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在許多歷史文籍中，我們經常能夠看到那些好漢們往往酒量驚人，比如在歷史上好像最能喝的詩人李白，他就曾經能“會須一飲三百杯”，比今天俄羅斯的斯拉夫猛男們牛多了。
再比如影視劇中的那些大俠們，一個個不僅僅在打起架來能夠以一當百，就是在喝酒這件事情上也能夠大殺四方，比如在《笑傲江湖》中的令狐沖，他就是在身受重傷之後也能豪飲半壇，金庸老爺子這麼寫，大概就是從古代的那些文人那裡繼承下來的。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古代的那些文人名士們這麼能喝？是他們這些文化人為了文章好看故意的誇張，還是在古代我們的民族就是一個能喝的民族呢？
文人們的誇張自古有之，這跟現在的廣告學有些異曲同工之妙，古代的文化人不僅是寫文章的高手，其實也是推銷的大師，尤其是在推銷自己的時候。
比如在唐代的飲中八仙，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其實在當時就是一群無業遊民，頂多在文化圈子中有點名聲，他們經常聚到一起飲酒作樂，時不時還寫點小詩陶陶情，但是他們真的那麼能喝嗎，並不見得。
他們的飲酒跟現在的年輕人沒什麼兩樣，只不過他們會寫會吹，為什麼他們要這麼寫呢，因為他們要立人設。
不要看人設好像是最近娛樂圈搞出來的新鮮東西，其實古人早就已經玩過了。
李白的那句著名的“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這其實就在為自己立人設，立一個好飲酒，性灑脫的人設，這其中涉及的就是古代那些文人的小心思。
為了青史留名，他們可以自己為自己設計一個牛逼的人設，並在一生中一以貫之。
比如蘇軾，他吹起牛來比李白還猛——醉笑陪公三萬場。不用訴離觴。痛飲從來別有腸。
聽聽這口氣，一個人還想喝三萬場，簡直要把古往今來的酒中仙們全部壓倒，但是歷史上蘇東坡卻是個不折不扣的酒中弱雞。
他年紀漸長後寫出了實情：我本畏酒人，臨觴未嘗訴；少年多病怯杯觴，老去方知此味長；我雖不解飲，把盞歡意足。
在蘇軾年輕的時候，他的酒量是不行的，蘇軾喜歡喝酒是很晚的事情，至少在他壯年做京官的時候他是不怎麼能喝的。
但是縱觀歷史，蘇軾最著名的形象還是那個把酒問青天和啃紅燒肘子的蘇東坡，而不是那個不勝酒力，半夜不回家的蘇軾。
所以這些文人其實在大多數時間裡都是在往自己臉上貼金，真正能喝酒的人是從來不會說自己能喝的。可能李白和蘇軾加起來都沒有一個陶淵明能喝。
他們為自己設立這一人設其實還有一個原因，他們要做官，在過去科舉制還不是很成熟的時候，想要迅速的為世人所熟知，得到皇帝的青睞，最直接的途徑就是找關係。
關係學在現在幾乎成了那些成功人士的必學科目，在古代，中國人的關係學可謂是登峰造極，尤其是在文官系統日漸強大的情況下。
唐朝雖然將科舉制度正式確定，但是成熟度遠遠沒有宋朝那樣發達，門閥制度還是擁有不小的影響，因此想要在仕途上混得好，找關係最為靠譜，這就是“舉薦”制。
但是也並不誰都能被舉薦，而且即使被舉薦了也不見得就能受到皇帝的喜愛。
在唐代，詩歌很是發達，幾乎所有的文臣都是詩人，在科舉中詩歌也被作為考核內容，會寫詩就標誌著一個讀書人真正融入上層社會，因此很多人就專門研究如何將詩歌做得精彩，在詩歌中努力打造人設就順理成章了。
除了文人的小九九，古代的酒也大有學問。
在元代之前，我們喝的酒其實並不是白酒，現代的製作白酒的蒸餾法是蒙古人征服了阿拉伯世界後傳進來的。
中國釀酒的歷史很長，甚至比種植某些稻穀的歷史都長，從夏代開始就已經較大規模釀酒了，剛開始的時候是從宮廷展開的。
夏代的時候人口還沒有達到土地所能承受最大閾值，因此在宮廷擁有較多餘的農作物，這些農作物就被當時的智慧的先民用作釀酒，當時的制酒並不是蒸餾法，而是發酵法，用酒麴發酵。
那個時候的酒因為釀酒製法粗糙，酒的度數也很低，很多酒甚至不如現在日本的清酒濃烈，所以在上古時期真的有人可以做到千杯不醉，只要他能夠有那麼好排尿系統。
這種發酵法一直到唐代才開始有了新的發展，唐代是一個開放的朝代，從西域傳進來的新的更加複雜釀酒術開始在宮廷和民間的酒肆中流行，最有名的就是葡萄酒。
中國的果酒其實早已有之，但是因為口感以及製作的工藝原因一直未成為主流，一直到唐代，葡萄酒成為了上層貴族間的新寵，但是那時候傳統的酒，還是酒精度較低的濁酒。
到了元代，情況就開始大為改觀，蒸餾酒開始登上歷史的舞臺。
蒙古人將阿拉伯的那套蒸餾法全盤拿來，在中華大地上流傳，更為濃烈和更為純淨的白酒才開始面世，中國人才開始將大碗吃酒改為小盞品酌，在元代以後如果還有文化人說自己能夠會須一飲三百杯那就純屬於扯淡。。
其實歷史上文人最能飲酒的朝代其實不是唐宋，也不是明清，而是魏晉南北朝。
當時那些文化人大多數是門閥士族，他們本來就有著雄厚的實力去飲酒作樂，再加上動盪的世道和昏暗的朝政，讓他們可以放棄孔孟之教的束縛開始肆無忌憚。
他們不僅酗酒，還嗑藥，最著名的就是“五石散”，要知道這種仙丹含有水銀和鉛，長期服用會造成重金屬中毒，這都能下得去嘴，喝酒在他們來看又算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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