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堂”郭沫若先生，確實是個很複雜的人。複雜到怎麼都說不完，怎麼說都不合適，怎麼說都會有朋友不滿意。
郭沫若.1892一1978,生於四川樂山沙灣
他的這種複雜，和魯迅有很大不同。魯迅之複雜，在思想太過深刻，而郭鼎堂之複雜，則多是因立身出處太光怪陸離所引發的。他是文壇領袖、是學界宗主、是藝苑大師、是社會賢達、是革命先行者，但在今人口中筆下，他又是“渣男”、“弄臣”、“御用文人”、“馬屁詩人”。“鐵骨錚錚郭沫若，一心為國汪兆銘”，類似戲謔段子廣為流傳。
當初，胡適評價他，“這個人反覆善變，我是一向不佩服”（1960.6.2）是點名他的“偽”；而魯迅罵他“才子加珂羅茨基（流氓）”，則指明他身上的“痞”氣。但更多的名公巨卿，在他50歲之後，就敬稱他為“郭老”而不名，是異常尊敬的。“郭老”這稱謂不是亂叫的，茅盾再德高望重也只能是“茅公”。
郭沫若VS胡適-常被拿來對比
至於我本人觀感，則從不認為他“無恥”，只覺得他可敬又可憐，重點在一個“悲”字。其實，我也總希望動輒“鞭屍”他的朋友，可以對他經歷與處境多點了解，如此再下誅求不遲。
對於郭沫若，無論擁躉還是黑粉，有一點大家大概是沒有分歧的：就是論“私德”，且特指男女方面，他確實是有不堪之處的。
在年輕時，他私生活著實不算“檢點”，既荷爾蒙旺盛，又見異思遷。他一生中正式婚姻3次，“女友”大概有兩三位。原配夫人張瓊華，屬媒妁之言，婚後5天郭沫若就離家出走，留下她在樂山郭家空守68年；第二位妻子安娜(佐滕富子)，1916年留日期間戀愛同居，生下5個子女；回國抗日，以為再無可能與日本妻兒重見的他，與於立群相愛結縭，共生4男2女。此後的他，是個稱職的丈夫，與於立群也情投意合，再無緋聞傳出。
18歲前後
此外，據1988年龔濟民《郭沫若傳》，年輕時的他，還可能還與二三女子有過情史。比如南昌起義途中的“革命伴侶”彭漪蘭(安琳)；大革命時期的“密友”黃定慧(黃慕蘭）。而風傳1933年他曾因嫖染病這事,大概也非空穴來風，因有他給小野寺直助的求助信件為證。作為男人，他說不上對家庭不負責任（一直都有贍養妻兒，且3次結婚都情況特殊）；只是身為“文化界楷模”，作派風流這一非議確是斷難逃掉的。儘管，我們也當知道，倘若男女私德問題可以否定一個人的話，中國歷史上的絕大多數“偉人”只怕都難辭其“渣”。
更為重要的是，時下盛行的許多“郭沫若黑材料”，或刻意誇大或子虛烏有，根本就經不起推敲。比如一個流行說法，說他先後“騙”取了於立忱、於立群姐妹，並導致她們在得知“真相”後先後自絕云云，情節之狗血、故事之奇葩、內容之聳動，都足以趕超瓊瑤劇了，可實際上是毫無根據的造謠。於家有精神遺傳病，且都有國事、家事上的巨大刺激（亡國、失戀、喪子、喪夫等）才走上不歸路的，這是現有材料能鑿鑿佐證的。
與於立群等
這一謠言的始作俑者，乃是身份特殊的謝冰瑩。1984年6月15日，她在對岸《聯合報》上發表《於立忱之死——是郭沫若害死她的》一文，真實性很容易辨別。類似的訛言、讕言還有許多。譬如魯迅罵他是“近看一條狗”，可《魯迅全集》都沒有這話——魯迅也似乎先見之明似的，在給許廣平的信中說，“捏造了許多會話（如說我罵郭沫若之類）”；還有繪聲繪色講他如何強挖定陵的，流行到如今一些古墓／皇陵紀錄片彈幕評論總少不了對他的鞭屍，這是從沒看過挖掘報告的瞎跟風。實際上，力主挖定陵的並非是他，也輪不到他。
退一萬步講，即便是他，其實也沒什麼好苛責的。腦子正常點都會明白，這不是故意搞破壞，而是一起集體決策失誤。
政治生活方面，要說他貪生怕死，鄙意也不盡然。至少同為“左翼文壇旗幟”，魯迅是租界寓公，一生都在躲槍火，郭沫若斷然不是。
投身抗戰
郭沫若是屢上戰場的。1926年的北伐戰爭，1937年9月後的抗日戰爭，他都深入過最前線，還冒著炮火親自去搶救傷員，因他是醫生出身。據說，淞滬會戰期間，日寇還鬧過笑話，誤以為郭是主要指揮官，手握“5萬國軍”云云。結果，連累到日本夫人安娜，被逮捕嚴刑拷問一個月。郭鼎堂絕非只會坐而論道、舞文弄墨，在家端著咖啡指點江山的文弱書生一枚。
