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偶然的聊天中得知，達拉特旗原新民堡公社（今王愛召鎮）新和大隊二偏營子生產隊（文革時曾有一個階段稱新和六隊）老會計楊三維，說他在大集體時代當會計十年間的整套老賬本（現金流水賬、實物流水賬、收入分配賬、費用支出賬、往來賬、公積金賬、公益金賬等所有賬目）還一直完好無損地保存著。因為我40多年前和他是同屬一個生產隊的社員，因此便勾起了我的興趣和關注。近日筆者專程拜見了楊三維和他的老賬本，一下把我拉回到記憶中大集體時代的往事之中。
▲老會計楊三維
楊三維當會計從1972年開始一直當到1981年生產隊解散。當時社員們都叫他楊會計。生產隊會計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楊三維初中畢業，算盤打得好，社員們都推選他。
那時候算賬都是用算盤。由於長期打算盤，楊三維的手指中指肚尖比其他指肚大些，因為經常打算盤上下撥動，中指肚就起了一塊很大的老繭。
楊三維不但業務熟，還是生產隊長的好參謀。在生產隊內部，年終分配主要是平賬，沒有多少現金。就是餘糧戶（即進款戶）收多少錢，都在缺糧戶（即出款戶）頭上，進出數字是平的。而餘糧戶和缺糧戶之間的意見也有分歧。餘糧戶就找隊長說：“我辛辛苦苦幹一年，就這幾個錢，我不能白給缺糧戶。”因而，要求缺糧戶有錢給錢，沒錢出糧食。缺糧戶也找隊長說：“錢我給隊裡，不會欠一分，但我手裡沒有錢。口糧沒了，我咋吃飯？”因而，要求給他一段時間。這雙方說的都有道理。隊長為難了，他把這個難題交給了會計楊三維解決。楊三維動了一番腦筋後，拿出一個折中的方案，雙方各讓一步，缺糧戶先出一半，給錢給糧都行，另一半在一個月之內必須全部兌現。隊長一聽，伸出了大拇指，餘糧戶和缺糧戶也願意接受。
楊三維肩上經常挎一個揹包，手裡握一把算盤。社員們說，他的揹包裡裝的是大家的賬。他那把算盤發出節奏感極強的撞擊聲，撒落在村莊裡，撒落在田埂上，撒落在人們耳邊，很是好聽。只要聽到算盤響，社員們就知道是楊會計來了，那也是社員們最熟悉最喜歡的鄉間音樂了。
那時候，記賬都用筆寫在本子上，楊三維特別認真，每一筆賬工工整整，寫得清清楚楚。“對待集體的財物不能有半點馬虎。”他經常這樣說。記得有一次，他在做賬時，發現生產隊有一張100多元的賣羊收據沒及時上賬。他心急火燎跑回家，也不和任何人說話，插上門就開始在家裡翻箱倒櫃地找。家裡人當時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他也不讓別人進房門，他找了一個多小時才找到收據，這時從房屋走出來，才告訴家人。
翻開楊三維的所有賬目，字跡醒目，每一筆賬來龍去脈都很清楚。楊三維當會計時，由於兄弟姊妹多，家裡很困難。他經常說：“我們家貧困點沒啥，但絕不能搞歪門邪道，尤其幹會計工作的人，手腳更要乾淨。”生產隊的財物，他從不讓家裡人碰。他常說，要靠自己的辛勤勞動吃飯，不能有別的歪心思。
楊三維就是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當好會計，做好賬表，直到1981年土地承包到戶後，楊三維才卸任會計一職。自此，他在會計這個崗位上勤勤懇懇工作了十年，凡經他手的賬沒有半點差錯，沒有出現任何問題，贏得了廣大社員群眾的一致讚譽。
大集體時代，是一個時代的影子，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為時將近三十年；大集體時代，也是一個時代的烙印，大凡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都在自己腦海裡銘刻著一道時代的印記，證明著經歷了“大集體”的那段歲月，這段歲月讓人一輩子也忘不了。
