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芝加哥學派 ” 這一說法最初由詹姆斯凱瑞提出，他在《作為文化的傳播》中不僅表達了對現階段傳播研究的不滿與擔憂 , 更對佔主流地位的傳播的傳遞觀提出了質疑。凱瑞對此提出了一系列圍繞“傳播的儀式觀”的剪裁措施，對芝加哥學派進行開拓，也引發了我國學者“重返芝加哥學派”的思潮。傳播學經過數十年蓬勃發展，長期使用的哥倫比亞學派範式的侷限性凸顯，研究發展勁頭日漸式微，因而各國傳播學者都在積極尋求突破，芝加哥學派成為了一個關注重點。
一、傳播學研究的困境
1.傳播效果研究重點的轉向，原有範式不再完全適應
哥倫比亞學派範式下，大眾傳播的“有限效果論”自此肇始，最具代表性的是拉扎斯菲爾德等人的“伊裡調查”，強調的是大眾傳播影響的無力性和效果的有限性。效果研究發展到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效果研究轉至以“沉默的螺旋”、“第三人效果”等假說為代表的“迴歸強效果”時期，原有的哥倫比亞範式強調的實證主義與之難以相容。
2.學科本身具有侷限性，主流範式視野狹窄
傳播學是隨新聞學、社會學、政治學和文化人類學等相關學科而發展起來的交叉學科，其理論基礎多來源於社會學和心理學，哥倫比亞學派理論發展的停滯已有不少時日，學科研究自然發生“內卷化”趨勢；哥倫比亞學派範式一直迴避大眾傳播背後的控制問題，只探討一般傳播過程的問題，這對本身就處於“學科十字路口”的傳播學的發展是十分不利的。
3.缺少批判思維與批判精神，難以自我發展
發展是自我的否定與完善，美國主流經驗學派正是缺少這樣一種批判精神，其宣揚的“純客觀”的態度本身就是不科學的。自霍夫蘭將心理學的實驗方法引入傳播學研究，傳播學就日益流於態度與行為層面上的研究，很少去關注宏觀傳播過程的綜合的、長期的效果。
4.研究方法與技術的落後，僅是“概率論上的可能性”
哥倫比亞學派以經驗性方法見長，“傳播工具的製作者”拉扎斯菲爾德更是憑藉出色的傳播技術和方法為傳播學贏得了來自其他學科的尊重，但經驗性方法本身也存在著嚴重缺陷，如單純的經驗材料無法說明覆雜的人類活動、其依賴的程序和方法如問卷調查等，並不具備自然科學的精確和嚴謹等。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研究的深入，這些侷限還將進一步被放大。
二、呼喚重返“芝加哥學派”
芝加哥學派是一個集合概念，我們追求的是何種“芝加哥學派”，凱瑞在其論文中的對自己心中的“芝加哥學派”的描繪，已經顯示了這種嚮往的基本表徵，他指出，杜威、庫利、米德、帕克這批人關注的是對當時社會急劇轉折時期出現的問題的思考，彼此分享了實用主義的哲學與民主的信念。呼喚重返“芝加哥學派”的原因在於：
1.人本理念：強調人的價值
芝加哥學派的主要學者的代表觀點具體內容可能差別很大，但他們關注的都是“傳播行為是如何構建和維繫社會的”，偏重人內傳播與人際傳播，主張深入社會，通過個案調查，參與式觀察等方法研究社會問題，更加註重人的價值。
2.雙重建構：傳播的儀式觀與對傳播本身的重新審視
凱瑞在反對長期佔據主流的傳播的傳遞觀的基礎上，提出了傳播的儀式觀，他認為，傳播是一個社會展開交往並通過這一交往實現整合和重生的儀式過程。凱瑞採取的是一種雙重視野，在哥倫比亞學派研究範式黔驢技窮之時，研究的焦點又回到了傳播本身和我們面臨的諸多倫理問題上，因此凱瑞的媒介觀不僅是傳播學研究的重大突破，使傳播學研究重新煥發生機，還在這一過程的思考中重構了傳播本身。
3.符號互動：交往的巨大能量
符號互動論是貫穿芝加哥學派始終的重要理論，指出了傳播是各種有意義的符號創造、理解和使用這一實實在在的社會過程，並強調了交往的作用，這與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不謀而合。在新媒體的發展疏遠了現實人際關係的今天，人們對這種高質量交往的需求愈加強烈。
重返芝加哥學派，應該明確的是，該“芝加哥學派”應當是詹姆斯凱瑞剪裁後的、更適合傳播學研究發展現狀和社會實際的“芝加哥學派”。困則思變，而非固步自封，傳播學研究遇到瓶頸應當及時作出調整，不斷完善傳播學學科體制，使其更好的促進人類進步和社會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