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年底，正在紐約忙於中國銀行總行大廈設計的貝聿銘先生收到了蘇州市長髮來的一封傳真，邀請他
為蘇州設計一座博物館。他即刻與兒子分享了這個消息。
貝先生上世紀九十年代從他創立的公司退休，想開始做些可以“隨心所欲”的設計。
鑑於貝先生已八十高齡，雖仍有人請他擔任設計顧問，但他從不做“顧而不問”的工作，只要有他參與的項目，他一定會認真地全身心地參與。
“全力以赴”是他一生的座右銘。
當年八十二歲的貝聿銘先生精神旺盛，但他知道在蘇州古城設計博物館並非易事。
對於市長的邀請他很是欣喜，經再三考慮還是以退休為由婉言謝絕。
對於老家蘇州，貝先生雖未常住，但作為遷吳貝氏第十五世子孫，他對老家感情深厚。
據家譜記載，貝家自明朝中葉遷移蘇州，成為當地望族。貝聿銘先生的祖父貝理泰是民國時期的蘇州商會會長，父親貝祖貽是中國銀行行長。貝先生的生母莊氏出身於書香門第，擅長書法。
貝先生晚年常常回憶他在上海經商的父親和在家寫字、吹笛、禮佛的母親，早逝的母親對他一生影響至深。
貝先生生於廣東，十歲時從香港回到上海求學，並應祖父要求在蘇州老家過了三個暑假。
在蘇州他開始瞭解貝氏家族的龐大和久遠，也從祖父那裡學到了傳統的儒家思想。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成為他的人生格言。
在叔公的私家園林“獅子林”玩耍的時候，年輕的貝聿銘先生已隱約意識到人與自然的共存，以及創意的奧妙。
帶著對西方世界的好奇，帶著對建築的極大興趣，帶著對傳統蘇州的記憶，一九三五年十七歲的貝聿銘先生離開了上海，坐船去美國求學。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美國是包豪斯（Bauhaus）學派的熱土，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upius)、密斯（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布勞耶（Marcel Breuer）等先後來到了美國，並在哈佛大學任教。
年輕的貝聿銘先生認為包豪斯將最先進的建築理念從歐洲大陸帶到了美國，而包豪斯將建築與其它學科融匯教學的理念也深深地吸引了他，並希望將此帶回中國。
從麻省理工大學本科畢業後，貝聿銘先生進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師承格羅皮烏斯，對導師推崇的“國際主義”大膽地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質疑“國際主義” （International Style）中所缺失的地域性、歷史性、傳統性和人文性。
他選擇了“上海博物館”作為研究生設計課題。
對於一個屬於中國的博物館建築，他認為“應有別於西方的博物館，東方的象牙、玉器、瓷器和字畫是私藏的物件，不適於在西方的博物館空間中展出，而應當由更合適的空間展出”。
他寫道：“中國的茶室通常位於集市或市政中心，是社會各階層人士的社交場所，或是文人雅集之地。茶室可為博物館增添人氣和活力，而非冰冷的空間”。
雖然這距他設計蘇州博物館尚有六十年，而他已開始思考和探索屬於中國的現代建築形式，他稱之為“一個不可能的夢”。
哈佛大學畢業並執教幾年後，貝聿銘先生與太太盧淑華女士選擇在美國定居，並開始了他漫長的建築設計生涯。
他與他的同事們先後完成了臺灣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美國肯尼迪總統圖書館、美國埃弗森美術館、美國國家美術館東館的等重要建築的設計，得獎無數，成為國際知名的建築家。
一九七四年，貝聿銘先生隨美國建築代表團訪華，第一次回到了他思念已久的中國，並於一九七九年應谷牧副總理邀請在北京設計香山飯店，他再次開始思考中國建築的未來。
一九八零年，在紐約清華大學代表團的一次交流會上，他提出“希望中國在傳統建築藝術的基礎上找到一條道路，一種風格，一種為中華民族所特有的建築形式”。
香山飯店是他回國設計的第一件作品，雖然是設計一座酒店，但他的“
真意確是希望由此找到中國建築創作民族化的道路”。日後，他在回顧香山飯店的設計時曾坦言他當時“只是找到了一些中國建築的皮毛，沒有找到根”，對於香山飯店設計的遺憾他希望將來能有機會彌補。
設計香山飯店時，貝先生請他的摯友、園林設計宗師陳從周先生擔任顧問。
他與陳先生多次回到蘇州，陳先生帶著他會友、聽曲、遊園、品茗、嚐鮮，江南的人文生活把他帶到了孩童時代，是他既熟悉又陌生的，也是他所向往的。
在國外他總是自豪地向人介紹他來自中國蘇州，位於東方的一座古城。
蘇州市多次邀請貝先生為老家留下一件建築作品，他的回答總是治理河道和增加綠化對蘇州古城來說比建築設計更為重要。
雖然貝先生婉言謝絕了蘇州博物館新館的設計邀請，但他心裡卻無法平靜。
二零零一年的春節，我正在上海，貝先生請我去次蘇州，代表他實地瞭解蘇州博物館的藏品，並急切地電話詢問我瞭解結果。蘇州博物館收藏的文徵明、唐寅、沈周是他熟悉的名字。
之後，貝先生與蘇州頻繁保持著書信交流，蘇州似乎以最大的耐心等待著他。貝先生邀請蘇州派員去京參加中銀總行大廈落成典禮，希望他們能實地瞭解他對於空間完美近乎苛刻的要求。
之後貝先生委派他的侄女貝念嶽小姐代表他去蘇州探訪，當貝小姐通過電話向他和夫人傳遞了蘇州的誠意時，貝夫人告訴貝先生這次他恐怕是“盛情難卻，勢在必行”了。
二零零二年春節，蘇州市派出了一個政府代表團赴美就蘇州博物館設計事宜與貝先生面議。
他們帶去了蘇州領導的邀請，也帶去了採芝齋的粽子糖和評彈、崑曲光碟，這次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打消貝先生的所有顧慮。
貝先生全家在紐約接待了來自老家的客人，雖然貝先生已深感“義不容辭”，但八十五歲的他對於蘇州博物館的設計挑戰以及他的高齡仍有所顧忌，擔心自己“力不從心”。
他當時允諾蘇州的客人他將在那年的春天去蘇州老家“小住”。
二零零二年四月，貝先生攜夫人、長子貝定中、三子貝禮中及團隊如約回到了蘇州。
在蘇州的幾天裡，他實地察看了蘇州博物館新館的選址及周邊的建築；
再次遊覽了拙政園、獅子林、忠王府；
到蘇州博物館的庫房，饒有興趣地觀賞了博物館的重要藏品；
邀請張開濟、吳良鏞、周幹峙、羅哲文等先生到蘇州與他晤談，傾聽他們對於建築設計的建議；
與當地領導交流，瞭解他們對蘇州博物館新館的期望。
在蘇州當然少不了品嚐他心愛的蘇州美食雞頭米、醃篤鮮、醬汁肉，聆聽他喜愛的崑曲和評彈。
蘇州博物館新館的設計已是天時、地利、人和。
四月三十日下午，在設計簽約儀式舉行之前的三十分鐘，貝聿銘先生正式宣佈他將接受蘇州博物館新館的設計“挑戰”。
他說，這將是他“最大的挑戰，也可能是最後的挑戰”。
蘇州博物館的設計，也將成為貝聿銘先生的“人生自傳”。
本文轉載自蘇州博物館 作者：林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