的確，在筆者一出生時就踏入了“人民公社化”道路，也就是人民公社時期。那時全國農村普遍形成了“公社——大隊——生產隊”的管理模式，一個村子就是一個大生產單位，稱為生產大隊。生產大隊再按照人口、居住區域等劃分出幾個或十幾個不等的生產小隊，像我們所在的新民堡公社的新和大隊，就劃分出了9個生產小隊。我們所在的小隊叫二偏營子生產小隊。生產小隊在大集體時代就屬最小的生產單位。“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即使最小的生產隊，也配備了整齊的班子，有政治隊長、生產隊長、會計、保管員、婦女隊長、民兵排長、記工員等，在有些大的生產隊還配備了副隊長。那時都流傳著一段順口溜：“村看村，戶看戶，社員就看隊幹部。”因而，生產隊長和生產隊會計首先考慮的是人品，即：正直、無私、勤勞。
記得大集體時代我們新和大隊的辦公室設立在喇嘛營子東隊，大隊黨支部一套班子就在此辦公。而各個生產小隊如一個個“鳥巢”一樣分佈在全大隊東西南北各個村子的角角落落，一個生產隊都有自己的一片天空、一片土地。在自己的一片天地中，建起了飼養院、倉庫、場院、牛馬羊圈等，這都是每個生產隊必不可少的。建起的飼養院用途很廣，一座土打牆加土坯建的土牆土頂房間，盤起了土炕，用於生產隊開會、辦公、飼養員晚上值班睡覺和社員勞作時歇腳等，還壘起了鍋灶，以備社員中午或晚上加班集體勞動吃飯時用。在飼養院背後的一溜騾、馬、牛圈裡都立了馬樁、牛樁，安了馬槽牛槽，每匹馬每頭牛收工回來都各就各位，在此休息、飲食，飼養院屋裡的牆上一律掛著牲口籠嘴、套繩、套纓、鞭子之類的東西。似乎有了這些，飼養院才能稱得上飼養院。大集體時代的倉庫，是儲存糧食種子、農藥、化肥用的，也是離不了的。生產隊裡的豬圈大都建得很大，養著十幾頭豬，每年到了年首歲尾，殺幾頭豬為常年聞不到肉味的社員解解饞。一圈圈積攢的馬牛羊糞和豬糞掏出來運到田地裡，滋養滋養那些稱為農民的“命根子”的土地。生產隊裡的場院緊挨著飼養院，每年夏天用來儲存、碾打小麥、胡麻，秋天用來堆放碾打玉米、高粱等糜麻五穀。
大集體時代的農村實行的是工分制，也就是集體勞動評工記分，每個社員每天按照生產隊長分派的活，幹完了活，到了晚上，記工員按出工時間或按勞動量給每個勞動力一一記工分，最後逐月累計，交由生產隊會計核算，家家戶戶便可按所得的工分進行分配，分糧、分錢。那時沒有掙錢一說，掙得都是工分。那時同一生產隊裡的社員掙得工分也不一樣，而且不固定，是以集體評議的方式決定每人每天應得多少工分。評議的依據，主要看每人在勞動中的長期表現和現實勞動量，其次，還要看性別、年齡、勞動能力等方面，最後，生產隊長全面衡量，評定下每個社員的工分。
工分就是社員的收入。工分評定是那個年代衡量勞動力的勞動標準，對一個家庭、社員來說都十分重要，直接涉及到一個家庭的生活狀況。評定好了，保持穩定，能調動社員的積極性；評定不好，造成整個生產隊混亂，社員出工不出力還人人有意見。所以說，評定工分是關係到養家餬口、衣食飽暖的大事，不是件容易的事，最難的是對“老弱病殘女少”勞力的評定上，很難運作，尺度和分寸把握，評定中互相攀比，互不相讓，評議中要做到絕對公平是不可能的，爭吵是絕對不可避免的，有時評著評著就“流產”了，有時評議工分的時間比下地幹活的時間還長，很早就收工回來開始評工分，評到半夜還評不出個子醜寅卯來，社員之間為評定工分爭論不休，爭得面紅耳赤是常事，不爭論反倒成為不正常的了。
如今，離開大集體時代已過去40多年了，農民的勞動不再需要用記工分的方式來衡量，也不需要有專職的生產隊會計了，只有那段難忘的“大集體時代”，直到現在仍然記憶猶新。是啊，“大集體時代”已經過去40多年了，可我們有幸還能看到那時的老賬本，怎能不讓人觸景生情，浮想聯翩呢？
可以看出，老會計楊三維是個有心人，用老百姓的話來說，是個成事人。每當談論起他在大集體時代當會計時的情景，每當看到當年這些老賬本時，他總是留戀不捨，感慨萬千。當問及為啥能把40多年前大集體時代生產隊裡十年間的整套老賬本一直保存到今天時，楊三維不加思索地說：“之所以把40多年前的老賬本一直保存著，就是為了教育下一代：不忘初心，認認真真做事，堂堂正正做人！”（張玉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