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開年，似乎是“地獄級”的。
美國刺殺伊朗將軍蘇萊曼尼，全世界都屏住呼吸擔心第三次世界大戰突然爆發，無辜客機被擊落。
澳洲大火持續了四個多月仍未停止，上億動物死在大火中，多個物種瀕臨滅絕。
美國爆發嚴重流感，1300萬人被感染，6600人死亡。
年初爆發的新型病毒肺炎，數千人感染，千萬人口城市封城，我們每個人現在還躲在家裡緊張的刷新著各種相關新聞。
今天早晨，科比 遭遇墜機不幸去世，不知道多少愛他的人無法相信。
生活在這個和平年代，我們中大多數人沒有經歷過如此密集的苦難，我們習慣了有專業的人去解決某個事不關己的地方的“小災小難”然後在新聞裡告訴我們一切安好。
尤其是這些苦難喚起了我們的各種恐懼，這些恐懼以前只在電影和紀錄片裡感受過：對戰爭爆發的恐懼，對人類無能為力的自然災害的恐懼，對讓每個人變成傳播源的瘟疫的恐懼，對偶像突然倒下的恐懼。
這些恐懼一起襲來，讓人感覺如此的不真實而又無力。
所以我戴著口罩封閉在家裡，依舊能在各種社交平臺上感受到來自身邊朋友的和遙遠的陌生人的絕望。
“2020年絕對是地獄級的開年”
“可以重啟2020年嗎”
我們甚至會想，《流浪地球》的開場，是不是一個逐漸成真的預言：
最初，沒有人在意這場災難
這不過是一場山火，一次旱災
一個物種的滅絕，一座城市的消失
直到這場災難和每個人息息相關......
——《流浪地球》
所以我想分享一下我寬慰自己的想法：
如果世界像今天這樣信息發達鏈接緊密，歷史上會有太多太多年份都會被認為是“超地獄級”的。
只是因為過去的世界是更加割裂的，信息是受阻的，每個群體或每個國家承擔著各自的苦難，不會像今天這般“全人類共同承受”——身在封城的武漢，也要為澳洲大火中喪生的考拉和遠在美國的偶像的離去而承受心理苦痛。
那如果當時的世界像今天一樣“共同承受”，會有多麼“地獄級”？
比如1986年。
當時世界並不知道——甚至絕大多數蘇聯人也並不知道——切爾諾貝利核事故釋放了400顆原子彈的能量在烏克蘭的土地上。而後普里皮亞吉變成鬼城，9.3萬人死亡，幾十萬人終生被輻射的後遺症折磨得生不如死……世界的知曉與反思，都要等待蘇聯解體後。
同樣是1986年，冷戰陰影下的美國人不知道蘇聯人遭受的創傷，他們在為截至那時最嚴重的航天事故悲痛。挑戰者號航天飛機發射後73秒解體，7名宇航員喪生。
冷戰雙方以外，歐洲也不太平。同樣是 1986年，瑞士一家化學工廠發生火災，
1200噸劇毒農藥流入萊茵河，幾乎毀滅了萊茵河的生態，後來的恢復花了20年。而在英國，瘋牛病第一次見諸報端，人們的恐慌隨之開始。如果當時人們信息互通，一定會認為這是人類毀滅自己的開端。
再早一些，1960年。
1960年，智利爆發9.5級地震，這是有儀器記錄以來最高的震級，更可怕的是一個月內超過7級的地震發生了10次。2萬人死亡，200萬人流離失所，地震引發的海嘯跨越整個太平洋襲擊了日本和菲律賓造成數千人死亡。
而中國正在遭受“三年自然災害”，華東洪水過後，60%的耕地一年沒有降雨。洪水和饑荒造成的死亡數百萬人到千萬人——學界統計不一。
如果當時信息發達，人們一定會感慨世界末日的來臨。
寫出《牛虻》的伏尼契和哲學家加繆在這一年去世。如果發生在今天，都將是全世界共同緬懷。
更早也更“地獄”，1347年。
這一年，奪走2500萬人生命的黑死病開始蔓延。2500萬人是歐洲當時人口的三分之一—要知道歐洲因戰爭死亡的人口“僅”佔5%。這場鼠疫來自人禍——蒙古大軍攻打黑海港口城市卡法，由於卡法的守軍抵抗非常頑強，惱羞成怒的蒙古將軍下令用投石機將屍體拋入城中，讓卡法城內的軍民感染上瘟疫。生活在卡法的意大利人返鄉時將瘟疫帶入歐洲大陸。
而中世紀歐洲人對猶太人抱有成見，許多地區開始謠傳猶太人是疾病來源，展開抓捕和殺害。
黑死病肆虐的同時，戰爭剛剛告一段落；英法克雷西會戰讓法國傷亡數萬人。
如果當時每個人都能從手機上刷到災難的進展，再信仰科學的人恐怕都要懷疑這是上天的懲罰。
回顧了這麼多歷史，我想說的是：
2020年放在人類歷史上，並不特殊。我們會為集中的災難感到絕望和無力，更多是因為現在信息的發達與全球化的進程，讓許多以前我們不會了解到的災難，都變成“全人類共同承擔的災難”，需要消耗每個人的心神去共情，去消化。
更重要的是，從我們現在看來，歷史上存在著那麼多“接近毀滅”的時刻——甚至人口的死亡是按照幾分之一來計算的——但最終文明都存活了下來。今年開年這些事情，可能在先輩們看來，遠遠算不上“地獄級”。我們的頑強，也超過當代人的想象。
人類的歷史從來都是一部苦難史。我們能夠忘了這件事，或者我們能夠直到最近才意識到這件事，都是一種幸福。
這意味著我們生活在苦難只是偶爾出現的年代呢。
