啃一堆吃的。
雖然效率還是不高，但從早到晚在家還是可以做不少事情，多半是每天重複的事情，一日三餐，給花草澆水修剪枝葉（除非下雨），打開掃地機器人拖地，看書、寫作、翻譯、改作業、備課……我們用各自的方式在適應“禁足”的生活。因為Covid-19的蔓延，全球一半的人口都開始“禁足”，確證病例已經突破一百萬。早晨聽到警報聲，全國哀悼，四月是殘忍的季節……
在希臘神話中，諸神判罰西西弗，令他把一塊岩石不斷推上山頂，而石頭因自身重量又一次次滾下山腳。諸神認為再也沒有比進行這種徒勞無望的勞動更可怕的懲罰了。但加繆卻說，攀登山頂的奮鬥本身就足以使一個人心裡感到充實。應該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因為那岩石的每個細粒，那黑暗籠罩的大山每道礦物的光芒，都成了他一人世界的組成部分，世界荒涼，卻並非微不足道，這是他對生活充滿激情、對大地無限熱愛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坦然接受命運就是西西弗的抵抗。
應該想象我們也是幸福的，因為我們也對生活充滿激情，對大地無限熱愛，這也是我們每一個人日復一日的抵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