當初，八一南昌起義爆發，當晚他人在九江，聽聞消息馬上趕去，路上還直接跟人開戰，差點捱了槍子丟掉性命。而早在1926年北伐戰爭期間，他就被授“國軍中將軍銜”，可能是國軍中軍銜最高的文人，資歷非常深厚。要知道，當時李一氓還只是其秘書。日後，臺上諸公清一色敬稱他“郭老”，絕不只是因為他能寫文章。
1927年四一二事變，白色恐怖籠罩，在國民黨內“官運亨通”的郭沫若，毅然拋下重磅文章《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等於自動放棄了光輝前程，“淪為”亡命之徒。在風聲鶴唳的當時，這篇文章是要掉腦袋的，他不得已喬裝到上海，入住內山完造家裡躲避，並接著在周公安排下避難國外。從此九死一生、受到通緝、流亡日本10年。在這期間，他從“郭沫若”翻身為“郭鼎堂”，從文華怒茁的“文壇名家“一躍為政敵都極尊重的“學界大佬”，真絕頂聰明的奇才異質！
流亡日本期間
1937年中日全面開戰，他不顧日本的安逸生活，無視日本政要西園寺公望等人對他的器重，“我寧可去死，也決不加入日本國籍”，終在精心策劃下的一個早晨巧妙躲開日本憲兵的監視，忍痛“別婦拋雛”迴歸參戰。在歸途船上，他口占即吟“四十六年餘一死，鴻毛泰岱早安排”，迫不得已，悲憤難抑。論言行，他絕對算得上一條漢子。
郭安娜到中國後住所
現在人說，郭沫若一生怕死、投機，是“機會主義人格”，我是不認同的。不同立場的朋友，無妨對其道路選擇、思想侷限乃至那股“庸人氣質”提出批評與反省，但不該對他的信念重重質疑。至於他留下的那些“阿諛”詩詞，也很難說是違心表示，更可能是真誠流露。這個問題，於立群那篇《化悲痛為力量》早說得很明白：郭沫若即便在病入膏肓之際，都一再叮囑家人，某鉅公“思想比天高、比海深”云云，並非全然假話。
所以，與一些友人閒談時，我常常說的是：批判郭沫若可以，但要建立在事實釐清的基礎上，而且主基調當是反思、主靶子當是“人獸鬼”非常時代。單拎出郭氏嘲笑，沒有意義也不公平。
我素以為，郭沫若的唯二“黑點”，一個是早年“風流”，另一則是晚年時變得懦弱，留下很多遺憾。
晚年
由於懦弱，在那恢詭譎怪時代，他隱藏了很多真實想法，一味地明哲保身；更由於懦弱，他寫下了很多“應景應制”詩，一代豪傑淪為被開涮的笑料。想他中年時代，浩然正氣寫話劇《屈原》，借劇中人物嬋娟痛斥宋玉“你是沒有骨氣的文人!”，哪知造化弄人，20年後自己正陷於此。“郭老郭老，詩多好的少”，這個不友好的笑話，曾在相當一級的圈子裡廣泛流傳。
晚年郭沫若，實已經到了連親生兒子都看不起的地步。據郭世英中學好友牟敦白回憶，1962年的某天，在西四大院衚衕五號郭家門口，他曾邂逅郭沫若。郭世英指著其父背影說道：“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裝飾這個社會最大的文化屏風”，語中是有不屑的。以至於30年後，牟回首往事，盡是悲傷：“洪鐘大呂如郭沫若者，尚遭此劫，再回想郭世英生前對我說過的這句話，悲哉”！
周國平:郭世英是我今生今世遇見的最具人性魅力的一個
但細究起來，郭沫若終只是懦弱、是庸人，並非惡人。在“他人即地獄”之日，他未曾害過人，不曾落井下石，不曾窮兇極惡，不曾胡亂攀咬，不曾以刀筆殺人。是的，他沒有大義凜然、捨生忘死、以卵擊石地去展現讀書人所謂的“風骨”，但至少維持住了做人的最後底線，這已是難能可貴了。當初真竄下跳的那幾位，當時過境遷後，竟都厚著臉皮寫書，一抹鼻涕一把淚裝點自身多無辜多白蓮花多兩面真，我看這些人才是真虛偽，是連“水太涼”都不如。
對於晚年的他，大家多批判他如何軟骨、諂媚、馬屁精云云，但愚鈍如我則更多地讀出無奈，讀出身不由己，更讀出可悲來。毫不諱言，我對郭沫若有著深深的同情。他是沒作“抗士”一家老小近20口人，以及無數親故，要隨他上下沉浮；而他人在席位，太多應酬話他更沒辦法不說。寫給斯某的那些馬屁詩，如今看固然是笑料，可他有不寫的自由嗎？說穿了，一切都是“命題作文”。
北京西城區前海西街18號“郭沫若故居”
在那集體迷失時代，他看似地位尊崇，其實處境微妙，動輒“毀巢無完卵”。從1967年4月開始，他的兩個愛子先後死於非命，除了肝腸寸斷暗自啜泣外，他實際措手無策；到了1974年前後，他已是堪危繫於一線，還因“憂憤交加”導致肺炎突發，差點救不過來。1974年2月7日，他賦詩兩首上呈，自白“豈甘樗櫟悲繩墨，願竭駑駘效策驅”，真道盡了惶恐之心。
當初，其子郭世英出事，一些材料證據竟然就是郭家“家信”，家信如何會傳出的，令人細思極恐。陳明遠追憶說，晚年郭沫若好些事都不讓“身邊的人”知曉，需避著秘書，這不奇怪嗎？而在羅點點的那本“檔案”自傳中，翻翻108頁前後那些記錄，一切奧秘與詭異，也盡在不言中了。
2005年9月7日，郭家後人拜祭
我想說的是，儘管我們終迎來了海晏河清的清平世界，但有些時代終究是得反省的。
真的，我從無意嘲笑郭沫若。明眼人一看即知，晚年的郭沫若，更應該得到同情，而非批判或嘲笑。實際上，就連他本人，在內心深處也一直很清醒，甚至充滿自責。
大學時代，與與郭沫若家往來密切的周國平
在黃淳浩編的那本《郭沫若書信集》（真偽的學術爭議暫且擱下）中，存有好些他私下給“忘年交”陳明遠的信件。這些坦誠的交流，最能反映晚年郭沫若的真實心境。比如，他自知那些詩都是不上臺面的，“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應景應制之作，根本就不配稱之為詩！別人出於客套應酬，從來不向我指出這個問題，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1963年5月5日）；“我還沒有糊塗到喪失自知之明的地步”(1959年11月8日）。有研究學者說，“他後來寫詩是自暴自棄，反正我就這麼胡寫了，不是當詩寫，想到哪兒就寫到哪兒”。
郭沫若家客廳
郭沫若去世前9天，周揚來探望。周照例是一頓熱捧，稱頌他是“新中國的歌德”，但郭沫若只是意味深長地搖了搖頭。他的心情，其實很複雜。此前幾年，他就跟陳明遠這麼說過，“現在,我們兩個人在一起談話,是有什麼談什麼,我不會作戲。可是一轉眼,我跟別的人,往往就不得不逢場作戲了。這是很悲哀的”，“如今有人說我是中國的歌德，這實際上是在罵我，在打我的耳光”云云。
郭沫若題匾的故宮
有些人懷疑這段話真實性，但另有周國平出示的材料，是千真萬確的。周國平在自傳中說過，在1969年1月6日，“世伯”郭沫若在寫給他的私信中，曾如此慨嘆，“我這個老兵非常羨慕你,你現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為了一個一輩子言行不一致的人”。“成為了一輩子言行不一致的人”，這種自責是很深痛的。
據身邊人回憶，晚年的他，從沒有貪慕過富貴生活，甚至不願如此。他數次表態，“不願意住在高牆深院裡”，但拒絕不得；1960年代，他蒞臨上海，地方給安排錦江飯店、國際飯店，他只覺得不自在，說“脫離群眾”。晚年，家人問他有何心願，他的回答是，“當個教員也可以”。他很渴望安寧的生活。
他當然不可能如願。作為那個時代萬眾矚目之人，他剩下的唯一自主權，大概是如何安排自己“皮囊”了。1978年6月12日，閉目前的他，把妻子於立群和一眾孩子叫到身邊，留下一句遺囑，“我死後，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他不覺得自己需要一座堂皇的墓地，供人憑弔。
“往事何堪說，念人生消磨寒暑,漫營裘葛”。這位“無產階級鬥士”，到底至死沒有忘記平民信仰，失去書生本色。
2020.10.15,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